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旧居及其他
上海篇
冬日的雨，总是不大不小地淅沥着，而且，没完没了。
江南的冬，其实比北方还难过。它没有诗意的雪，却有俗气的雨，一天到晚没个停，淋得人浑身上下湿漉漉、潮乎乎的，心也发冷。
没有火炉或暖气的南方，往往让人无法躲避寒冷。
没完没了的雨。而且，数这一次最惨。2000年1月7日这天，我从上海的新亚之星酒店一出门，就被霏霏冬雨追上了，没走多远，已头脸如洗，鞋袜湿透。走在淮海中路上，越走越冷，越走越狼狈，心中的本来挺旺的希望之火，竟也随着霪雨的浸润而幽幽欲熄。我忽然对自己的上海之行感到有些后悔了，因为我想看的这个人总是躲在历史的阴影之下，让人只能感受到其存在，却看不到其真实的面孔。
你，段祺瑞，北洋时代的强人，风雨中，我找你干吗？
共和国的所有教科书上都将段祺瑞认定是历史的罪人——反动的北洋军阀代表，皖系军阀首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残酷镇压了“三一八”爱国运动的刽子手。因为中学语文课本上有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我牢牢记住了大军阀段祺瑞的名字。学而优则“农”（下乡插队务农）的时候，整天翻阅县里发给知青点的十几册单行本的鲁迅作品集，在背诵了一堆鲁迅式的警句的同时，我更加深了对段祺瑞的憎恶。因为鲁迅在若干篇传世的杂文中，对下令屠杀学生的段氏痛责不已，甚至称1926年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在只能听到一种高分贝吼声的时代，人们失去了正常的辨听声音的能力。
返城就业之后，我曾在驻军家属院里住过几年。江山是军人打下来的，所以，驻军机关和家属院往往占据着每座城市最好的位置。我所在的大院就在青岛有名的风景疗养区东端。门前一条土路，从市区唯一的佛庙——湛山寺蜿蜒下来，直通大海。
这条路叫芝泉路。
芝泉路是青岛仅有的几条不以国内地名命名的路。它曾让许多对青岛历史有兴趣的人感到困惑，因为岛城的路几乎全是用省、市、县名命名的，而中国并无“芝泉”县。直到某一天，我忽然悟出这定然与段祺瑞有关时，疑惑才涣然冰释——段祺瑞，字芝泉。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似乎成了北洋要人们下野后不约而同走上的一条黄昏路。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凛凛屠夫，到终日吃斋念经的佛门弟子，失意了的将军们极为难得地静下心来，让袅袅香火填充因屠戮太多而产生的内心空虚。
青岛的湛山寺，就是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发起募款兴建的，现在崂山名景“潮音瀑”那三个大字，即叶氏来青时所题。上世纪30年代，主政青岛特别市的市长沈鸿烈，正是北洋时代的东北海防舰队司令。因而，晚年自号“正道老人”的段祺瑞便应湛山寺住持倓虚法师和叶恭绰、沈鸿烈等北洋故交之邀，从上海专程来青岛，为这座正在筹建的新剎捐款。为了纪念段氏的这次施善，青岛当局便把湛山寺前的新路命名为“芝泉路”。我自以为是。不过，仅因区区两百元捐款，便把一条修在青山碧海间的新路名回赠给施主，显得太过慷慨了吧？后来，我才想明白，当年的青岛主政者执意要把“芝泉”雕刻于路名中，还有更深的酬谢之意。
青岛芝泉路，是全国唯一以段氏命名的马路，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因段祺瑞的字在1949年后鲜为人知，故保留至今。
于是，青岛市区就有了两条以人名命名的路，一条是全国哪儿都不缺的中山路，一条即绝无仅有的芝泉路。
嵌着“反动军阀”的字的路名竟然一直保留至今！显然，共和国时代的人们从来没意识到岛城的数千条路名里会隐藏着这么一个险恶的“千古罪人”！历任主政者的无知竟然也能让历史真相幸存。
上海的淮海中路也曾暗藏“历史罪人”。这条位于旧时法租界内的十里长街，曾以“霞飞路”扬名四方。“霞飞”不是一种美丽的自然景观，而是一位法国元帅的名字（Joffre）。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法军总司令率法军战胜了强大的德军，为法兰西和自己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欧洲人爱以名人名字为路名，于是，上海法租界里这条最长的大街，就被租界当局命名为霞飞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收回法租界，此路改名林森中路——林森乃抗战时死于车祸的国民政府主席，和段祺瑞一样，在新中国的语境里，也是反动政府的头面人物。到了1949年春天，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挟淮海战役大胜之“剩勇”（毛泽东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一举攻占了大上海，“华野”司令员陈毅成了共和国首任上海市市长。为向新市长致敬，此路遂改为淮海中路。
