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不仅曾经对“汉法”和读书人十分仰慕、尊重，而且的确依靠一大批读书人，像刘秉忠、耶律楚材、廉希宪、赵孟頫等打江山、坐江山，应该说，他是最不应把读书人和科举制度当“花瓶”的。但终其一世，读书人做大官的不少，却无一例外是通过保举、推荐、特别提拔、毛遂自荐，甚至强逼的渠道进入政治舞台，科举制度压根儿就没正式建立起来。
之所以如此，一来他当皇帝的大多数时间里，元朝还是在“打江山”，在他和元老们看来，攻城略地、灭国吞邦的功劳和贡献，要远大于摇摇笔杆子，搞一些似懂非懂、不知有啥大用的典章制度，读书人的贡献慢说和皇族、贵族将领比相形见绌，就是和归附元朝的地方土豪、金宋降将比，也差了好大一截；二来，对于“没用读书人”的受宠，勋贵元老们是很不服气的，他们竭尽所能挑拨离间，并利用“王文统事件”（元世祖中统三年，益都行省长官李璮发动叛乱，其幕僚王文统因与李璮的关系受到牵连，以同谋罪被处死）等读书人惹祸的特例大肆灌输“书生危险论”，结果就连耶律楚材等知根知底的心腹读书人都被疏远，又怎会放心选拔人心隔肚皮、本事有没有还不好说的陌生“书呆子”？在忽必烈看来，朝廷里少一些读书人，不过是显得难看些、粗鲁些，但该灭掉的国家照样能灭掉，该打赢的仗依旧能打赢，如果反过来，把世袭门荫军功保举什么的都淘汰，让仅仅写出几篇好文章就平步青云的读书人来当家，还能这么顺风顺水吗？
忽必烈这位一手统一中原的帝王尚且如此，大元公司后世皇帝自然更不能免俗：他们上台，靠的是勋戚世家的拥护辅佐，有时朝政甚至会被权臣把持，反对他们的固然是皇族、贵族和功臣后代，支持他们的却仍是这些人。如果说，轰轰烈烈的忽必烈时代正当用人之际，“外人”被破格提拔的机会还大些，那么到了按部就班的时代，他们就更没啥用处了。
想一想就明白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正职几乎都委任给了“关系户”，倘若是一个浙江或福建籍的读书人，在元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年）报名参加进士考试，他的命运会怎样？首先，这一年全国录取名额只有可怜的十八名（平均一个省摊不到两个），他考取的概率不会比买彩票高多少；其次，录取后即便考了第一名，也只有正六品出身，倘是第三名，就只有正八品（比县令还低两级）了；第三，由于“南人”只有第二副职可做，且即便这个第二副职也大多被“关系户”占据，这位考生很可能不得不挂职候补，或者去国子监学习。明朝开国功臣、朱元璋的头号谋士刘伯温是浙江青田人，他1333年中进士，候补了整整三年，才混了个江西高安县丞（副县长），五年后被排挤辞职，在家闷了五年，才又被委任了几个考官之类的小差事，一年后就混不下去再度在监察御史（相当于纪检委干部）上辞职，这次足足闷了十二年才因为开战又混上个参谋类职务（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没过多久便又被排挤出去，已是六十四岁老人的他不得不一跺脚投了朱洪武。刘伯温才华出众，父亲、祖父两代又都当过元朝的官（虽说小点儿），他在元朝的官运尚且如此，其他进士可想而知。《元史》和《明史》记载了二十多名元朝进士的事迹，其中当上方面大员、建功立业的，只有余阙、田韦皋两人，且这两人一个是党项族，另一个是土家族，数量最多的汉族进士几乎都“县团级封顶”，以至于相当一批人最后都投入了造反者的大营—一句话，大元朝用不着这些“花瓶”。
“花瓶”的成本和代价
既然用不着，“花瓶”若弄了来，就只能糟蹋粮食：1341年，也就是元朝最后一次恢复科举后第二年，曾有报告称国子监学生太多，每人每天要花五两银子的伙食补贴不算，这些人还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经常吃西瓜不给钱……凡事都怕换位思考，当皇帝、大臣的每天养着批无所事事的大爷，觉得是糟蹋粮食，可若站在这些在国子监混日子的进士、举子角度上想想呢？学习那么辛苦，录取率那么低，能过“分数线”的，哪个不当自己是了不得的人才？好不容易考上了，却被晾在一边当“花瓶”，不知何时才是个头，他们不变成那副德行才怪！
