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张氏家族的来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上说，张家“远祖居山东”。而晚年的张学良则说：他们张家本姓李，祖籍是“河北省大城县”，本家一位女子嫁给张家后，因无子嗣，便将李家一个男孩子过继给了张家，这位男孩儿，就是张作霖家族的先人。张学良还说，他曾问过父亲：现在李家已经没有后人了，他再过继回去如何？“我父亲听后，还连连说好！”
张作霖连连说好，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本该叫“李作霖”或“李”什么，因为还在他担任奉天督军时，就曾有一个来自河北省大名县（并非大城）的老农前来认亲。督军府的卫兵听这个自称姓李的老头儿来认本家张督军，以为他是说胡话，差点儿动手打了他。但见老农理直气壮硬要往里冲，才不敢贸然行事，将此不速之客的“怪诞”言行层层上报上去。令护兵们大感意外的是，老头儿竟被请进府里！据说，张大帅亲自接见了此人，但见老农从包里掏出一册极旧的家谱，指指点点，找出张作霖祖先的名讳，并准确地说出张的祖父的大名！督军大人礼遇了这位找上门来认亲的老叔，并让副官将其好生招待了一番。数年前，魏福祥等人编著的《张作霖沉浮录》中有此记载。
张作霖的传记在海峡两岸出了不少，相同的说法是：张作霖之父张有财是个不务正业、嗜赌成性的家伙。某次，他把庄上一个姓王的人赢得光光的，逼人家拿老婆抵债，被那人一怒之下打死了。而被打死的版本又有两个，一是说被那厮引入村外林中用铁镐敲碎后脑勺当场毙命的，一是说两人互殴时被那人踹中要害抬回家后不治身亡。总之，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文革血统论”来看，张作霖日后成为杀人越货的土匪，成为“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军阀”，是自有其“反动基因”的。
然而，对于张有财的死，长孙张学良却不这么说。暮色苍苍的“少帅”告诉他的传记作者唐德刚说：祖父被害的原因并非因要把别人的老婆赌回家。那天，他根本没参赌，而是在观赌时看出王姓赌徒是靠耍手腕赢光了别人的钱，便忍不住指责了王。回家途中，两人由唇枪舌剑演化为拳脚相加，结果，他被年轻力壮的王某打伤，回家后不治身亡。那一年，张作霖才十三四岁。
不知是外人们以讹传讹，还是张学良誓死为长者讳，反正我们读到的“历史”往往与真相并不是一回事。
幼年的张作霖，人称“张老疙瘩”。东北方言里，“老”即“小”——“老姨”说的是“小姨”，“老闺女”说的是“小闺女”，而“老疙瘩”当然就是“小儿子”了，“疙瘩”即“宝贝疙瘩”之简称兼昵称。传统的说法是，因父猝死，家又被洪水冲毁，娘不得不带着他们兄妹几人改嫁外乡的一个兽医。“张老疙瘩”虽天资聪颖，却因家贫，只读了几个月私塾便不得不辍学，后跟继父学相马、医马、骟马，并因之结识了各路“胡子”（土匪）。后因生活所迫，甲午战争期间，他成了大清国的一名骑兵，时年二十岁。
关于张作霖从军的原因，张学良另有说法。他说，父亲是因避祸而投奔了清军。当年，张作霖和二哥张作孚为给亡父报仇，蓄谋枪杀王某。就在他们夜袭仇人家时，却无意中惊动了其宅院内的一位老太婆。怕老妪大叫，张作霖上前掩其嘴，不料手中的枪响了，老妪登时毙命，宅子内遂一片大哗！兄弟二人不得不中止复仇行动，连夜潜逃。流浪多日后，张作霖在远离故里的“毅军”当了兵。而他的二哥则被官府缉捕到案，被判刑十年，因《大清刑律》有亲属代为服刑之规定，故张作孚的刑期由其二伯父代服了。
战争失败后，张作霖这位已升至哨长的清军下级军官不得不流落回籍。男大当婚，他娶了本地财主赵占元的二闺女赵春桂为妻，因家中太穷而不得不“倒插门”——入赘岳父家。本来，小日子过得挺安稳，不料却被村里一位多事的财主举报“通匪”而蒙冤入狱，受尽屈辱。出狱后他一气之下落草于绿林，成为保护一方的黑道首领，后渐成气候，所部拥有上百人，一直到被新民府知府增韫收为官军。
这就是张作霖青少年时代的全部履历。与他同时代的未来军阀们在读私塾或读武备学堂的那些年里，他却一个人在荒凉的东北黑土地上啃读生活的艰辛。
动荡的成长岁月，使这个生性机敏的小个子拥有了过人的胆识和坚强的意志，拥有了宁可亡命也不肯认输的倔强性格，拥有了胸怀白山黑水放眼中原大地的宏志与耐力。
这是一个自立于草莽的民间枭雄，这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军阀的另类元帅，在北洋时代的政治舞台上，这位最后出场的主角无疑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仅复述早年张作霖的两个故事，即可窥其为人。
