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的空穴与故宅
1994年10月以前的辽宁省和抚顺市的地图上，都没有“元帅林”。
地图上的地名都是些大小圆圈，元帅林不是圆圈，甚至连个小黑点都不是。所以，若不是当地人领来，我很难走到这个草深松高的地方。如同河南安阳的“袁林”，抚顺城东这片草莽里的“元帅林”也是陵园，是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墓地。
莽莽中华大地上，称为“陵”的君主之丘遍布东西南北，但叫“林”的恐怕只有属于民国的这两座，而名为“元帅林”的，唯此一座。在墓主人殒命后的第六十八个年头，正是长风万里送秋雁的时节，我第一次走进了空旷而寂寥的元帅林。
此地景色甚好。对面是铁骑山，脚下有浑河水，四周峰峦起伏，森林茂然。只是，枉费了死者的长子张学良先生与五夫人寿懿女士的一片苦心，这么好的风水竟没招来逝者的游魂——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陵墓在张作霖周年忌日前开始建造；这座东北第一陵尚未完工之时，“九一八”的枪炮声就骤然爆响。硝烟起时山河变色，铁蹄踏处工匠四散；国破家亦亡，安能顾陵墓？好精致的一座华夏宏墓，遂成为被废弃的建筑工地。那些被奉军从北京的王公墓前和太监庙里移来的精美和不精美的石人石兽，更是凌乱不堪地倒伏于区内各处，一片狼藉。呜呼！张作霖虽死犹耻，倭寇让这位中国强人死后还蒙受着不能入土为安的屈辱。
于是，我的眼前，就只剩一间空荡且落寞的圆形墓室。没有棺椁，偌大的汉白玉棺床一直没等来墓主人。
墓室内，穹窿内壁上绘着炫目的海蓝色的天空，天上的一朵朵白云与下面的一片片波涛都绘得很俗气。最不可思议的是，墓门上方竟塑着两个背生双翅却是坐在石墩上的裸女！在我看来，这粗俗的雕塑实在与墓主人的身份不符，真不知张学良当年为何会选择这种不伦不类的图案。西洋化的雕饰与中国化的色彩十分难看地拧在了一块儿，让人费解。天文台一样的圆顶罩着一个令我感到悲怆的故事，尽管这故事的主人公一直属于戏文里的白脸人物。
我蹑足而出，怕自己蹭起那段历史的悠悠的回音。
也许这样对比不恭——但张作霖的这座墓室确与我数度谒过的南京中山陵的墓室十分相似。
其实中山先生陵寝的设计也非首创，凡在法国巴黎的荣军医院（Invalides）看过拿破仑墓的人都知道，南京钟山上的那座穹窿顶建筑几乎就是前法国皇帝墓室的翻版。张作霖死于孙中山之后三年，而生前又以“中山先生老友”自居；建此墓园时，正是中山陵刚刚竣工之际，张学良已经让东三省统一在了青天白日旗下。所以，无论出于长远的政治考虑，还是追附当时的审美观，张学良把先父的长眠处建得与中山陵相似是很自然的。
而张墓的外形又与河南安阳的袁墓相似，也是直接建在平地上，一个高大的方台，一圈石砌的圆顶，墓道径直通进墓室。没有明清皇陵的那种朱墙金瓦峨楼巨碑，只有洁白的石头与靛蓝色的琉璃瓦。民国初时崇尚全盘西化，仅从这些风云人物的归宿设计上亦可看出端倪。
不光墓室如同中山陵，整个“林”都与“国父”陵寝无二致——正门也在山下，也是必须登一级级石阶才能到达山上的墓丘。只是，站在修葺未久的元帅林牌坊往下看，一切都是反的——原先的一百零八级石阶，现在大部分已沉于深不可测的水中，成了陆地通向水里的码头；而石阶起点的元帅林正门，更早已沦为鱼鳖之宅了。两幢带五角星浮雕的造型独特的石柱，孤零零地分立水中，不复有帝陵前望柱的威严，倒像西子湖里的“三潭印月”一类的建筑小品。正门成了水乡泽国，旁门便成了通道，我就是“走后门”从陵墓背面绕过圆墙进入陵区的。前后错位，上下颠倒。
我禁不住走下残破的石阶，俯身撩了把水。令人心寒地凉。
张氏陵前的这一泓大水，是抚顺大伙房水库东北角儿的一段河汊。狂热的1958年，高唱着“大跃进”歌谣的人们，在努尔哈赤一战功成的萨尔浒古战场上建成这座泱泱水库（总蓄水量二十一亿立方米）。从此，这一方黑土地饱受滋润，但也从此，一座完整的陵区成为孤立于半岛上的半拉子风景。自从有了下游那道四十八米高的水库大坝，铁骑山与元帅林就成了隔水相望的两个景点。
身后，一位出租望远镜的老汉指点着对岸的铁骑山说：“瞧见了吧？对面山顶上有块大石头，叫晃荡石，平常老晃荡，可就是掉不下来。不信，你花两块钱看看？”我眼力尚好，极目远眺对面山顶，果见中央凹处有块巨大的石头。我笑着拒绝了老汉的怂恿。
我知道，把寻常的景物说得神乎其神是旅游景点的人对外来游客的一种商业性诱惑，如同长白山人士坚称天池里有个巨大的水怪。估摸得有几十吨重的“晃荡石”显然不可能摇晃，无非因为它身陷两峦之间，旁有疏林遮挡，加上相距遥远，时有山岚漫漶，才让人偶会产生错觉而已。
那么，人们对墓主人——那个在北洋时代晚期的政治巅峰上不摇不坠的小个子东北汉子，是否也一直有视觉上的误差呢？
