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说：“人被迫自由。” 海德格尔说得更彻底：人不自由的时候感到不满，人自由的时候感到恐慌。即便自由是这么一个烫手的洋芋，他人的干涉也损害着我们站在这个并不美妙的起点上体验世界。于是，《间隔》里的男主角终于替全世界千百年来的虚伪文人喊出：“他人即地狱。”对王国维来说，他人即便不是地狱，也不会是天堂。他太理解贾宝玉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太理解即便借叔本华之眼，贾宝玉也还是痛苦的，他的痛苦是一种伟大的颠覆，并在颠覆的起点上不断延伸，一直延伸到整个中国文化——“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叔本华解读不了《红楼梦》，萨特仿佛可以，但时空的局限，他只能遥遥地丢下一句“他人即地狱”，既解救不了贾宝玉，更解救不了王国维。王国维也好，贾宝玉也好，受困于他人的地狱里，以审美回应无边无涯的痛苦。王国维的《红豆词》，其中两句“纵教踏破江南种，只恐春来茁更多”；评纳兰性德：“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可略看他窝在审美的角落里，瞪着一双携带几分卡夫卡式恐惧的老眼，穿过墙头上的枯草，投射在心中一个尽可能干净、尽可能孤独的梦。
安·兰德曾被美国头号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说成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在她的小说《源泉》里，主人公霍华德是个建筑师，经历一系列波折，他最终成功了。在他的成功之路上，最疯狂的莫过他亲手炸掉自己设计的房子，只因为他的设计被工程的主持者修改了。我一直怀疑“成功”这个概念，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和最愚蠢的人凑在一起，商量着确立了它。多少人在盲目追逐成功的路上腐烂了，多少人终于挺到成功之路的尽头，而被先行一步的欲望养蓄至臃肿的成功已丝毫勾不起幸福感。兰德的“邪恶”很可能在于她高挥着“个人意志”，在个人意志的语境里，成功被无限宽阔地诠释着，以致于不成功也挺好。放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很容易看清：成功终究是俗人手里揉脏的抹布，它掩盖掉的东西、顺手污染的东西，远远大于它在灵魂的烛台上清理出的光泽。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里以高更的生活为基础，创造出查尔斯这个人物。他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字条后离家出走，只身去了巴黎。他在巴黎果然经历了人类能想象到的所有噩运。又过几年来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与土著人一起生活，身患麻风病，双目失明。刘瑜在短文《另一个高度》里评价查尔斯道：“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我们太多人作为所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被拱向“人们”里面的那个“们”，并在沦落半生而又不至于堕落提不起来后庆幸自己成为大多数。而从大宇宙、大世界、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分工也许是合适的，那些绝顶优异的思想者、知识人负责“人们”里的“人”，茫茫庸众负责“们”——只是在“们”的队伍里，我们可不可以给自己保留一些“人”的瞬间，把心脏的跳跃从六便士上暂时移开，以真诚的苦闷悬一轮独照我心的明月？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写道：“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外物是无罪的，“轻视”相比“重视”并不一定代表着深刻，人究竟有没有诗意，要看他是不是在流浪。背包远行是流浪，原地不动也是流浪，与人握手是流浪，把酒言欢也是流浪——一旦安定下来，人就回到社会关系中，成为“们”里的一员。鲁迅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鲁迅是资深的流浪者，光是“鲁迅故居”全国就好几处，日本也有；鲁迅也深谙流浪的深味，化笔底的冷静尖刻为浮动着勃勃生机的语言，不光从思想上，从审美上也是超越时空的。孙郁在《鲁迅对汉语的贡献》里说：“他无疑是一个忠实于存在、历史和自我的人。”——越是现实主义者，越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家。
