当然，这些倾听者对自己的国家也几乎一无所知。Jeff一样没法和我说他的巴西。何况巴西连计划生育都没有，而经历了中国字，还有哪种文字，尤其拼音文字，可以在相互凝视时令我口干舌燥？各国的历史都大致经历过极权阶段，在权力的封锁下，叙述者即便把舌头吞进肚里卑贱地活着，他们的作品也未必能挣扎着活下去，即便留下些不期然而然的绝笔，后世子孙解读起来要携带多么大的狐疑？——如Jeff和我，这些果戈里们所谓的虫子一样的人，是无法和外人信口谈论自己的祖国的。我们并不掌握足够的知识，因此并不能给出具备说服力的祖国的细节。信息时代的人们普遍是缺乏知识的，缺乏知识的后果之一便是不具有超越性的道德。即便带着一台能上网的手机，走到哪里都不愁回答不上来别人对具体问题的提问，但没有人会对一个抱着手机的家伙说一句“师尊在上，弟子受教了”。
这就引出我另一个有点耸人听闻的结论：我们这些尚处于“功利境界”的平常人相比真正的精英，缺乏代表资格。占据目前主流话语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对类似的结论深恶痛绝；而很多中国“公知”呼唤的一人一票的狭义的民主，也对这种结论根本地抵触。现在很少有人敢亮出自己精英的身份，有的故意扮作亲民，例如美国总统就很少提及自己哈佛、耶鲁毕业的一样。主流对精英是逆反的。
盛洪教授在《为什么精英重要？》的发言里列举科斯、布坎南等经济学大师的观点，提出：在一个先进国家，应由精英掌握宪政结构中的重要领域，例如担纲大法官、参议员。因为这些人拥有知识，所以立场超脱、道德自律。想起一些美国的民间意见领袖曾呼吁过：为什么永远要那几个老家伙审理案件？法官有他们完整的历史传承，在普通法系国家很多法官祖上都是贵族，这些天之骄子靠什么去追求平头百姓的公平正义呢？按我们阶级斗争史观的理解，金字塔上层的一定疯狂迫害金子塔下层的，所以不如大家一起倒塌，碎砖烂瓦的谁也不压抑谁。可事实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只有碎砖烂瓦之间才你死我活，全无所谓骑士精神、君子风度。盛洪教授认为：“实际上只有靠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让法官去追求做更公正的裁决。”波斯纳也说：法官确实想努力做好，他要追求这个“好”。那这个“好”是什么，他有他的文化标准。文化是世世代代人传承的有关人和人之间的规范的积累和提炼。那么好的文化传统就是更公正，它能使得法官在自己可以任意裁决的时候裁决得更公正。而这种任意裁决外部人是很难介入的，比如说法官裁决责任方赔750好还是赔800好，这个事情没人能确切地说他做得到底公正不公正，除非他做得很极端。这里裁决的时候是他自己的心在起作用，这就叫自律。——我们再回头看，是什么引起了可贵的自律？知识。
其实我一直怀疑“知识分子”的提法，并不是说人加入了知识，成为了其大家庭的一份子；而是知识加入了人，人在知识的帮助下升华了。米兰·昆德拉可以背着捷克文化、布拉格精神去流浪；托马斯·曼可以说 “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钱锺书“文革”后复出访美，一开口语惊四座，各国语文娓娓道来，对中国的文学作品更如数家珍，不可一世的哈里·莱文拜见老爷子，丧眉搭眼地出来：“我知道的他都知道，他知道的我一无所知。”——代表中国之类的事，交给钱锺书这样的人好还是随便哪个“革命小将”、中国留学生好？
最后补充一句：我爱说“中国字”，不爱说“汉字”。倒不在于求学术上的稳妥，实在“汉字”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清楚。而“献-獻”、“一-壹”确实是中国的，又确实是文字，对吧？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2年11月10日星期六
齐白石墓
今天下午下课，朋友说：“走，带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一贯熬不住“惊喜”，半路上让我纠缠出答案——去齐白石墓。虽然我不知道齐白石先生葬在哪里，但迅速在脑子里过一遍周围的环境：菜市场、居民小区、美食街、大中小学校……这是个可以入土为安的地方吗？