招贤纳士，广取人才，当然是件好事，但这件好事要办好，就必须将之纳入全套用人机制当中，不但保证选拔出的都是有用之才，更要保证这些人都能人尽其用，不至于变成“花瓶”、摆设，否则就会变成劳民伤财的巨大浪费，也起不到真正的人才选拔效果。太平天国的领导层对开科取士十分热衷，刚刚占领了一座小小州城（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就举行了第一次考试，最热闹的时候一年仅全国性科考就有四次，录取率最高时竟超过百分之八十。可这些“大王”从骨子里不信任这些考出来的读书人，每年“批量生产”的状元、进士，大多被分配到机关，搞些抄抄写写的简单工作。折腾久了，真正的人才根本懒得出来应付，“脱颖而出”的几乎都是算命先生、还俗道士之类—冒杀头的风险去给您当“花瓶”，以为人家都是傻子吗？
若要招贤纳士，就要对这些慕名而来的人才有个统筹安排，照顾到他们的出路和进取心，让他们人尽其才，发展顺利，这对他们、对自己，都是件天大的好事。倘条件所限，做不到这些，那还不如干脆暂停，不去做这份劳民伤财的无用功。春秋五霸里最没用的那个宋襄公，吃败仗后不久，就听说大名鼎鼎的晋公子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来投奔，他自知庙小容不下真神，送了笔丰厚的路费，客客气气把重耳一行送出境外，让人家投奔大国。这种做法就不失明智—就算没得到人才的帮助，却也不至于养个高价“花瓶”。
更麻烦的是，“花瓶”也是会碎的，一旦碎了，就会变成危险甚至致命的瓷碴、玻璃碴，让人吃不了兜着走。隋末占据洛阳，自称郑国皇帝的王世充，摆出礼贤下士的架势，招募了许多因政局动荡流离失所的文武干才，却浑不知怎样使用，只能一个个当做高价“花瓶”供起来。耗费巨大不说，这些人才还多半不领情：我们这么大能耐，投奔您为的是真刀真枪，拼出个锦绣前程，您这算什么，养宠物狗吗？结果等唐朝大军打来，“花瓶”们倒戈的倒戈，怠工的怠工，反倒起了拆台的作用。前面提到的大元公司，那些“花瓶”进士到了天下大乱时，许多都投奔了各地群雄，在奄奄一息的元公司躯体上狠狠捅了最后一刀子，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大牌小弟”的内外部能量
话说西晋末年兵荒马乱，有个叫司马睿的被从下邳撵到建邺（今南京）坐镇。这司马睿说起来也是西晋皇族，封为琅琊王，官拜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南京军区司令员，算是个大官了。
可这位大官的威信值着实一般。两晋时最看重的是家庭出身，出身越高贵越招人待见。按说皇族这身份不低了，但司马睿却恰恰是特权阶层中的一个边缘人物：他是司马懿的重孙子，封王是沾了爷爷司马伷的光，跟西晋第一代皇帝司马炎不过远房叔侄，和当时的皇室则更是远得不能再远的远亲。如此蹩脚的贵族光环，在见惯大世面的建邺城贵族，和从北方逃难南下、树倒架子不倒的北方世家大族子弟看来，简直是不值一提。再看政治表现，这位公子哥儿好不容易捞到一次出彩机会，在乱哄哄的八王内讧中被派去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结果给打得落花流水，连都城洛阳都不敢待，直接逃回封地去了。就这么个人跑到曾是东吴首都，当时也是东南第一重镇的建邺，能有人买账才怪。据史书上说，司马睿走马上任一个多月，连个登门递名片的都没有。
然而，不过几年光景，建邺城里不论土生土长的江南世家，还是血统高贵的北方流亡贵族，都争先恐后地推崇、追捧这个曾被他们嗤之以鼻的“垃圾股”司马睿，甚至不断怂恿他登上皇帝宝座（最终也的确成功了，司马睿就是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素以顽固著称的两晋世家大族子弟们，何以有如此转变？
关键在于司马睿有个拿得出手的“小弟”—出身大名门琅琊王氏的王导。
这位王导不但出身高贵，而且是十四岁就被称为“有将相之气”的神童，他的叔伯兄弟王戎、王衍、王敦、王浑，不是执政三公就是一方雄镇，还个个是名流（王戎是“竹林七贤”中最年轻的一个，王衍号称“宁馨儿”，是当时品评天下名士的第一权威）。司马睿南下建邺，王导顶着“安东司马”的头衔，算是法定的司马睿头号高参。这位高参见情况不妙，就趁着上巳节街上行人多的时机，摆出军区司令的仪仗队，让司马睿在正当中车上坐着，自己跟堂弟王敦在旁边恭恭敬敬陪着，一趟街游下来，司马睿的人气值直线上升：那些江南望族，什么纪瞻、顾荣，见这份派头“咸惊惧，相率迎拜道左”。这几位是江南最有名有势的人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司马睿如此敬仰，上巳节满街乱窜的看热闹者，还有敢不敬仰的吗？
