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料，摩拳擦掌的曹锟、吴佩孚早就想化通电战为枪炮战了。于是，民国九年（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吴佩孚一马当先，率直军主力大打闪电战，只四天即击溃比自己更为强大的皖军，俘获其前线司令官，早年保定陆军学堂的老师曲同丰将军，并差一点直捣京郊南苑的团城生擒昔日的段校长。
皖军从此一蹶不振。
段总理不得不下令双方停战，并立马辞职回到天津租界当他的寓公去了。连带被迫辞职的还有大总统徐世昌老先生。像换防一样，寓居津门的黎元洪被曹、吴拥回中南海，二度成为国家元首。
如日中天的吴佩孚，一跃成了国内外瞩目的第一人。他虽仅是直系的一员主将，但人人皆知：那个继冯国璋之后任直系统帅的布贩子出身的曹锟并无治国之才，蓬莱秀才吴子玉才是出面收拾江山的真正人物。
被簇拥着进了京城的胜利者，已不再单是一个百战不殆的杰出军事家，倒更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见地。报纸上刊登了吴氏的“心得体会”：
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
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
咳！这样一个明白人，怎么就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呢？
我想说的是，吴佩孚为何不留在北京出任陆军总长的要职？新政府的所有内阁成员，都是与他商量后任命的，只要他愿意，陆军总长的位子没有别人敢坐！哪怕他执意不愿待在北京也可以，只需在洛阳的“直鲁豫巡阅副使公署”里遥领此衔即可。谁都知道，内阁里若有了吴佩孚，则直系内阁就有了真正的灵魂。
吴佩孚却让人们大失所望，他竟然倡言要召开国民大会，由国民来决定国家大事，而不是由本军首领曹锟和同盟军张作霖等军政要人们切割利益的蛋糕，这就必然遭到了军头们的一致反对。无奈，他只在北京落了落脚，拂了拂征尘，回到了洛阳。
一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望着“孚威将军”的背影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叫铃木贞一的大特务写过：
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
一个封建思想哺育的军人，能在众望所归之际战胜自己的权力欲，舍名利而不取，实在不易！北洋时代，这样的人绝无仅有；即使漫漫数千年中国史，又有几位胜利者能舍弃近在眼前的权力巅峰而不登？
倒不是吴佩孚只会打仗不晓政治，这位初登政坛的军人的政治主张博得了广泛喝彩：他的政治设计是——今后所有国事，悉由国民大会定夺！国民大会的代表由农、工、商、学四界组成，自下而上推选，由省至中央，这便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吴氏的“国民大会说”赢得了在野政治势力的热烈赞同，从前任的大总统黎元洪，到南方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都公开表示拥护“国民大会”的召开。吴佩孚的“治国策”既像西方的民选制度，又颇具中国特色，按说该大得人心并大行其道呀！
书生气的吴秀才没有料到，被封建大水淹了几千年的中华湖底，从来就不是一块净土，而是一湾深不可测的泥淖，所有的理想化的东西陷进去都要变样，每每还使立志澄清其污者不能自拔，只好共同龌龊，否则便遭灭顶之灾。
他的政治纲领即遭到了包括直系军人在内的各路大小军阀的非议：国民说了算，他们都得“下课”；若让他们“下课”，岂不过于天真？所以，吴佩孚就落寞，就没法儿留在京城。
很快，他对之忠心不贰的老上司曹锟被胜利冲昏了头，非要坐到大总统的宝座上过过瘾。尽管吴佩孚极力反对，但老曹还是通过冯玉祥等在京的将领们用下三滥的办法（如停水断电、掐断电话、撤除守卫等）逼大总统黎元洪辞了职，并如愿当选为北洋政府第五任大总统。远在洛阳的吴大帅忍看刚有新气象的北京政坛再度衰败下去，却一筹莫展。
20世纪初的吴佩孚没有主宰中国政坛，多病的北洋政府亦因这个人的谦让而未能增寿。
他虽远避豫西，但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从对内对外的国策到内阁成员的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当然引起了处心积虑欲操纵中国的苏联人对他的青睐，中国共产党人就曾奉“远方”（中共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代称）之命与他联络——李大钊教授就充任过使者。正因此，“劳工神圣”的旗帜才得以堂而皇之地游走在直系军队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若不是“二七惨案”的发生，吴秀才还一直被革命党引以为同盟呢！
吴佩孚何以从革命党人的同盟者变成了屠杀者？权威的教科书似乎一直没为我们讲清底细，只说他早先容忍工农运动是“伪装开明”，到后来向罢工者举起屠刀则是“暴露了其反动本质”。想想这句话就觉得不着边际：一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铁腕人物，哪需要对辖区内铁路上的工人们“伪装”？由宽容到不容，从首肯到弹压，一定有没被说透的原因吧？
颇能为我解惑的，是近年出版的一套极有价值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正是这套据重新解密的苏联国家档案翻译过来的“红宝书”（该书不仅封面为暗红色，而且还真是一本关于中国革命史的思路指南），让我对20世纪初的中国政局，对吴佩孚等人的政治抉择，有了全新的理解。令我大为惊奇的是，原来，苏联人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反动军阀”吴佩孚！若不是民族气节极重的吴大帅拒绝了苏联人的诱惑，现代中国究竟走向何处去还真未可知哩！
越飞（Abramovich Joffe），这个被苏联政府派来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孰料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一封信，其肉麻的程度，现在读来还会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且看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
吴佩孚将军亲启
将军先生：
（前略）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毛泽东说得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苏联人往死里捧了老吴这一通，究竟要干什么呢？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同日本人谈判——在满洲有驻军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后院隐患；二、让吴接受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A. I. Gekker）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
