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内忧外患一直不曾让蒋介石先生安宁，尤其日本关东军在奉天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总有情报说，那个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正不断地做北洋遗老的工作，以期在华北成立附日的汉奸政权。随着那个糊里糊涂的溥仪突然从天津日租界的“行在”偷偷去了东北，与“逊帝”同街而居的段祺瑞则更成了令国府关注的人物！
是的，日本人巴不得由曾是中国头号统治者的老段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为此，与段同乡的北洋元老王揖唐天天待在段府，劝说“芝泉老”与东洋人“合作”。但是，让蒋先生和绝大多数中国人庆幸的是，尽管在位时一直背负着“亲日”的骂名，但老段却并未与异族入侵者“合作”，倒是他的几位老部下如王揖唐等，在他离开天津以后，耐不住寂寞，相继觍颜成了大汉奸。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19日，与蒋介石素有交情的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赶到天津，面交了蒋委员长给“芝老先生”的亲笔邀请信。
蒋介石与段祺瑞是一直有联系的。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北伐大功告成，北伐军四位司令齐聚北京。在西山碧云寺，那个停厝过孙中山灵柩的地方，蒋介石这位北伐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司令，与二、三、四军司令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一起举行了北伐胜利祭灵大典。过后，他请合肥籍的老同盟会会员、北伐军顾问吴忠信把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请到北京饭店，向昔日的老师表达了弟子的敬意，并委派吴忠信专程去天津拜访了段氏。临别时，吴氏替蒋给老段留下两万元生活费。之后几年，南京方面陆续派人送款给段数万元，以维系中央政府和蒋本人予以“芝老先生”的关怀。
谁都知道，在北洋巨头里，段是最清廉的一位，人称“六不总理”，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这样一位政坛老人，尤其是当过元首的长者，即便不是蒋介石的老师，由后继政府出钱养起来也是理所应当的。也正是因了这种一直没断下来的关照，才有了五年之后老段应邀南下之举。
“南下颐养”，“随时就商国事”，这些极诚恳的话，打动了老人。深思熟虑之后，他起身掸了掸襟前的香烬，慨然表态：
我已老了，不中用了。如介石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可以随时就道。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段氏为此次南下找了借口，并请人拟了份应付报馆的答辞：
此行无所谓任务。二小女（段式彬——笔者注）在沪读书，余思之切，故前往一看。
余研究佛学多年，将往普陀一游。余素患腿病，时愈时患，藉此长途旅行，以活动筋骨。
当时从北方到南方，若乘津浦线火车，必经首都南京。人家肯定关心他与那个“革”了北洋政府“命”的学生蒋介石是否相见。对此，他如是作答：
适蒋派员希望过京（南京——笔者注）时一谈。蒋系余之学生，余当然可见他谈谈。
瞧见了吧？此次南下，既为看看在上海读书的二女儿，还要到浙江的普陀山上去拜佛；路过首都南京时，如学生要见先生，本人当然可以见面聊聊了。这样的作答，真是滴水不漏，毕竟是政坛大佬！
两天之后，段祺瑞在亲信吴光新、魏宗瀚和侄儿段宏纲的陪同下，带着张佩蘅与边氏和三女儿段式巽，随钱永铭离开了家门。
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的段式巽回忆说，天天来他家的前众议院院长王揖唐，见他们要南下，竟拦住父亲大声嚷嚷：“我们一向是北方的，去南方能干得成什么？不要去南方，守在北方好！”女儿急了，冲着他喊：“王大哥，你就别再出主意了，老爷子主意已定！”然后急令下人将这位王大哥塞上小卧车送走，再将父亲扶上了离家的车子……
挥手自兹去，段祺瑞永远离开了这座米色的洋楼，永远离开了天津，永远离开了北方。
一番徜徉后，我们也要离开这座米色的大楼了。我请同伴为我留了张影。面对这座没有任何文字标志的天津名宅，我选择了那两扇偌大的百年红门做背景。
拍完后，一时兴起，我想拉开大门让这座封闭着的老房子面对闹市透透气。但想不到这道门竟如此沉重！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拉开一半。
开启历史的大门，真的需要气力——喘着粗气，推着粗大的铁骨与厚重的门板，我一直在咂摸这样一个道理。
北京篇
各领风骚整四年。皖系虽说垮台最早（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但段祺瑞却是往返权力中枢最频繁的人。前面说了，他最后一次离开天津，即应冯玉祥与张作霖之邀回到北京当上了临时执政。
