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北伐军的枪炮声中，黎元洪的遗体被安放在漆着黑漆的楠木棺材里，他的寿衣既不是传统的长袍马褂，更不是一身北洋将军的戎装，而是那身大总统礼服，胸前还缀着大总统的金质徽章——他自认是无愧于这一职务的。
他的死，何尝不也是北洋时代寿终正寝的象征？
他死后的第五天，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第十天，国民政府通知中国驻外使馆改挂青天白日的新国旗；第十七天，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市因失了京城地位而改叫北平。尽管奉军还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的统辖下，但是，北洋时代真的结束了。
推翻了“反动军阀政府”的国民党政权，对担任过这个政府首脑的黎元洪表示出了不小的敬意。因为，他们于这位下台元首之死有难逃之责——北伐军打到鲁南时，先要没收黎元洪的中兴煤矿（今枣庄煤矿），后又向该矿摊派军饷一百万元并限期缴清。在北伐的大本营广州当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的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黎氏等中国大资产阶级来说，革命就是绑票。遭绑的黎元洪受此重创，心绪大坏，在马场看赛马时忽然昏迷，几天后便溘然辞世。
6月8日，战火尚未熄灭之时，国民政府就颁布了优恤令：
前大总统黎元洪，辛亥之役，武昌起义，翊赞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利诱威胁，义不为屈，凛然大节，薄海同钦。兹闻遘疾弥留，犹廑（勤）国计，追怀遗烈，怆悼尤深。
所有丧葬典礼，着内政部详加拟议，务示优隆，以彰崇报元勋之典。
此令。
他的那位国士朋友章太炎则以一副挽联说尽故人一生：
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佞寇”不言而喻，“谯周”则是三国蜀汉的一位大学问家，写《三国志》的陈寿即其弟子，但其力劝后主降魏的行为一直被后世史家诟病。章夫子此处用谯周的典故，意在暗讽那些在北洋及国民党时期都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所谓“政坛大佬”。
令人意外的是，同在天津洋人租界里当寓公的段祺瑞也赶来吊唁。两位北洋老人，互不原谅久矣，虽说同居一地，老死不相往来。但闻黎元洪过世，刚强的老段却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他面对长眠了的政敌，不禁老泪纵横！
用国民政府提供的万元丧葬费，家人们把这位喜欢西方文明的前总统安葬在了他在德租界特别一区中街的“黎氏容安别墅”院里，墓为西洋式的。
大殓之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及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共同在北平发起公祭仪式。北海公园成了吊唁场所，新扎的素彩牌坊上缀满白花。牌坊上的横批没什么新意，就是这种场合常见的“名垂千古”四个大字，倒是两边的挽联言简意赅，分别是“首义”和“护国”，只四个大字就把他毕生的功劳都浓缩在里面了。蒋总司令用一场过于庄重的祭奠来弥补自己对共和元勋的亏欠。
五年之后，黎元洪与正妻吴氏的灵柩迁往武昌暂厝，两年后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以国葬的最高礼遇安葬了这位前政府的元首。是日，全国下半旗，停止娱乐活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了“民国元勋”匾，国民党中央、军方、各省市代表、外国人士，以及多达五万多名武昌民众参加了这一迟到的葬礼。
九泉之下的黎元洪，终于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褒奖。