我们在互为地狱。因为我们除了“自我”这一亩三分地，走到世界上的哪里都是“他人”。我们的存在互相挤压着，我们的历史互相纠葛着，我们的自我互相离间着。谁都不自觉地收编别人，收编别人进入自己的梦想，进入自己的价值观，把别人变成自己的一段历史，装在自己作为“他人”的地狱里。这个被装在地狱里的人，如果没有霍华德和查尔斯的勇气，便只能在“们”里永世囚禁着——直到他彻底忘记在自由里呼吸的方式。
王国维做到了什么？他不过是一个终生的流浪者——他到哪里，旅途就跟到哪里。
初稿写于K大学图书馆
二稿写于北京家中
2012年6月5日星期二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我对两首歌毫无抵抗力。一是《恋曲1990》，再是《你的样子》，都是罗大佑写给电影《阿郎的故事》的。无论从哪个窗口飘来这两首歌，我都会站住，从第一个音符跟到最后一个，停二三秒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
舒曼、勃拉姆斯他们的作品当然是音乐，称流行歌曲为“音乐”实在是人类语言贫乏的表现，一些并没有天才、甚至缺乏起码是非和品味的造声者动辄称自己“音乐人”，也是社会分工并不美妙的结果。在我心里，罗大佑的这两首歌可以叫音乐，两三百年后的人们玩赏起这些旋律和词句同我们今天品鉴舒伯特的《鳟鱼》、《野玫瑰》大致不离。对其他的“音乐人”完全没必要苛责，一个时代若能在音乐的沙滩留几片记忆的海水打不褪的贝壳，已经不算平庸。此行业内剩下的人也要吃饭，而行业外吃饱了饭的人往往就不那么认真——能把生活和生命清楚地分开，并在分界线上站定了不走，配上天才和运气，估计能在贝壳上刻几道虚线。从声音的编年史看，罗大佑的时代不平庸，我们这个时代够了一点它的尾巴，也还过得去。很难想象我的儿女们会在什么样的声音里长大，耳机越来越大、播放器越来越小，这几年却不听歌，越听歌越想念过去。
还有一个原因是人的变迁。人的变迁包括作为消费者的变迁和作为听众的变迁，而更重要是作为听众的变迁。可能是娱乐途径过于多元，听众变得非常好对付，歌曲不好——干吗那么认真，有的是可选，实在不可选就干点别的。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缺乏真诚。反映在歌曲身上也是这样。中国人的真诚是独特的一种魅力，它很有节制，不会拉开大嘴苍白地呼喊，“我爱你呀”，“我痛苦啊”——它因此而归于各自的审美意象，“流水落花春去也”，“为伊消得人憔悴”，谁走开这条月光下打扮着乌鹊寒枝的曲径，谁就会掉到一片完全失重的虚空。任你怎样拳打脚踢，别人感受不到力度，只有表面化的动作而已。当然，如今的虚空业已“客满”，踩在更愚者的头顶上也找到一些重力感觉，动动拳脚也有人喊疼，似乎“我爱你呀”，“我痛苦呀”也产生某些真诚的仿像。是的，仅仅是仿像，来自遥远的有关真实生命的传说，节奏足够人躁动的话，歌词就来得更为缭乱。
评视中国人的变迁，至少要从生活层面和生命层面来看。生活的话，不用多说，从隔着山沟喊话到互相之间发微信，变迁是显著的；生命层面的变迁，最主要体现在天人关系的割裂。
传统中国是农业国，天人合一深刻地体现在民族心理和文化习惯上，皇帝称“天子”，百姓愿意相信，正因为“天”是一套完整的信仰体系，顺天时、致中和、忠君爱国一脉相承，荀子曰：“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违和就会动摇主要宇宙势力，即所谓天、地、人的合理运行。换言之，天、地、人从来是绑在一起运行的，它们互相成全靠的就是“合一”。从荀子、庄子起，中国哲学的折中趋势逐渐开始，儒家知道“道”之末，而不知其本；道家知其本，而不知其末，两家合一才是全部真理——这里又出现了“合一”。粗糙地说：儒家是人学，而道家是天地之学，天人合一竟在广阔的形而上的层面再次发生。