张作霖，奉系军阀首领，时以“奉张”称雄于北方。这位北京政府的最后一位执政者，是唯一不得好死的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众所周知，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4日一大早，从北京撤回东北的张作霖在家门口沈阳城外遭到了日本人的暗算，毙命于两声惊天骇地的巨响之后。因事发地是皇姑屯火车站外的一座铁路桥，故史称“皇姑屯事件”。
从民国元年（1912年）春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只十余个春秋的北京政府，就走马灯似的换过七位国家元首。七人中，数首任的袁世凯和其老友徐世昌的在位时间最长，都当政四年；数他张作霖最惨——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18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宣誓就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到转年的6月4日上午殒命于沈阳家中，还未满一周年。
来元帅林之前，我曾在沈阳仔细浏览过“三洞桥”——那个因张作霖被炸而名载史册的铁路桥。
我不是头一回来看三洞桥。
第一次，1994年“十一”期间，我与三洞桥擦肩而过。那是我第一次到沈阳。乘出租车偶过此地时，无意间瞥见高高的路基上有块高不过膝的肮脏的水泥牌，上面极不认真地嵌着几个小字：“张作霖被炸处”。没待回过神儿来，车已驶远。两年后，我随单位领导谭泽先生路过沈阳，借转机飞延边的空当又打的来看旧地，知否？知否？却道光景依旧——还是那块蒙满尘埃的简陋水泥牌，还是那六个毫无怜悯心的铭文，如同标明此地埋着一条脏狗一样的不屑。那一次我还是连车也没下。这一次，2001年10月24日，借采访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举行的庆祝中国男子足球队入围世界杯的大型演唱会之机，我第三次到沈阳，也第三次来看三洞桥。
所谓“三洞”，说的是桥下由两座水泥桥墩隔成的三个通道，两“洞”依然跑火车，一“洞”为公路与人行道。史籍称此处为“老道口”，因其为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两条铁道的交叉口——桥上的铁路北接长春南通大连，桥下的轨道由沈阳铺到北京（时称“京奉铁路”）。当年，日军就是在这座桥上预埋了二百五十磅炸药，待凌晨5时30分大元帅专列如期而至时，五百米外瞭望塔上的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铁男狠命扭动了开关，三洞桥那极厚重的钢筋混凝土桥面就准确地砸在了第四节车厢上……
一个有可能改写近代中国乃至东亚历史的强人消失了。
我是一个对历史遗迹有盎然兴趣的找寻者，我对所有影响过历史的三洞桥 上方为日军控制的南满铁路，下方为中国控制的京奉铁路，待张作霖的座车从下方通过，日军即引爆上方桥梁上预设的炸药。
爆炸发生时的三洞桥 此时张作霖座车正从桥下通过。
十号车厢 张作霖六姨太岳氏的座车，仅被波及。
八号车厢 张作霖座车，车厢侧板及车顶都荡然无存。
爆炸后的三洞桥 当时奉军正封锁现场，进行勘察。
2001年10月，我第三次来看三洞桥。铁轨旁的小水泥牌“张作霖被炸处”不见了，新的标志牌很高大也很炫目。时京沈特快列车正从桥下隆隆通过……人物都怀有一种敬意。所以，我第三次来沈阳时，专程来到这里，找那块猥琐的水泥牌。
从一个修理自行车的老人身后绕过，登上斜斜的路基，却只见一方新砌的卧式黑色大理石碑取代了原先的标志牌。
新碑正面是一行深镌着的大号魏碑金字：
皇姑屯事件发生地
哦，奉天遗民们对前朝的本土首领有了起码的敬意。
张作霖虽为万人唾骂的“反动军阀”，但他主政东三省时，东北地区的民族经济获得很大的发展却是事实，仅以脚下的铁路为例——在没有发达的航海与航空运输业的时代，张氏自建铁路达十一条之多，里程总数竟占了当时全国自建铁路的80%以上！就凭这个纪录，东北人也不该忘记这位先人啊！
碑阴是一篇记载事件发生过程的铭文。不过，还是直呼“张作霖”其名，既不是“先生”，也不是“将军”，更不承认他是“大元帅”。上前摸一摸，尽管每个字窝都黏着金粉，但还是挺脏。
我们城市里的铁路两侧总是一副准垃圾场的窝囊相，脚下自不例外，碑前就是一片极简陋的平房，碑下杂乱的枯草中掺着不堪入目的生活垃圾，让人难以喘息。铁桥附近正在兴建一座颇有规模的市内公路立交桥，重型卡车来来往往以致尘土飞扬。这时，道口的横杆伴着鸣笛声缓缓放下，横杆两侧很快挤满汽车与行人。俄顷，一列橙色的新型旅游列车自北京方向隆隆驶来，钻桥洞而过，直趋沈阳北站。然后，道口开禁，噪音与尘土相携而起，纷纷扬扬。