后来，我曾找过天津河北路二百八十三号，史料上记载，那是原英租界茂盛道上的黎元洪旧居的地址。但见车流湍急如汛期之海河——此址已拓宽成了天津市内的交通干线，哪里还有半点民国建筑的影子！
黎元洪在天津的另一处遗宅也不复存在，据知现址是烟台道上的儿童影院。
那座在原英租界里占据了好大一片地的黎公馆，是黎元洪的第一处天津住宅，有四幢小楼，共一百七十一间屋，可见其公馆之阔绰。几座小洋楼中，最有名的乃戏楼。每到传统节日与辛亥革命周年日，黎元洪便广请宾朋来家看名家唱戏，他念念不忘他是“民国一分子”。后来，那条街上的北洋旧人的寓所越来越多，抬头不见低头见，使他不得开心颜，他才又往德租界另购地皮建起新宅。新公馆建成后，他的元配夫人留在旧宅居住，他只在逢年节时才过去邀请故旧赏堂会。
历数津门豪宅，没有哪一个下野了的国家领导人能比黎元洪过得更潇洒也更从容。
我是个半点功名也没有的白丁，得不到他的邀请，所以就不去他的硕果仅存的戏院——今天的天津小光明影院去探看了，即使去了，相信也看不到任何黎氏遗迹了。现今的观众，谁还能在萧条的银幕上隐隐看出叠印着的一个老古董的身影呢？
天津的黎公馆面目全非，但北京的东厂胡同里却大致如旧。不过……
我有些心惊地发现，考古学家夏鼐的雕像后有捆着的包裹，而其西侧也有什么东西被用塑料袋扎得紧紧的，像要搬家的模样。看看窗上的蒙尘和门隙间的封条，再看看枯死的老藤和被劲风折断的满地碎枝，我忽然感到了瑟瑟风中分明透露出的一丝丝让人发冷的不祥信息。
莫非，这座著名的大院也要被“改造”？
王府井大街乃至整个北京市的“旧城改造”已经大有成效，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以举世独有的大片明清建筑为牺牲物的“旧城改造”工程虽让不少如在下之类的“恋古癖”们太息，但也多少宽裕了久居此地的百姓们的生存空间，提高了整座都市的繁华度与“世界化”程度，当然也顺便生产出一些官场上和生意场上的巨贪——“顺天府”的前任“父母官”不就栽在这条大街的南端吗？
现在的王府井，只有那座洋教堂（清时的“东堂”）得到安慰性的照料，从南头看到北头，谁能再说这是一处举世仅有的东方皇城里的王公宅第群？拆掉的不仅是陈年老屋，还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拆掉就永远不再重现。患了“统一模样症”的新建筑们好则好矣，但你能知道这一座摩天厦与那一片光幕墙是矗立在哪国哪地，又体现着一种什么文化吗？
我欲因之祷上苍：保留东厂胡同这座庞大的名宅吧！
怅然登上风骨嶙峋的假山。山上一棵楸树已经很有些气势，却不知是否黎氏当年手植。偶一打量，极意外地发现了两块石上居然还有先前的刻字！一曰“岭崎磊落”，一曰“崖半亭高”。是从前的清代某大人寓此时所镌呢，还是黎元洪购得此宅后刻石明志？旧时代的遗存居然还有这么多，我一时喜欢莫名，不觉忘了方才满腹的郁闷。
登上了假山，却走不进那座著名的八角亭。九十多年前黎大总统经常接见贵宾的风雅之地已被砌了灰砖，垒成“亭子间”，且各面的窗上尽糊着白纸，让人怎么也看不透里面储藏着什么。
八角亭该是储藏着许多奇闻轶事的。比如说，当年主人如何在此接见黎氏故居里的假山与八角亭，黎元洪经常在此接见贵宾。各方俊杰，商讨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中共早期领袖李大钊正是因为拥护这一主张而在党内饱受指责，不得不一再检讨）；再比如说，逃离京城前的蔡锷怎样坐在亭子里向主人发下豪语：“四十日后必有佳音”；还有，我的踌躇满志的胶东老乡吴佩孚如何走出亭外对主人畅抒安邦鸿志……
俱往矣！凉风打着呼哨掠过，席地掀起一道看得见却躲不过的沙尘潮。
我沿八角亭走上当年的空中长廊。
长廊已不长矣，只余半截，就颓败至山下。残存一段，柱栏朱漆斑驳不堪，窗台和地面积尘盈寸。廊房一间间被临时门框隔开，似前几年还各有所用，但现在又统统舍弃。
第二柱内的墙角，竟有一铁制保险柜弃置地上！它显然是北洋时代的旧物，床头柜一样大小的笨重个头，坚实的构造，厚厚敦敦地承受着近百年的风雨侵浸。虽那时尚无密码锁附着其上，但两片又大又粗的铁活页也足以使内藏物品安然无恙。保险柜正面的六瓣花造型之上，依稀看出“025”这一编码。
我费力地掀开保险柜的顶盖，空空如也，只一柜底的积尘随风而旋。
我知道，他的政治遗嘱是不会残留在这保险柜里的，那十点《最后的意见》其实很有考古价值。
比如他说：