在叫“霞飞路”的半个世纪里，上海一直是远东最大也最繁华的国际化都市。这当然与长期存在的外国租界有关，洋人不光把美丽的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栽进了这条大路的两旁，还把各种先进的理念——包括“人权”等——也都栽进了上海的土壤里。那时候，无论外面政局有多乱，租界一直是中国各类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避风港，到了全面抗战开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此避难的人们干脆称租界是“孤岛”了。
然而，人称“段合肥”的段祺瑞与上海无缘无故，其一生的政治舞台都在北京，晚年为何抱病来上海定居？晚年的老段，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与胃病，常年吃斋无疑更加重了这位居士的病情。既吃素，何来沪？沪上远非清净处。
我对这个人知道得实在太少！
淮海中路上，车来车往，阴雨天让大上海的泥点子满城飞甩。躲着飞溅的污水，侍茹女士陪我从西向东慢慢找了过来。她所工作的报社就在这条路上，大院里那幢精致的别墅，据称是民国一级陆军上将何应钦的故居。
淮海中路上，这种前朝的洋房太多了，且都保护得不错。它们悄然而立，各据一方，正在栉风沐雨梳理着各自的大家气度。叫霞飞路和林森中路的时代，这条路一直是“上等人”才住得起的地方。从何应钦的旧家出来，与宋庆龄、蒋经国等人的故居擦肩而过时，你会有一种走进民国时代的错觉。
当侍茹把她的花伞向上一擎，说声“到了”时，马路对面一座黑黢黢的大门便在我眼前定格。直到这时，我才想起，这趟到上海，最想看的，其实不是俄罗斯“莫伊谢耶夫国家模范民间舞蹈团”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而是民国时代的名人故居。其中，就有袁世凯之后最有影响的北洋巨头段祺瑞的宅邸——淮海中路1517号。
查到这处地址，得感谢在上海结识的年轻朋友华健雷。她在一本书中得知，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即民国时的“段公府”。知道了这个地址后，我很想亲眼看看，性情刚烈的老段的最后的时光，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打发的？他怎样把自己的火性在每个晨昏的诵经声中一点一点销蚀没了的？
这些年，我在各地看过不少时代巨子的旧居，所以，我太知道吃闭门羹的滋味了！住在老房子里的现主人可不管你来看什么历史遗痕，只要素不相识前来打扰，他就不高兴，就不由分说地往外轰人。居民如是，单位亦然；北京如是，南京亦然。当然，如果我住在哪所名人住过的宅子里，没准儿也是这德性。在丧失了友爱与信任的社会里，人际相处，冷漠拒绝比宽容接纳更符常态。
所以，当马路对面那两扇紧闭的大门肃然出现在眼前时，我已经预知了自己的下场。
长长的灰墙高得像狱墙。墙上有一排橱窗，趋前近瞅，窗里面全是日本总领事馆的各种通告，关于如何办理赴日留学、探亲等的，关于新领事馆的方向和电话的。原来，日本国驻沪总领事馆已经迁往虹桥新址了。
我犹豫片刻，按下门铃。
小铁门开了，一个保安员探出半个身子来，还没听懂我的话，便连说不行。
紧接着又闪出一个“眼镜”，瘦瘦的，穿一件毛背心，典型的上海中年男人模样。他一脸威风，连我的话都不屑于听完就峻拒：不行，这里已经是日本总领事的家了！不可以的！说完就要关门。
我退而求其次，问能否站在门内拍几张这座洋房的外景照片。
“眼镜”毫无表情，“啪！”的一声关死了小铁门。
于是，我的面前一片漆黑。
我本来还要告诉他：其实，即使总领事本人“在家的干活”，也“大大地没关系”，因为他未必知道自家租住的这幢房子曾住过一位近现代中国的重要人物，而且，此人至今还顶着“亲日”的“桂冠”呢！知道门外有位对历史有心的中国人想入内看一眼，总领事先生也未必会不同意吧？
然而，尽职的现代门房不屑于听我唠叨了，倒是听他在里边与保安员讥笑起来：嘁！蛮可笑的嘛，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想来也有趣，他老段一直被称为“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贼”，借贷日本银行的巨款武装国家军队的行径正是他洗刷不清的罪名。下野后，他从北京跑到了天津，本来是为了躲避“亲日”的骂名，但却偏偏住进了日租界里，明摆着让自己往狗屎堆里钻，弄得身上“卖国贼”的恶臭越黏越牢。再后来，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他移居上海。但万万想不到，在死后的这么多年里，日本人竟又追上了他，与他的影子同居一室。一想到新一代鬼子的全家天天踩着这介硬汉的阴魂在踱步、跑跳，我就对冥冥中的命运安排颇感无奈。