直到我们拜谒完回来，我才猛然醒悟：北京的建设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火树银花……对，火树银花。原来的城市格局业已糟改（这里一般用“发展”）得不像样子，可也想不到把齐白石的墓给围在这座城几乎是最拥挤的闹市区了。它在魏公村小区东区西北角，背向车水马龙的魏公村路，东、西、南三面和小区居民的生活带密合。亲密到什么程度？夜市里的啤酒肚们想要放水，贴着墓碑就行了方便……这是在我拜谒的陵墓里阴气最不重的一个。真不知白石老人生前酒量如何！
对老先生的了解并不多，如今脑子里“齐白石”三个字更是直接由那些透明的虾和水草替换为一方窄窄的墓园。想来老先生也是在“火树银花”中“安详地闭上双眼”的——就在他去世的当年，毛泽东遣田家英、陈伯达到跨车胡同看望他，他还念叨着：“毛主席太看得起我了。”是啊，毛主席看得起的人不多。老人家更有理由“洋溢着喜悦之情”了。九月十七日，齐白石逝世的消息传出，各大电台报刊一起吠日。治丧委员会以郭沫若为主任，田汉、夏衍、老舍、关山月、吴作人、郑振铎……还有周恩来、李济深、何香凝等二十五人为委员。
有人对齐白石墓作为“海淀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哀荣”不平，对墓前甚至没有一文半字的介绍转着脖子“不妥，不妥”，我倒以为：白石老人泉下有知，更应以此而继续“洋溢”下去。如果白石老人如愿活够120岁，今天我还能找来这里拜谒吗？不能，一定不能。我略查了点资料：“文革”期间，齐白石墓被破坏，原来用料考究的墓碑被砸烂，齐白石亲书的碑文消灭，1982年重修，碑文由李苦禅先生补笔……现在的墓碑用得是普通石料，原本护卫着墓园的柏树早就没影了。还多亏有“海淀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哀荣”，前几年给围了一圈铁栏杆。
鲁迅说：“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与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什么，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如果他老人家活下来，不用太高寿——75岁就够，他一定宁愿自己是那些站着喝酒、嘲笑孔乙己取乐的“短衣帮”，据说这些人是国家的主人了。至于那些“瘢痕”，早已侵为附在这个民族骨头上的癌症，不等你“惧惮”，不等你“遮盖”……从灵到肉的“荒凉”与“粗糙”一并给你端上来——革命何止请客吃饭？它使阿Q得到元宝、洋线、洋纱衫，将秀才老婆的宁式床搬进土谷祠，还有女人。这便是“革命”的目的。而恰恰是这样的“革命”，却凑成了一部几千年的“二十四史”。这还不够！它甚至跑到戏台上、茶馆里、酒肆烟寮、红事白事，继续为二十四史以外的人传唱。
古斯塔夫·勒庞说：“只有身处群体之中，这些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才能够摆脱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只有身处群体之中，他们才能够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群体的极端情绪来自他们的自我暗示，即“法不责众”——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心理安全感。个体的心理安全感越弱，越需要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以加强这种暗示。相反，个体的心理安全感越强，越不需要、也越反感被掷入某一群体，那意味着泯灭人格、削平个性。中国人的心理安全感是极弱的，所有的潜规则、明规则都在向社会底层深根，上面的树冠越巨大，底层的土壤和水分越受剥削。那为什么这些土壤和水就活该要做花泥呢？它们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可能这抔花泥在起初供给树冠时并不甘心，但时候一长，这个疑问就消失了，越来越少的人记得，记得的人也不敢说、不必说。是什么让他们忘了这一疑问？文化。再具体一点，文化人。是的。就是这些文化人逐渐擦掉了人群的这一疑问，得到的好处就是一张皮，一张可以让他们依附的皮，一张依附起来不失体面的皮。中国人一定程度上“毁”在中国文化上，恐怕没有谁会站出来激烈地否认。文化人亲手催眠了那些土壤和泥土，让它们做了花泥，而最终在“史无前例”中被花泥埋葬掉。