天人合一支持了中国人超过三个千年的生命观，这一观念永远不会过时。严复先生在《译<天演论>自序》里认为：“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易》书中对此的发挥早于西方很久很久，“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错不在古人，在不肖子孙不学无术上。严复、康有为等人都尝试以“文艺复兴”的方式启蒙，送郁积如山的老花眼们回两千年多前朴素的起点，云端盖楼的日子太久，降下去踏一踏泥土吧。人类在环形轨道中运动着历史，走得越远越接近于回归。哲学真正说来没有取得任何进步，隔着遥远的时空，我们和希腊人研究几乎同样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说：“……对于‘实在’的意义，哲学家们并非具有比柏拉图更进一步的理解……”智慧的花园里再没有加入新的科目，我们再怎样组合它们的基因，也暂不会让花的种子直接结出钻石。有时候不是太新，而是不够旧，某种程度上：怀念过去是对未来最强烈的想念。
所以我迄今不认为中国人“清算”原有的天人关系是件好事。反正走着走着还要走回去，庙门变了，扫地的和尚变了，即便佛像也变了，拈花一笑是不会变的。生命层面的中国人涣散得太厉害，至今已逾幻灭。我们拥有了飞行器，却离天空越来越远；拥有了机动车，却离大地越来越远；拥有了房子，失去了家；拥有孩子容易，拥有爱人很难；活命容易，生活很难，以致于多数人不过如王尔德所言“只是存在着罢了”。这不仅仅是“不接地气”的问题，在于中国人逐渐丢掉大生命观、大生命情怀，变得越来越小气，越来越偏私。民族主义居然成了越来越多人的挡箭牌，披着它招摇过市，却也能四处讨好。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中国”作为政治概念是近一百多年的事情，过去动辄称“天下”，虽然明知道不可能真的成为每一片土地的主人，但习惯了关注“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习惯了把世界的制高点作为运行思绪的位置。及至中国的知识分子，乃至近代，如鲁迅，把关注天下作为自己内在的生命需要，尽管与天下充满了隔膜，也拒绝把自己悬挂成一张灶王爷的神龛去呼吸那些虚无缥缈的香火。
如今，对大生命的关注在减退，各自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活的欲望无限膨胀，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只偶尔被唤醒（如汶川地震）。反映在流行歌曲上，如提线木偶在半空中耍得热闹，一切都是做上去的，不是自然送出来的。每当唱起“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想起十多年前的黄昏，一家人吃过饭凑在广场上纳凉，有穿着连衣裙的彩虹一样的姑娘，夜已经深了还能照亮周围一圈的黑暗，有压着眼镜聊天的小伙子，看谁说到精彩处能博得姑娘朝这边扫上一眼……画面里满是真诚，不会像现在听见一些歌曲，唯一让我联想到的就是交叉在一起的欲望。15年后，当《泰坦尼克号》再次上映，卡尔被越来越多人理解，杰克死得倒不如当年那样壮烈，背后生锈的就是人心里的真诚——我们陷在生活的水草里，令生命的夕阳逐渐沉在远山。
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不再唤起一个民族的激动时，这个民族就真的老朽了。而当乌溜溜的黑眼珠唱不出你的笑脸，你也渐进忘了真实的幸福是什么样子。一个时代值不值得留恋，还要看它召唤了什么，而不是虚悬起什么。
写于英国Swansea
2012年4月27日
历史的痛感
——《马关条约》签订117周年
不论隔着多长的岁月，信史往往带来痛感。痛感不需要学者在一旁考订，把大致的情节展开、人物排下来，有良知的人自然感到不舒服。从来没有哪种标准可以比较哭声和笑声，为历史落几滴泪，或者为它哈哈大笑都让人觉得真诚，而落下的眼泪频繁浸为后人零落的墨迹，恐怕历史自己也会伤心。
1895年的今天，《马关条约》签订。清朝代表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和钦差全权大臣李经芳，日方代表为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因李赴日后遭刺，赔款减为库平银二亿两；缩减辽东半岛割让范围并减三处商埠。我们自小接受的教育：李鸿章是汉奸！卖国贼！稍在课本外读几页书就会清晰地看到李鸿章的无奈；年纪再大一点，无需刻意多读，又要看到李鸿章作为大清一“裱糊匠”的可怜。中国人是爱动不动就讲原则的，尤其牵涉所谓的爱国。原则是什么？诚如马克·吐温所言：“原则是偏见的另一个名称。”原则大都作为一层尘土，附在历史的印章上——我们要打一个清晰的印记，还要先行擦掉它。爱国是什么？王尔德说：“爱国是恶人的美德。”多少爱国者事实上做了蛀虫，附在胜利的华表上，一天天地啃干净上面的龙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