2001年10月24日这一天的上午，我站在三洞桥上忽生感慨：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人不可能不灰头土脸。
张作霖一直是中国近百年历史教科书上灰头土脸的人物。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那个黑色的暮春，张作霖的噩耗传出沈阳城后，除了东三省悬着吊丧的挽幛外，关内外乃至国内外，竟是异口同声的庆幸！
势头正盛的国民党骂他，因为他是“党军”（国民革命军）武力统一中国的最后一块顽垒，没有他，南京城外那个无梁殿四壁上的“北伐烈士英名录”就会少镌若干行；共产党骂他，因为他一直以“讨赤”为天职，并下令处决了中共启蒙者与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现代史，国、共两党的评价总是你是我非，但说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却颇为例外地保持了一致。
其实，更为高兴的是两个都在中国东北地区有各自利益的强横邻国。用病榻上的孙中山谆谆告诫年轻的张学良的话说，就是：你们东北身处“红白两个帝国”中间。孙中山不管两个强邻更换什么样的国体外衣，挂什么图案的国旗，他一眼就看穿苏联与日本的共同本质。逸仙先生确是神仙！
日本人的兴高采烈是可想而知的。虽说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自作主张操办了这次卑鄙的谋杀，以致日本内阁总理田中义一在遭天皇责难后不得不引咎辞职，甚至忧愤至死，但一直不肯就范的中国“东北王”张作霖被提前终止了生命，只会使“大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更加顺利地实施下去。
苏联人更是欢天喜地。他们一直把张作霖视为中国第一仇敌，他们认定张乃日本人的走狗，而曾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他们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心腹之患。欲防备日本人的抄后路，必先打倒“奉张”，进而在远东建立一个符合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中央政权——苏联人全力策动的中国南方的“国共合作”和北方的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其实质盖出于斯。苏联人尤其忘不了前些日子张作霖在北京主政时留给他们的耻辱——中国军警突然闯进苏联使馆及相关办公室，起获了七卡车干涉中国内政的材料（李大钊就是在那一天被捕的），并翻译、编纂了《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公之于世，从而使苏联人在世人面前大大地丢了一回脸。现在，与苏联接壤的漫长疆界上没了这个强人，“老毛子”岂不快哉？
而且，北京东交民巷里的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美国人等对张的毙命似也有些释然。他们对一直周旋在日本人与苏联人中间的中国“东北王”并不了解，也不太感兴趣。去年张就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即非常名义的国家元首，西方列国的公使们竟没到场祝贺！既然当初违反国际外交惯例不去祝贺，现在当然也就更不会为其丧生而哀伤。国际社会不讲道义，只认实力。
死了张雨亭，居然会让各方都开心！呜呼！
雨亭是张作霖的字，是他在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1875年3月19日）生下来后就有的称谓。待他升任“东北巡阅使兼满蒙经略使”后，人们便以“雨帅”称之；及至其长子张学良长大成人开始带兵，成了奉系的“少帅”时，他则升格为“老帅”——北洋时代，并无“帅”职，因“使”（如巡阅使、经略使、筹边使等）的地位在一省最高军政长官督军（或督办）之上，故凡被任命为“使”的军人，统被世人称为“帅”。
张雨帅的身世很惨，一个从辽宁省海城县叶家铺子北小洼村走出来的流浪儿，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苦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