按说，皖系军队最早被直系打败，而他过于刚直的执政作风也未见得让人喜欢，但因他是北洋系里最有资望的人，所以，无论哪个人得势，凡到“得”不下去的时候，便会想到他。
当时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段祺瑞蛰伏多年，在这次政变后，忽又成收拾时局的唯一人物。政变诸人主动拥段，张作霖拥段，中立各省拥段，甚至失败而去的吴佩孚也有对段屈服的表示；长江各省本为吴系，亦乱言尊段。照这情形看来，在今日实有非段出山不可之势。
1924年，他已虚龄六十岁了。他知道，这是冥冥中的佛给予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不甘宏愿成泡影，决心在自己手中把七零八落的中国整治得有条理，进而统一全国。
浩繁的中国职官史上，并无“执政”这个官衔，是他请来的章士钊为他想出了这个名分。在天津段公府里，应邀前来筹备新政权的章氏告诉他：“执政”乃罗马首席行政长官的名称，因这次返京组织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既不能自称“大总统”，也不便叫“大元帅”，只能以“临时执政”名义代行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的权力。段氏沉吟良久，称是。
是年11月24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一共六条：
第一条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第二条 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 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
第四条 临时执政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第五条 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第六条 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
临时执政，即过渡政府时的国家元首兼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段祺瑞由此登上了权力之巅。
段执政欲将国家政令统一的决心，化作了他的“善后会议”。
段此次出山之前，即公开倡言：如执政，将召开由军政学商各界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以解决连年战争所带来的混乱的政治局面。他的政治设计是，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代表会议，由国民代表会议制订新宪法，然后，在宪法的框架下组成合法政府——奉系与国民军拥立他出面组成的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称临时政府，亦即后来所谓的过渡政府。善后会议之议，得到了另两位盟友的支持。于是，段遂通过报章将其方案公布。
孰料孙氏自广东启程时，发布了《北上宣言》，倡言当务之急是召开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九方面参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国民会议将取消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组织国民政府，今后“民国之命运，由国民之自决”。彼时，国共合作正值蜜月期，善搞群众运动的革命党在各地组织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向北京政府施压。
段执政不为所动，于孙中山抵京后公布了善后会议代表名单。他算是给足了国民党面子——在一百六十六位与会代表中，孙中山排名第一，其次才是被曹锟轰下台的前任总统黎元洪、奉军总司令张作霖和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他们之后，才是除直系以外的各地军方巨头、社会名流（包括北大教授胡适）、西藏的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等各地实力派人物；若以党派论，国民党籍的代表为数不少。面面俱到矣！
孙中山恼怒不已，非但本人抵制此会，而且通过汪精卫等随行的国民党大员向全党发布命令：凡擅自参加者，将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三角同盟因“两会”之争而解体。
时隔八十多年再看，无论是段氏的“善后会议”，还是孙氏的“国民会议”，表面上看，都是为了把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都想制订一部好的宪法、组成一个好的政府，都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的和平统一问题，只是名分不同而已。但究其实质，却不得不承认，段氏的善后会议更具可操作性；而孙氏的国民会议则属一个极其渺远的政治目标，在当时，更像是一场偏重意识形态宣传的政治秀——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你说废就能废了？对内由国民自主决定国家命运，这是哪年才能实现的人间美梦？