送斯大林。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你看，正是吴军的强大实力使苏联人以为找准了在华的代理人。
即使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苏联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已离开政权中心的吴佩孚的愿望。
其时，背叛了吴佩孚的冯玉祥又与盟友张作霖为争华北的地盘打起来了，用苏联的枪炮武装起来的冯氏的国民军已经失利，冯不得不宣布下野，其部下则通电全国表示要“迎吴讨奉”，即迎回吴佩孚领导他们讨伐张作霖。吴大帅正在武汉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欲与“奉张”决战。只是，老吴最恨叛徒，“奉”是照讨，但对“冯”之背叛，决不原谅！
冯玉祥难受，但苏联人不难受，因为他们也信此言：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有人出面反对奉军，苏联就会拥护。当时的苏共中央曾专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局势，他们的政治局会议第86号“特字”记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
下面的话暴露了苏联人的险恶用心：
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吴佩孚没让苏联人如愿，尽管他拥有“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也尽管他麾下的军队让苏联人看到了“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但一个无限崇拜岳武穆、戚继光的爱国军人，哪会去牺牲国家疆土和民族利益以换取洋人的支持？清末在东北当过间谍的吴佩孚不会忘了“老毛子”曾怎样掠夺与诈取我中华的大片疆土（他曾因奉派参加日军谍报小组而被俄军逮捕并判了死刑，幸于押解途中跳火车而逃），而列宁宣称苏维埃政府将放弃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后，不也照样食言？
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大体上能计算出来，俄国人究竟想干什么——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
尽管如此，如果吴佩孚地下有知，于身后半个多世纪后闻知苏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到了要利用他、待战争结束新政府成立再推翻他的阴谋后，想必还会冷汗涔涔吧！
苏联人一定困惑极了，正如十几年后日本人在“吴佩孚工作”失败时一样，他们总不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极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传统军人，一个公开向国人承诺过“四不主义”的硬汉子。
与苏联人的愿望适得其反，自兹吴佩孚更加仇视苏联人，也更认定“赤化”只会毁灭儒家的中国。对吴绝望后，苏联人才开始专一对广州的孙中山做工作，这才有了国民党的起死回生，这才有了国共合作的局面，进而有了北伐的胜利与北京政府的垮台。须记，在北洋政府时代，无论是段祺瑞、吴佩孚，还是张作霖，不管哪个系的军阀当政，都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地位。
读过四书五经的吴佩孚，不独对外立场坚定，对内也爱憎分明。知道吗？让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故宫得以保全，谁知道竟与吴氏的一声断喝有关——若不是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紫禁城里最精华的太和殿、中和殿及保和殿，怕早被所谓的西式议会大厦取代了！
那时，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简直昏了头，居然要拆除封建王朝的三大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来“当家做主”！
某年我去宣武门的新华社找人，无意间走进北洋时代的国会厅。圈在国家通讯社大院儿里的一座灰砖建筑，被众多十几层的高楼困于垓下，一副四面楚歌的可怜相。若不是门口嵌一块标牌，谁也不知道此乃近代中国的议会政治的肇始之地。
现为新华社内部小会场的旧国会议事厅，面积的确小点了，但谁知道早期中国议员们竟有过“动迁”的惊人念头！
话说当年，洛阳吴大帅惊闻此讯，立马直接把一封电报拍给了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四位，而偏偏不给当事者——参众两院院长！
电文依然是掷地有声的吴氏风格：
（前略）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唯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
老吴是谁？一句顶一万句！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玉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的威严号令让始作俑者噤若寒蝉，故宫三大殿方幸免一劫——“大地百国之瑰宝”与“世界遗产”实为同一个说法。
当然，现在每天挤在故宫里游览的人们，是不会记起北洋时期一位爱国军人对这座“世界遗产”所做过的贡献的。不信，你若随便找个游客问问，人家一定会瞪你一眼：老吴是谁？
前些年的某个春节期间，我在安徽黟县的西递村里见到过一幅落款“吴佩孚”的书法，是那首千秋传诵的唐诗《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晦暗而破损了的长幅，敷着一层塑料膜悬在数百年前徽商的堂屋里，让我怦然心动。细看看，字也流畅，墨也沉香，读一读暗红方章，倒也是“吴佩孚印”。但附在上面的标价总有点让人生疑——堂堂吴大帅的遗墨就值区区三百八十元吗？
我终于没敢买下这幅字。造假之时风早已灌满这曾以“诚”为本的徽商之乡，这里几乎家家为店，店店有“古董”，但有几家的“古董”不是为天南海北的游人“定做”的？那一天，我只花二十块钱买了一柄显然是被做旧了的“卧佛如意”以充镇纸，写这本书时摘抄一些文字，用的就是这柄“文物”。
那幅“吴佩孚书法”未买回，但那首王昌龄的韵句却被我吟了一路，我不时地揣摩着我的那位山东老乡当年狂草这首诗的神情。
是的，有书为证，秀才将军落魄后，常应求字人所请题写这首唐诗。这首流露着淡淡的萧瑟离愁的古诗，这首标明作者表里澄澈的情操的绝唱，一定是下野大帅的最为贴切的感情载体。
任何一位权势人物失势后，总会有各种人幸灾乐祸，其中，就有一位好事者，把老吴最爱写的这首古诗颠倒了句序，翻新成一首颇耐人寻味的讽刺诗：
一片冰心在玉壶，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寒雨连江夜入吴。
像玩魔方似地这么一转，就把吴佩孚亡命巴蜀的狼狈相表现出来了。中国文字实在太合适做游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