说穿了，纪瞻、顾荣敬仰的哪里是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三流皇亲司马睿，而是久仰大名、如雷贯耳的琅琊王导。对他们而言，既然王导都心甘情愿做某个人的“小弟”，那人不管是什么来头，一定是错不了的人物，怎么看都是一代伟人坯子了。
公司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遇到巨大的发展瓶颈、障碍的时候，成功整合外部资源、提高内部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莫过于捏合一个有影响、有号召力的“小弟”团队，职业经理人也好，二、三股东也好，“大牌小弟”的内外部能量不容小觑。
晋文公重耳到处流亡的时候，落魄到经常饭都吃不饱，路过曹国时还被人家趁洗澡羞辱了一番。但也就在曹国，他却受到重臣僖负羁的款待。僖负羁之所以如此仗义，是觉得“重耳团队”是不折不扣的潜力股，打算做长线战略投资；而之所以有如此压宝式的政治赌博，是因为他太太偷窥之下觉得，虽然重耳是怎样的人看不大出来，他身边那些小弟可个个都不是平庸之辈。由此可见，“老大”自身的能力是一方面，“小弟”好不好也是关键，而一个“强势小弟”团队，其吸附力和杀伤性，又会远胜于单个的“强势小弟”。
压宝“小弟”其实也不容易：自己能力差、号召力低，却偏要招揽能力强、身份高的小弟，难度着实不小。像和尚出身的朱元璋，要拉大名士刘伯温入伙，就只能生磨硬拽、死缠烂打，折腾个三番五次才能勉强得手；《水浒传》里“文面小吏”宋江想收卢俊义、秦明这样的富豪大户、朝廷命官做“小弟”，就更是使出坑蒙拐骗、杀人放火的下三滥手段。虽说是小说，却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拉一个比自己能力高、号召力强的“小弟”是多难—这路人等，不逼到某个份上，谁跟你这来路不明的大哥？
捆绑利益的核心要素
不过说实在的，水浒故事只能看看，不能当真：你把人全家害成那样，就算给你当小弟，心里也不定想点儿啥呢。那么，弱“大哥”到底如何能招揽强“小弟”？
首先，感情投资和志同道合十分重要。比如住在隆中的诸葛亮，其实在曹操、刘表和孙权等多处都有密切人际关系，加上居住在几大势力的交界，“工作意向”选择是很多元化的，之所以最终选定当时看来最不被看好的刘备，感情投缘是最关键的因素。中唐时号称“白衣宰相”的李泌，和唐肃宗李亨是从小投缘的同学、朋友、哥们儿，正是冲着这份投缘劲儿，他才会不离不弃地连着辅佐了肃宗、代宗、德宗这三个在唐朝绝对算不得出色（德宗甚至被认为比较低能）的皇帝，直到病死，连炼金丹做神仙的大志都荒废了。前面说到的王导，之所以力捧司马睿，也和他与后者是“发小”不无关系。
亲密关系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也不会谁的同学里都有两三个管夷吾、诸葛亮。“老大”吸引高档“小弟”效死力，更重要的是让对方领悟到你和你的团队具备独特的上升潜质，所缺的只是他这一枚关键棋子，而你又能把这枚关键棋子放到关键位置上。
南北朝西魏时，实际统治者宇文泰突然去世，接班人成为难题。当时幕僚中名望和能力最强的于谨，在审时度势下，突然当众向接班人之一宇文护跪拜，确立了后者实际上的领军地位。要知道，宇文护在宇文泰生前地位平平，逢年过节甚至要当众向于谨拜年，如今这一颠倒，震慑力可想而知。于谨之所以甘当“小弟”，正是在宇文护的暗示下，一眼看出了这个“潜力股”独一无二的上升潜质。
强“小弟”在弱“大哥”旗下安心工作，最重要的前提是互信。李泌之所以心甘情愿跟着老李家三代“弱领导”，而没有在那个天下大乱的时代生非分之想，或干脆躲进山里做神仙，看中的正是那三代人对他的绝对信任，他可以发脾气撂挑子，可以说皇帝老婆的是非，可以直言皇帝的战略眼光有问题，甚至可以在皇帝余怒未消之际，说他杀错了自己儿子，皇帝未必听，未必信，但绝对不会因为他说了这些不中听的话，便减少对他的信任。倘若没这份互信，这出戏便唱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