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民国元年（1912年）2月15日，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在大总统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当即致电远在北京的袁世凯：
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民国成立后，孙文与黄兴两位革命党首领应袁世凯之邀，先后抵达北京与之共商国是，这是近代中国三巨头的第一次相见。多次密谈后，孙文的感慨是：“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黄兴见过袁后，也对党内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这和前清李鸿章的遗言“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有什么两样？
后来，国民党人称孙氏不做民国大总统是出于革命家的博大胸襟与谦让精神，而实际上，孙氏既没有把握坐稳江山，各省代表们也不会把票都投给他。不然，他哪会牺牲自己和同志们浴血奋斗多年争来的胜果，而让一个前清的备受争议的人物去独享？
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这是孙文当时的说法，虽内蕴激励袁氏的含意，但又何尝不是孙氏政治观点的坦白？从来没在体制内待过的人，遽然上岗，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这是谁也不敢打保票的事啊！于是乎，孙氏就由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既然中华民国的开国领袖都这样讲了，你能说这漳洹水既浅薄又粗俗吗？
看来，满天下传闻是老袁曾出卖了谭嗣同，捎带着也出卖了“旷代之圣主”光绪皇帝，但他的声誉在当时并未受太大的损失；而且，尽管他悍然称帝得罪了天下人，但以他的侧面头像为标志的民国货币——银圆（俗称“袁大头”）却一直使用到他死后的好多年。中国人不光在货币流通上需要他。
北洋军阀集团只是在这个首领死了之后，才分化了，而且被人分化成以籍贯划线的“系”，即安徽籍的段祺瑞的皖系，直隶籍的冯国璋、曹锟的直系，乃至外围的奉天（今辽宁）籍的张作霖的奉系，此三“系”相继成为袁世凯身后的北京政权的统治势力。
极为巧合的是，各系独霸北京政府的时间竟和袁世凯秉政的时间完全一样，各领风骚整四年——袁氏：1912年4月——1916年6月。
皖系：1916年6月——1920年7月。
直系：1920年7月——1924年10月。
奉系：1924年11月——1928年6月。
袁世凯之后，他的军阀小兄弟们明争暗斗为的是权力，轮流执政凭的是武力。他们脾气不同政见不同手段不同，但自始至终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即他们谁也不能不高举着袁世凯的思想旗帜。尽管他们也知道老袁晚年犯糊涂得罪了天下人，但其统御天下的思想和手段却是继任者们离不了的宝贵遗产。他们自愧弗如，他们一脉相承。
就在北洋政府眼皮子底下，著名的北大教授陈西滢先生在《现代评论》上直言不讳地写过对老袁、孙中山和其他军阀们的评价：
民国以来，有实力的，只有袁世凯雄才大略，是个了不得的人才。中山先生是新世纪（即未来时代——笔者注）的政治家，现在的中国实在也配不上有他。所以限于实力，什么也行不通。其余的军阀，都是时势造成的草包，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他们完全是政客的傀儡，弄得身败名裂还不知道什么一回事。
多变的冯玉祥自认为不是草包，所以就对先大总统颇不客气，在独揽了河南省军政大权之后，就下令将“袁氏逆产”全部没收，其洹上村成了安阳高级中学，部分袁氏珍宝和家具被他下令拉到了开封的省政府里陈列和使用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将该校改称河南省第二高级中学。抗战初期，有人趁兵荒马乱之际哄抢了洹上村。日本人占领安阳后，在附近建机场，又伐掉了袁林的不少大树，拆除了袁家的不少建筑材料。抗战结束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展开了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河南安阳一带乃“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的必争之地，战火无情，最终把这个中西合璧的豪华建筑群炸成一地残砖碎瓦。
洹上村没了，只有瑟缩于洹河上的袁林孤零零地留在中原大地上，任流年慢慢剥蚀，几近被世界遗忘。
袁氏一生，骂名累累，而最为国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竟然批准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我一直跟着人们骂，但从未自己解读过当时的文字。直到有一天，读到当事人曹汝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后，才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干脆说吧，即“卖国贼”并非无缘无故而“卖”；而且，我还新知道一点，就是人们辈辈指责的“二十一条”并没悉数签订，最丧权辱国的第五号各条，均未签。
援引曹氏的话，可知一二：
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关于当时的背景不可不交代：
民国三年（1914年），德与英、法在欧洲交火，中国宣布中立。日本人正想在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德人在远东的租借地青岛，与英国人联手出兵山东，向青岛的德军宣战。德国无暇东顾，日本如愿战胜。但日本人却在我的家乡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赖着不走。袁命人与日本人交涉从山东退兵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个极不平等的《觉书》（外交文件），有五号（项）共二十一条款，故时称“二十一条”。无耻的日本人瞅准了时机——英、法、德、意、奥、比和美国这些有实力的世界强国正忙于在遥远的欧洲大战，一时谁也顾不上东方，而虚弱的中国自身又定然打不过日本，所以，他们趁虚而入。
曹汝霖时任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副部长），因参加此项条约的谈判而一生都被“亲日派”和“卖国贼”的恶谥死死压着，“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他的家。该“贼”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
他生前在美国发表的《我与廿一条》是这样记述的：
（1915年春）日置公使（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
本应向外交部递交的文书，却要当面交给驻在国总统，且敢令其“速令裁决施行”，可见日本人对我国之蔑视。
对如此无礼之倭国使节，袁世凯早就在朝鲜见过，所以，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
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
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曹自称）四人到府（总统府）。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日本人提出的《觉书》到底都有哪些条件呢？曹氏云：
揣日本此次所提之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
难怪袁世凯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觉书》上批注：“荒唐荒唐”、“实堪痛恨”！
遵照大总统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长与日本公使等举行谈判，从冬谈到春，前后三十多次会议，谈判殊为艰难。曹氏的回忆文章中屡屡出现这类记载：“彼此辩论很久，直至散会，没有解决”，“会议多次，各执一辞，终未获解决”，“争到舌敝唇焦”，“遂于不欢中散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