一个故事说的是他的果敢。少年时代的一次赌博中，他遭人合伙算计，输得精光。他悟出被诈，遂一刀剜下了自己腿肚子上的一片肉，掷在赌桌上：“来！我坐庄，赌这块肉！”旧时赌场的规则是庄家赌什么，众人就要陪着赌什么——张作霖赌了身上的一块肉，若赢了，输家也必须奉上自身的一块肉！众赌徒连忙向张作霖认错赔不是，并把诈来的钱悉数退还。敢做敢当，甚至敢玩命，这就是张作霖！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他的大度。新婚后入住岳父家的张作霖，因常替各路过往的土匪医马，本人性情也刚烈，遂惹得赵家庙村的富户们暗自担忧，村里那个多事儿的财主李老恒竟向广宁县（今黑山县）县衙举报张氏兄弟涉嫌“通匪”！张作孚、作霖兄弟遂蒙冤被逮，关进县狱，一番磨难自不待言。由于查无实据，关了一段时间后，县衙便将张氏兄弟释放。出狱后的张作霖干脆破罐子破摔，真的投奔了一路“绿林”。山不转水转，十几年后，当年被诬“通匪”的张作霖一跃成了中华民国奉天督军（全省军政第一把手）。就在张督军衣锦还乡回到赵家庙村时，吓破了胆的李老恒与老妻前往督军行辕请罪。谁知督军大人哈哈一笑，说：我张作霖从不记仇，你虽告发我，但也是为了乡里安宁，况且县衙并未将我怎样，反使我奋发向上，才有今日。说罢，他掏出二百块大洋塞给李老恒，劝其回家安心过日子。喏，这样一个心胸敞亮不计前嫌的人物，能不出人头地？
没有任何外力帮助的张作霖在乱世中迅速崛起，成为20世纪初期东方大地上的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你能说没有缘由？
那天，站在那个终结了他生命的铁路桥上，我的目光顺着两道泛着阳光的锃亮的轨道滑得很远，直至渺茫的北洋时代……
铁路还是当年的铁路，路基也还是当年的路基，旧桥炸毁后又建了新桥，铁路炸断了再续新轨，唯独对斯人的评价，却一点也不肯翻新。
望着一旁尘土飞扬的立交桥建设工地，我很想知道这座城市的决策者与建设者们是否会从这庞大的工程投资里拨出一点点碎银来，在这令整个中华民族蒙羞的地方，为一个曾让历史生动的先人，再留点什么……
后来，我找到了当地有关这座立交桥开工的报道，人们显然没有考虑要为一个“坏人”殉难处追加点预算——
1999年9月28日，《沈阳日报》上是这样报道的：
本报讯 9月27日，位于当年张作霖被炸的皇姑区三洞桥附近，鸣响了兴建立交桥的哨响。
这一开工兴建的群体式立交桥，位于和平区与皇姑区交汇处，该地因历史上曾发生张作霖被日本人所炸而闻名。此处地处交通要道，道路狭窄，车辆拥挤，经常发生交通堵塞。由沈阳铁路局设计院和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共同设计的这一组大型立交桥，将从地上穿越沈吉、长大铁路……
显然，没他张作霖什么事儿。
走下三洞桥，我走进了大帅府。
“大帅府”是一个总面积为三万多平方米的中西合璧建筑群的总称，位于“少帅府巷”。所谓巷，可想而知，是条不宽的路。《沈阳晚报》的同行刘禾大姐把她的白色富康轿车从矗满广厦的喧闹大马路上拐进一条小巷后，一片异国情调的红砖楼房和一道灰乎乎的豪门高墙便缓缓映入我眼中。车拐进了张作霖时代，我的思路一时却拐不过来。这就是不可一世的奉系的老巢吗？
这就是大帅府。刘禾把车停在了狭窄的停车场。她说，她家原来就住在这里面。
刘禾能在这座“东北第一宅”里住，不是因为与张家有什么亲缘。沧海桑田，大帅府里最能看出冰川擦痕。
自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9日起，也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之后，此宅就不是张作霖遗族们的住处了。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把“张氏帅府”当成了他们占领的主要目标之一。翌年4月，英国伯爵李顿（Robert Lytton）率国联调查团来满洲了解“九一八”真相之前，日本人才把大帅府让给了原奉系将领于芷山所辖的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后来，日本人接着把张学良未完成的西院洋楼群建好，让于芷山把司令部搬了过去，这边则成了“满洲国中央图书馆奉天分馆”和“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夏，苏联红军击溃日本关东军并占领东三省，中共领导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五千人马随之开进沈阳，把司令部安在了大帅府里；没几天，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四位中共东北局委员们也搬了进来，这里成了是年秋冬时节共产党在东北的权力中枢。