其实，在被拒之门外的那一小会儿，我已看到，大院里绿树很大也很多，正面的洋房是红筒瓦黄砖墙，即高又阔的两层，古罗马式的。半圆石阶、高大圆柱、雕花阳台，和满院的葳蕤草木，都在很完美地告诉你，这是当年大上海的一流洋房。
事后回忆，多次沪上行，名宅看了不少，包括孙中山、黄兴、蒋介石等的旧宅，但像原段公府占地这么大，且一直保存得这么好的，却并不多见。
在原段公府东面，也有高墙圈起的一幢大洋房。侍茹说，那是现在的美国总领事馆，前些日子美国人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上海的大学生们天天在这里游行示威，有个学生甚至爬上了几米高的大墙，当然被众多值勤的警察硬拉下来了。
大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历来可歌可泣，而上街游行是他们最能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但若超过秩序的底线呢？我突然很不合适地想起北京，想起让段祺瑞背负千古骂名的那个著名事件——“三一八”惨案。
不不，并非“千古骂名”，只是写在共和国教科书里的半个多世纪的骂名。鲁迅在共和国的万丈光焰把段祺瑞的真实面容全部熔化，把其影子拉得太长太长！其实，段祺瑞晚年，附着于他身上的唾骂已经风干，他依然是德高望重的政坛元老，不然，国民政府就不会以国家元首的礼遇迎请他南下安度晚年并为其送终。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元月21日凌晨，段祺瑞在亲信吴光新、魏宗瀚与三女儿段式巽、侄儿段宏纲的簇拥下，出现在天津火车站，与诸位送行者揖别后，登上了专为他加挂的一节专车。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是浦口，即位于首都南京对岸的江北铁路。
汽笛大叹一声，蒸汽弥漫开来，云山雾罩地裹走了这个长期在北方叱咤风云的政坛元老。
段氏南下，与他早年在保定当校长时的一个学生有关。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在天津郊外督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奏请创办陆军速成学堂，段祺瑞任督办（校长）。知耻图强的朝廷马上准奏。首届招收的各省学生中，有一位来自浙江奉化的二十岁学生，姓蒋，名志清，或可会引起校长大人的注意。因为在蒋同学身上，四十二岁的段校长看到了自己当年的模样——同样形态精瘦而健壮，同是在二十岁时考入国内一流军校（段氏当年考取的天津武备学堂，即陆军速成学堂的前身），同样学的是炮兵科——那会儿学炮兵，如同现今学“二炮”（导弹），都是为了掌握最具威力的战争武器。
不过，且慢！在校期间，段校长认识蒋同学吗？小蒋只在保定待了一年，即通过了留学预科考试去了东京进入振武学校。查资料可知，陆军速成学堂每届招收旗籍及各省汉人学生一千余人。如此众多的学子，若非出类拔萃，能被校长大人记住吗？也就是说，小蒋认得老段，老段对小蒋却未必认得。
但蒋介石却对暮年的段氏仁至义尽！他亲自写信将其接到南方供养起来，为其治病，直至为其送终，即便孝子亦无过如斯也！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蒋介石，已经不做“国府”（国民政府的简称）主席一年多了——前年岁末短暂下野后，国家元首的桂冠被年龄与资历均比他老的林森戴上了。复出后，他专心当起了国府军委会委员长，以集中精力应付越来越纷乱的内忧外患。然而，虽不再担任国府主席，但中外咸知，蒋委员长才是中国的No. 1。正是这位与段氏同样精瘦的前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危难之际，耿耿于国事兼私谊，才决定以最高礼遇将前政府的前元首请到本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盘上，以不让敌寇乘隙利用。他亲笔写下邀请函，委派没有官方身份的银行家朋友钱永铭为特使，1月19日赶到天津，密访段祺瑞。
两天后，“芝泉老”即起身南下。蒋氏长舒一口气。
车过济南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亲自上车迎送。韩乃冯玉祥旧部，冯氏对老段先恭迎、后加害的行为很让人不齿。此番韩主席登车致敬，不知是奉国府之命的职责行为，还是代冯氏表达歉意——冯玉祥时任国府委员、军委会副委员长，“党国”里的第二号军事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