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中旬，奉军舰队由泊地青岛开往天津助战。为阻止奉军登陆，占据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第一军发布通令，禁止一切商船出入天津港口，并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
天津港外的战云压黑了北京的东交民巷，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便于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因按该条约，不得阻碍北京通往入海口的通道。不得已，国民军于次日拆除了水雷，留出了航道。
3月12日下午，两艘日本军舰按与国民军的预先约定进入水道，但却与守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守军报告是日舰未按既定时间进入，且由一艘变为两艘，故令其禁入，日舰却突然向守军开火，打伤十数人。但日本人却坚称是守军率先向本舰开火，并致伤四人，为自卫计，日舰不得不反击，并主动退出战场。
东交民巷的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并根据各国驻天津海军武官们提供的信息，3月16日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中国军队限期于“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的最后通牒。
列强的“哀的美敦书”（英语ultimatum音译，意为最后通牒）显然极大地挫伤了北方知识阶层的民族自尊心，也极大地激发了在北方的革命党领袖们的斗志，他们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
实际上，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抗议，相反的，段执政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
磋商的结果由执政府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措词可谓不卑不亢：
（前略）查辛丑和约所载“由京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一节，素为本国政府所尊重。不幸近因地方发生争执，大沽附近，有军事行动，以致外船通航，受有限制。本国政府迭准驻京各国公使来照，正在竭力设法，消弭此项障碍，恢复由京（通）海之自由交通，谅为驻京各国公使所深悉。
乃各国公使不待该问题之从容解决，竟令驻津海军司令官提出限期答复之通牒。阅该通牒内容，各国驻津海军司令官所采取之态度，本国政府视为超越辛丑和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
简言之，因为入海通道并未断绝，只不过没那么方便罢了，所以，你的通牒超越了《辛丑条约》规定的范围。
如不带偏见，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会读出，“不能认为适当”，即：执政府已经明确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袖们却拒绝体谅本国政府的苦心，他们反倒加快了倒段的步伐。在他们的领导下，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一波烈似一波，终于诱发了“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让段祺瑞一下子陷入不仁不义的泥潭中，百口莫辩。后来，国民军又发起了针对他本人的未遂政变。他饱受责难，心力交瘁，只得最后一次黯然辞职，返回天津。
成也天津，败也天津！从前清时在天津参与创建新式陆军起家，到最终因天津口的一场战事而引发血案，二十五年之前，“北洋之虎”功成名就；四分之一世纪后，临时执政身败名裂。
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十三天，晚间，段祺瑞在已经总辞职的内阁总长们与亲随的陪伴下，乘专车回到天津，回到了我看过的日租界里的洋楼。
这位六十二岁的北洋老人，永远作别了中国政治舞台。
我想，他抵达这座大红门的时刻，天一定刚好下起了雨，让这位末路英雄站在两扇厚重的门板前，任凭雨淋，喟叹自己的一言难尽的争斗生涯。