善后会议因孙中山的逝世而休会了几天，历时两个月结束。会上，段主持草拟了新宪法。从恢复国会到整顿政治，从遣散军队到改革税制，从增加教育经费到查禁鸦片，方方面面，还干了不少实事。这一切，还都是在国民党的恶声责难中进行的。
从晚清戊戌变法时即被时人尊为国士的梁启超，曾在段的上一届政府内担任过财政部总长，对段氏的最后一次复出，他有过一句很高的评价：
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美国的头号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评论这一段中国历史时是这样说的：
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国会活动十分认真。
然而，他还是失败了。就在他临时“执”了一年又五个月的“政”的时候，多变的冯玉祥又一次搅乱了方才好转的中国政治进程，再次发动了兵变，这一次是枪口直接对准了他。他只好从此作别历史舞台。
北洋时代因这个人的非正常退出而加速了终结。
关于他的最后失败，我有些疑惑：在群雄竞起的当时，段祺瑞的人望不是不够，他的抓纲治国思路也不可谓不对路，可他为什么还是凄然谢幕了呢？
不仅我如此，连费正清先生也纳罕呢！费氏在他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如是长叹：
宪法未能像广大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控制冲突，导致团结，对此，后来的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
我因段祺瑞而知道了执政府，又因执政府和一连串的名人故址而迷上了现在的北京平安大街。因此，这两年我去北京，老爱住在这条大街上的齐鲁宾馆。
平安大街是一条为了庆祝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而赶进度拓宽的古路，把原先的张自忠路、地安门东西大街统一了尺寸，拓成了一条与长安街并行的京城通衢。有人戏言：它与长安街是轿杠，抬着皇家的北京城。但这幽默让人笑不起来，因为它毁坏了一些真文物，兴建了一批伪文物——连片的灰乎乎的“明清民居”实在太杀风景！而且，它远没达到让车子快起来、让自行车与行人方便起来的目的。每次赶很远的路才能走到马路对面时，我都要为北京的城市规划者们的能力失望上好一阵子。
在我看来，开拓平安大街的唯一功劳，就是把那一道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能不提到的巨大灰砖影壁从皇城根儿杂乱密集的百姓蜗居中“发掘”出来。
这是我所见过的中国最大的影壁。
迟至“文革”之灾爆发时，这道悬山顶砖雕影壁还立于通衢上，是“文革”后期大批知青返城，无房可居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傍着它建起一簇簇偏厦陋屋，才使得这个名载史册的大影壁被违章建筑所湮没，并长时间与世隔绝。这是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王鸿年先生告诉我的，他的单位，就在距此不远的府学胡同里。
我一直想去找找东城区交道口一带的府学胡同，因为袁世凯被监国摄政王载沣逐出京城时，就把在这条巷子里的大宅子送给了铁杆小兄弟兼干女婿段祺瑞。老袁很精明，他被遣出京，性命能保住就不错了，哪有再回京城居住之念想？况且也没给外人，给的是干女儿。
袁与段的共同旧居，如果尚存于北京城区里多得令人窒息的水泥楼群里，该有多引人入胜啊！
当然，府学胡同不光有当年的袁公府或曰段公府，顺天府学和文丞相祠也是我一直想看的地方。于是，在京出差的某天，找了个没事儿的下午，我从齐鲁宾馆后的什剎海岸边，在一个小修车铺里买了一辆仅卖一百五十块钱的崭新的天津产自行车，跨上车后踩个十几分钟，就找到了府学胡同。
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忠教坊”三个大字就嵌在胡同西口的墙里，南宋被俘的文天祥丞相据称即在此胡同里殉国。骑着这辆来路可疑的新自行车，不过几分钟，我转完了府学胡同。
胡同东端的南北两侧，一望便知是“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标准砖楼。没见清代大宅院的影儿。胡同西部倒尚残存着三处古建筑，两处在路北，一处在路南，且都有“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理石铭牌。路北的两处紧挨着的，即“顺天府学”和“文丞相祠”。明清时的首都最高学府和考试重地，如今已大大降格，成了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而祭祀文天祥的文丞相祠，也只有前后两进小院，除了我之外，只一个韩国青年在虔诚地参观，我俩因相互请对方拍照留影而彼此友善了几分钟。
就在这祠堂的对面，有一处占地面积颇大的古建筑群，我疑其即昔日的段公府，但门外的北京市文物保护牌上却是“府学胡同36号，北京四合院”，跟段祺瑞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