还是回到齐白石墓前吧。它今天的样子非常像一则中国文化人、知识分子的活的寓言。它辉煌过，在比较遥远的过去；破碎过，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重建过，被偷换了材质、重书了铭文；最终确定在一个嘈杂又犯尿骚的小角落里。以后怎样？可能还会被圈起来大肆纪念一番，那时的人早已不记得他们纪念的是个冒牌货。
写于北京家中
2012年7月25日星期三
他人即地狱
——纪念王国维先生
6月2日是王国维先生的忌日，直到此时此刻才能坐下写一写这个我崇敬的学者。中国学术史进入20世纪，处境已经很尴尬了。老祖宗的东西基本被各处舶来的解剖刀抚摩一遍，在王先生活跃的年代虽不算支离破碎，也伤痕累累了。王先生也摇晃着解剖刀走过来，不同的是：旁人做出一副大义凛然、面如冰霜的样子，老爷子嘴边则挂一缕无声的、微苦的笑。
胡适说他：“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鲁迅说他：“老实得像火腿一样。”——就是这么一个外相不风流，内相风流到令人感动的读书人，不为新时代的新浪潮所撼动，把他摆在前清，他还是王国维，即便领一个“南书房行走”的头衔，也不会混到王大将军、王大总督，甚至做不成康有为，也成不了罗振玉。他更永不可能成为曾李左张那样的人物——这样一副面孔摆在谈判桌上“成何体统”？放上马背、置于三军阵前，恐怕令对手面面相觑，直问道：“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王国维例举杜甫、韩愈、陆游这些素来被认为忠君爱国的先贤，并不无痛心地指出：他们“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这样一个人，一眼看穿神圣的本相，又如何奢求他一心一意、无怨无悔地为神圣效劳？他是贾宝玉，他是侯方域，他是长生殿里的唐明皇……
他有这些人的赤诚，却在很多方面比这些人更杰出，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王先生的死因，陈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里写得很清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末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以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有不少学者据此把王国维、陈寅恪都称为“文化遗民”，“遗民”不难想象，究竟什么是“文化”？所谓“钜劫奇变”，又究竟为何不可战胜？
自伯夷叔齐以来，宋亡有宋末遗民，明亡有明末遗民，清亡也有清末遗民。所谓文化遗民，大概指他们并不执著于某个王朝而执著于某种文化——尤其放在清末，可以说执著于整体的文化。彼时的中国文化像一口幽深的古窑，或者不屑于走进去，或者被它的幽静黑暗吓退，或者在洞口捡几片碎砖烂瓦，拿去做学者的奖章或起哄的教具。王国维默默地走进去，跨过堆在洞口附近的废墟，把外面的新鲜空气递进来，那些经得住曝露的文物便留下来，经不住的便继续躲在“钜劫奇变”的说辞背后。历史无论再进化，文化却具有天然的恒常性。当王国维如同陈寅恪所说的凝聚了整个文化精神之后，他的生命之于历史便有了超常的意味。在此，生命的空间性消解了生命所置身的历史的时间性。也即是说，生命之于文化精神的凝聚使王国维这样的历史人物不再仅仅是文化芬芳的威受者，而且他的存在就是芬芳本身。他可以是一张桌子，摆满瓜果梨桃任君流连；他也可以是一棵树、是随便堆在后院的木材，一动不动地守在那里，把寂寞的时间拖成一副更加憔悴的空壳。试想这样一个人：你打在他身上的侮辱他都点头称是，并不反抗，并不跳起来叫嚣他的反感，但他像雕像一样守在那里，继续送来的侮辱只能是落在他肩头的一只麻雀，等他满身都落满鸟粪，他选择安静地坍塌。正如李劼所言：“王国维的自沉不是被历史的遗弃，而是其生命以拒绝指认的高贵姿态遗弃了一部可疑的历史。”历史对文化人来说是多余的东西，对贩夫走卒更是多余的东西，它的流动固然带走了浸在泥沙里的陈腐，也含混地拨动着人的坐标，令到岸的我们刻舟求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