段祺瑞少年出外当兵，一步步成为军中骁将。在推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的关键时刻，他以北洋军主力部队军长之地位，毅然“犯上作乱”，领衔高级将领通电清廷，逼其退位，否则将“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这咬牙切齿的威逼终于促使了大清江山迅速崩解。虽说人们说此举乃得了袁世凯的授意，但这份孤胆不是每个北洋领军人士所能有的。此即段氏“一电定共和”或曰“一造共和”的美誉之由来。
在平息了国民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竟要称帝！段祺瑞不顾半生被提携兼赐婚之恩，以缄默和称病抗议之。国务总理不上班，政府便陷于半瘫痪状态。这种大义灭亲之举，也并非每个北洋政府高官所能做的。连最亲近的人也反对恢复帝制，众叛亲离的老袁只得厚着老脸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没多久，袁氏便一命呜呼。抵制袁氏称帝，成为段氏“二造共和”的光荣履历。
袁氏死后，黎元洪当家。段祺瑞因性格与工作方法使然，与新总统黎元洪交恶，终于干不下去了，遂辞职出京。谁料驻防徐州的张勋竟借调处之机，率五千名留着长辫子的大兵入京，搞起叩请清朝复辟的闹剧！寓身津门的段祺瑞，虽为光杆司令，却挺身而出，跑到津郊马厂第八师李长泰部驻地，凭一己声望，组织起“讨逆军”，通电命同乡段芝贵、曹锟为东、西路军司令，吴佩孚为先锋，杀进京城，迅速终结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那一出大倒退的短命剧。由此，他博得了“三造共和”的美誉，也赢得了在北洋军人集团里无人可取代的地位。
即使几度下野，这位意志坚强的军人政治家也没放弃统一中国的宏愿，他虽赋闲津门，却关注着国内政局，并最终接待了孙中山与“奉张”的特使，三方结为同盟，共同推翻了直系政权。只是因为阴差阳错，他统一国家的最后一搏随海河之波悄然流逝。
他的足迹明明白白镌在青史上，只要你真的触摸到民国初期的那几片汗青，就会明显地拭到覆盖着陈泥的有关段氏的深深的刻痕。
是英雄但却不是明君。打仗与治国是两码事。因刚直不阿或曰刚愎自用（实为同一词的两种说法）的个性，也因对饱受争议的徐树铮的过度信任，终使段祺瑞与其他军阀巨头们一样，像基座过浅的山峦，被一次政治的地震所摧毁，终于轰然倒在近代中国民主政治之源头处，成了阻碍这源泉奔流的废墟。而正是这样一堆一堆的废墟堵在二十世纪之初的历史当口，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速度才异常迟缓并时有淤湾回流。
可惜，段祺瑞本人不知道他悲剧的所在。
我猜想，一定有那么一场雨在不疾不徐地下着，淋着他，也淋着后世所有记得起他的人的头顶。
说到我造访的天津“段公府”，我不能不想写一个时下报刊上常用的词：廉洁。容我据实志之。
自古以来，为官必贪。只说房产吧，就能看出中国官僚体制的霸道与腐败。历来当官儿的大都是“反动房产主”（恕我借用了“文化大革命”语言），往往官儿越大占房越多。不信你看皇帝老儿，从咸阳的阿房宫到北京的紫禁城，两千多年来，他们的殿堂如重峦叠嶂，却只为“朕”一人所住。“共和”以后亦然，甭看他们自诩为国民之公仆，只要看其住宅，即知是豪门在斯，休得造次。
民国初年的天津租界里，豪宅鳞次栉比。有心人统计过，从袁世凯始，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五位大总统，六位国务总理，一位众议院院长，十九位内阁总长，十六位督军，以及一时数不清的前清遗老、失意政客等，都在津门各有寓所，有的还不止一处。达官贵人们的洋房各呈其姿，各显其势，房子成了主人显赫身份的佐证。对了，需要说明的是，离职后的北洋政府的高官，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也无论是议长还是总长（部长），房产都是自费所购，也许钱的来历不那么光彩，但没有一人是用国家财政的钱来为自己安置家园。
不过，四次出任总理并最终被推举为国家元首的段祺瑞，却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我所造访的天津鞍山道38号豪宅，并非段氏私宅，而是一直随他同进退的前陆军总长吴光新的房产。吴光新乃老段已故发妻吴氏之弟，老段没因续娶新妇就不再提携前小舅子。而吴将军也知恩图报，将自己在日租界新买的那栋豪华洋房赠给了前姐夫一家住。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农历二月初九，是他六十大寿（实59周岁）的日子。之前，他怕各地来人祝寿，专门在报纸上连续刊登广告，谢绝一切来宾到津。结果八方来客不听老领导的话，把租界里的旅馆挤得爆满，并献上贺寿金十万元。老段一向不贪财，也没有积蓄，一转身，就让部下将此笔巨款汇给了冯玉祥，以催其从速倒戈叛直。此生经手的最大一笔私款，就这样一转手又撒了出去。