但共产党人只在这里待了几个月就被迫撤出，因为斯大林政府与中国政府有约在先：一旦日本投降，苏军就要将除旅顺之外的东北地区交还中国政府。面对气势汹汹前来接收的庞大国军，共产党军队不得不退避三舍。于是，翌年2月末，这里成了国民政府军政部下属某部门和国民党沈阳市党部的办公地。半年后，国民党军政机构撤出，这里又恢复了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功能。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林彪指挥共产党军队攻克沈阳城后，依然让这座豪宅保持了文化功能，只是把“东北图书馆”从北边的哈尔滨搬迁过来，使其内涵更为丰实。到共和国时期的1957年，图书馆又分出档案馆，东北图书馆与东北档案馆两馆一直并存院内。“文化大革命”初期，天下大乱，各地军人秉权，沈阳军区曾三次派人前来查阅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叛徒”材料——刘在青年时代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还真的被抓进张学良的监狱待了一个月。共和国第二任元首被残害致死的三大罪名“叛徒、内奸、工贼”，头一项便是从这大帅府里查到的“白纸黑字”。到1970年，东北档案馆搬走，辽宁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和辽宁省作家协会又被安排进来填补空白。刘禾的父亲是省文联的专业作家（诗人），所以，她也就无意间成了前大帅府里的居民。
那时候，里面可破烂了！总共有五十多户人家哪！直到90年代以后，里面的人家才都搬了出来。刘禾且行且叹。
虽然这边的三进院加后头的大、小青楼都已被辟为对公众开放的场馆，并成为“沈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西院仍是政府主管部门的办公地。有一幢幢异国风格的红砖楼房的大院，本来是长兄张学良要给众多弟弟们建的家，因“九一八”事变，张家一天也没住上。至今西院大门口依然挂着“辽宁省文化厅”、“辽宁省文物局”的大牌子，其个头比大帅府正门的两块牌匾还大呢！
大帅府正门的那两块金属牌匾上，嵌着此宅的过去与现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辽宁省近现代史博物馆。
其实，张学良只是这个庞大建筑群的第二代主人（据说，沈阳房产档案上户主一直登录的是“张学良”仨字）。管这儿叫“张学良旧居”和“少帅府巷”都不准确，也许叫“元帅府”或“元帅胡同”更为贴切，因为这儿首先是张作霖的住处。
民国元年（1912年）9月，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开始在沈阳城里兴建这座豪宅，从民国五年（1916年）他携家眷入住，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在此宅内过世，除去最后在天津和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外，十多年他一直在这深宅大院里主家、主军、主政。
如同阿Q忌讳光亮，张作霖最不愿被人提及早年落草为寇的经历。其实与他当“胡子”的短暂岁月相比，他当官军的时间更长——前清时，他从甲午战争时的哨长做起，历巡防营统领、关外练兵大臣兼二十四镇统制；进入民国，他更是以奉天督军衔执掌东三省的最高军政大权。咳！人不能干丑事，雪白的绸衫上有过污点，任后来使多大的劲儿也搓洗不净了。
但更大的丑事是他在武昌首义后的镇压奉天“乱党”之举。不是他的搅局，东北的光复要更早一些。
驻防近千华里之外的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在听说省城里的革命党欲起事后，竟率全部七个营的兵力挺入奉天城“勤王”，即保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地位。这一次，直觉让这个“省军区”的“旅长”大获其利！他平息了革命党人的起义梦想，一跃成为奉天全省最有权势的军事长官。尽管其不光彩的发迹史一直为革命党人所诟病，但东三省未经动乱而平稳过渡到民国，却不能说与他无关。民国成立之后，他从一镇之统制，摇身变成一师之师长，换的是头上的帽子，不换的是拥兵自重的思想。清朝的镇亦即民国的师，统制就是师长，真是“换汤不换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