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
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
参酌近今中外情势，似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
再比如他说：
毋率尔破坏社会组织及家庭制度，俾免各趋极端；以法治范围全国；
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
毋忘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当视物质文明尤为注重……
所有的文物，都有收藏价值。但大部分旧朝的遗产，并未能被妥善收藏并精心研究之。物质的文物的流失一直是泱泱大国的心病，那么，精神的文物的废弃呢？
我有些怅然，便轻轻合上保险柜的铁盖，还好，总算没被里面厚厚的尘土呛着。
黎元洪第二次下野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他把这座已经扩展至四十八亩地足有五百多间房屋的偌大院落，缴了经办实业的学费——他任董事长的中兴煤矿因连年遭遇新旧军阀的混战，终致亏损，为还银行贷款，无奈只得把这“大德堂”卖了三十万元以偿债。
新买主是中日合办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有文章称，这是一所特务机构。若果真如此，那东厂胡同可能又恢复了大明王朝时的社会功能。抗战结束后，日本人走了，这所院落又成了文化人的聚落。其中一位清名远扬，他叫胡适。后来我才听说，胡先生的大批弥足珍贵的藏书和笔记，一直尘封在这个院子的某个角落里——也许，正是我所见到的那个凋敝的图书室中？
出大门后，回到王府井大街，我不由自主地沿当年“大德堂”的后院墙北行了几步。
此墙居然还保留着一段原貌，起始的一段是清末民初颇为时兴的西洋式院墙，雕花装饰与基础均十分别致，只是后面改了模样，平庸地顺着胡同向西伸延。
蓦回首，见一方红色路牌在无言昭示——翠花胡同。
原来，这条并不起眼的细巷，就是北洋时代大名鼎鼎的翠花胡同呀！
2000年1月18日下午，我在黎元洪故居外墙发现了这块界石，我把积雪搓上去后，“黎大德堂界”几个字便显现出来。十一年后，我再次来到翠花胡同看望这唯一的黎宅遗迹，却发现此珍贵文物已经被水泥抹平。
虽不知翠花胡同深浅，但我知道，里面有一座当年热闹一时的宅子，即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办公地。袁世凯统治后期，这条窄窄的胡同是危境，因为孙文发动“二次革命”以后，袁氏取缔了国民党，当时，政府的密探、军警们一定像他们的老祖宗魏忠贤公公他们那样尽职地从事着特殊工作。幸自黎元洪执政始，党禁解除，国、共两党的北方大本营才重又活跃起来，成了北京国民运动的发源地。革命党的党部与大总统府邸比邻而居，和平共处，国内民主政治才渐渐复苏。只是，好景不常，到了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时，因喋血的“三一八”惨案，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成了罪在不赦的“赤党”，国、共两党的北方领袖徐谦、李大钊等人悉为政府通缉犯，市党部被查封，翠花胡同才复归无声无息。
因天冷，翠花胡同行人稀落，正好可由我细细觅找近百年前的历史遗痕。
果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在那段硕果仅存的保留着民国原貌的墙脚处，我极意外地发现了几个模糊的刻字。俯身辨识，十分难解，但待我把地下的积雪搓上那块小碑后，那几个字便逐一变得清晰起来。
这几个字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真正是这所历史名宅的注脚：
黎大德堂界址
其中，“黎”与“址”两个字已经被后来修复此墙时的水泥抹得看不太清楚了，“德”勉强可识。
识“德”难，识一个污烂时代追求“大德”的故人，尤其难。
2000年10月13日完稿
2005年7月12日修订
2011年6月17日重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