捎带着说说段氏家事吧。
段氏前后有两妻五妾，即原配吴氏、大姨太陈氏、继室张佩蘅、二姨太边氏、三姨太刘氏、四姨太刘氏、五姨太李氏。吴氏与陈氏相继过世，另有多名儿女夭折，余长子段宏业、长女段式萱、二女段式彬、三女段式巽、四女段式筠、五女段式英、六女段式荃、幼子段宏范，共二儿六女。有人说段祺瑞还有一子，名段宏模，行为不检，甚至在段祺瑞到大连休养期间，在天津与其某位年轻的庶母有染。老段闻举报后，气歪了鼻子，遂将此妾与此子逐出家门。1949年后曾有人见段宏模在北京一家街道小工厂当工人，十分落魄。
我曾当面求证于段祺瑞曾孙女段君宜女士，这位北京君宜中学的董事长大声否认：“没有！没有这个人！我曾祖父段祺瑞只有两个儿子，根本就没有这个段宏模！”老太太反应态度之强烈，令人稍感意外。不过，我确实在她提供的一纸打印好的段氏家谱上看到了用铅笔划掉的“段宏模”三个字。不知段校长是否在为长者讳，单从名字的讲究上看，“宏范”之前似应有个“宏模”。
有书中说，张佩蘅之后的那些妾，都是这位继夫人主动代夫所纳的，因她一连为段家生了式萱、式彬、式巽、式英四个女儿却未生一个儿子，心里有愧，故花几百块钱买了几个北平的小户人家之女供老公享用。对此，段君宜女士很干脆地告诉我：“那都是瞎说！”
七十四岁的段女士乃段氏长子段宏业二儿子段吕仁的长女，她的性情颇有其曾祖之遗风。在北京大兴的君宜中学董事长办公室里，这位民营老校长说起自家历史，毫不含糊。她的原话是：“那两个侧室，是我曾祖父在保定当校长的时候，别人送的。”
没有知情人说出真相，或者不给能说真相的人及时搭一个公共传播平台，则假想将永远流传于世。
早就有人告诉过我们真相，但“有罪推定”的教科书总是忽略了许多亲历者对历史的讲述。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明真相，不得不成为别有用心的人。
下野后的段祺瑞住在前小舅子的房子里，每天上午诵经，下午与清客下棋（据说他总执白子），甚至他还学会了打台球！晚上，则与故交打麻将，但也是“小来来”，每天只打八圈儿，终止于晚10点，很有规矩。他不再过问国事，逢农历初一、十五就去庙里进香，并时捐善款以修俗心。这个征战了一生的人，天天以《金刚经》和黑白子打发晚年的时光。
颜惠庆是“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刚刚上任的外交总长，但尚未到任，后来也当过北洋政府总理，故而在很长的时间里也不算好人。他的回忆，理所当然地长期被忽略。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专有一段写到在天津当寓公的段氏：
至于段执政，则素以廉介称，不积资财。他的天津住宅，闻系其旧部的产业。平日除念佛外，喜作方城之戏，每次以“八圈”为度。牌桌伴侣，恒于晚十时，照例兴辞退出。他本人既绝对素食，他留客人共餐时，亦只好“客随主好”。参加他的宴席，往往认为苦事一桩。
他常患坐骨神经痛，及严重性的风湿症，往往须将两腿浸入冰水中，使其失去感觉，藉以暂时免除痛苦。虽经尝试各种医疗方法，均不见效。最后乞灵针灸，据称有时或略苏苦楚。
有人问他中国内乱原因，他总根据佛家果报之说，认为恶魔降世，扰乱人间，非待诸魔彼此消灭净尽，难期太平！
我怀疑老段以佛教理论解释纷乱的政局是装痴卖傻，但他借别人家栖身则是事实。单从这一点看，老段还是挺对得起国家的。
段祺瑞虽在共和国的字典里早已臭名昭著，但他不贪财不求奢的生活作风却并不广为今人所知。他的清廉体现在他虽从军从政数十载，历任各级高官，却从不克扣军饷。许多民国军人就是靠军饷发了横财，以致下野后立时有钱投资实业并速成富翁，“辫帅”张勋即比较典型的一例。段氏做官几十载，手中却无钱，这种清廉在普遍腐败的官场上，自然异常扎眼。比之他的军中同袍、政界同僚、皖系同乡，他这个元首下野后，既无钱投资实业，更无力重建军备。所以，只能不好意思地接受别人——包括南京政府——的资助，以度晚年。
不过，尽管钱不多，但还是有关于他扶贫助学的佳话。美国人包华德（Howard Lyon Boorman）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上说，段祺瑞在天津时，“信佛念经又资助贫苦有为的学生”。安贫乐道，仗义疏财，老段活得很本色。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他越来越清静淡泊，直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在津门宁谧的寓公生活才被打破。
对南京那边而言，天津租界无疑是一个可疑的渊薮——那么多的前清遗老和北洋大佬扎堆而居，而且多住在日本租界里，岂能让当国者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