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没有互信，强“小弟”可是高危岗位：唐朝初年有个造反领袖徐元朗，起兵之后响应者寥寥，有人就告诉他，有个叫刘世彻的很有人望，您把他招来做“小弟”，人望就足够了。结果怎么样？刘世彻的人望让徐元朗心惊肉跳—你这么有人缘，我这领导还怎么做？于是，刘小弟死在徐大哥屠刀之下，而徐大哥和他的团队，最终也在众叛亲离下昙花一现。
此外，选择人气型“小弟”给自己贴金，还有两点注意事项。首先是不能选择野心型的，若其看重的不是你的饭碗，而是你的位子，麻烦就大了。司马睿选王导没错，可另一个“小弟”王敦就差点让他前功尽弃，若非“二王”相互克制，这东晋江山究竟姓司马还是姓王，还真是不好说。
其次，人气型“小弟”的人气必须“实用”。像王导，他“琅琊世族”、“世代公卿”的显赫家世，足以让北方流亡贵族和江南土豪归心，凝聚成一个足以偏安半壁江山的框架。如果这个人气是虚的、偏的，那么用了或许比不用还糟—洪秀全就用了个既可信又忠诚，而且很有知名度的“小弟”，即自己的族弟洪仁玕辅佐朝政，可这位大名鼎鼎的干王，名气主要在外国人，尤其外国传教士圈子里，太平天国的军民人等根本不认这个“空降”来的外人，洪秀全手下领兵的大将，更对这个不到一个月就从老百姓提拔到首相的皇亲国戚冷眼相看。这样的“贴金小弟”，就和勾魂小鬼没啥区别了。
究竟什么是“硬指标”
《老残游记》里面就赫然说过某些“清官”的可恨。在刘鹗看来，赃官“自知有病，不敢为非”，而清官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因此“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更容易捅出娄子来。这话只说了一半，其实这类“清官”容易误大事，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享有的“清官”名声，令他们占据了社会道德的制高点，即便做领导的觉着用这人不合适，打算换一换、动一动，他们也能很容易地调动舆论、公众和社会资源，打出“动我就是打击正气打击道德”、“贪官步步高升清官处处遇阻真是世道黑暗”等等冠冕堂皇、让您反驳都无从下嘴的护身符，让自己可以继续在不合适的高位上祸害下去。
这本书虽是小说，但刘鹗本人就是当官的，里面提到的“反面典型”，却都是真人真事，比如书中提到的徐桐，是个清廉到了几乎有政治洁癖的人物，不但不贪财，不贪色，据说走在大街上，迎面走来个漂亮女人，他都会立即弄把扇子把脸遮住，以免一不小心动什么邪念，毁了一世清白。可这位老兄生在内忧外患、中国急需变法图强的清末，却偏长了个硬邦邦的花岗岩脑袋，对一切带“新”沾“洋”的事物都有一股“灭此朝食”的大无畏气概，更对国际法、国际惯例、强弱对比、地缘政治一窍不通。偏偏这样一个人物因为八股文章写得好，加上是“清官”，竟一路平步青云，当到正一品的大学士，管理起内政外交之类国家大事来。当时不是没人瞅出他不是那块料，建议让他挪个地方的人也不是没有，但诸如“贬斥清官是何居心”、“你想打击报复吗”之类的大帽子横飞之余，少数敢说话的很快被道德板砖砸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败下阵去。这位徐桐徐大爷安坐高位，志得意满，挑逗八国联军入侵，孱弱的清廷同时对八国宣战，又没有以一敌百、斩将擎旗的能耐，最终他的“最高领导”慈禧带着光绪一路啃窝头骑毛驴跑去西安，他自己则最终玩丢了一条性命。
谁都想用德才兼备的人，品德如果有问题，才能太强非但不是什么优点，反倒容易成为危险和不安定因素，这个道理一般人都明白。问题是，在一些关键性、需要非常和特殊才能的位置上，“胜任”和“不误事”是第一位的。如果能在“胜任”和“不误事”的人选中，找到一个作风清廉、道德无可指摘的，固然最好；倘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就必须先满足“才能上称职”这一“硬指标”再说。
曹操曾经连发三道“唯才是举令”，里面说得很清楚，像陈平又贪钱又好色，据说跟嫂子还不清不楚，却能用情报术和计谋搞垮项羽，又能凭自身人缘和能力平定诸吕之乱，保住刘家的江山社稷；吴起为当将军不惜杀死妻子，为谋个一官半职老母死了不回去奔丧，还到处花钱找门路，但他在鲁国当大将，鲁国就能以弱胜强，在魏国、楚国当大官，这两个国家就能称霸天下，不被强国觊觎。如果让那些在道德上名声赫赫，却缺乏担纲应变之才的人担负重任，最终不胜负荷，不但误国误民，那些“好人”自身也没法子“一生平安”。东汉末年，朝廷积贫积弱，打算提拔几个道德上可信、政治上可靠的名人到重要地方上担任要职，为朝廷看家护院，讨伐不听话的诸侯。其中被寄予厚望的，是派到幽州（今河北京津一带）的刘虞，此人不但德行纯正，还是皇亲国戚，操守上无可挑剔，可偏偏不具备乱世应变之才，结果这位肩负天下寄托的刘虞非但一事无成，还被部下公孙瓒算计了卿卿性命。
“清官”要的是什么
这种“清官难得”的情结由于和道德洁癖纠缠不休，很容易让决策者难下决断。比如辽朝圣宗耶律隆绪时候，有个大臣叫萧合卓，被任命为北院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部长），委以远征高丽的重任。许多有识之士都指出，此人没打过仗，根本不具备领兵才能，但皇帝却认为萧合卓是自己的老部下，清正廉明，作风正派，是绝对信得过的好干部，力排众议，把几万远征军交给他，结果他打了个大败仗，丢盔卸甲逃了回来。皇帝本来恼羞成怒，打算治他的罪，结果发现他“服食、仆马不加于旧”—依旧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清廉本色，于是非但没治罪，反倒大加慰问，继续重用。耶律隆绪不是不知道萧合卓这人没用，甚至在继续重用的同时，他还奖励了事先提醒“萧合卓不可重用”的几个大臣，可碰上“清廉”这张王牌，他便不由自主败下阵来，实在过不了“你这昏君，怎么敢连清官都排挤”这道德法庭的一关。
话说当年咸阳城外，范增劝项羽给刘邦摆鸿门宴时，罗列了刘邦的种种反常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他进了咸阳一不贪财，二不贪色，而是约法三章，秋毫无犯，并认为这表明“此其志不在小”，也就是说，这位昔日的亭长想要得到的，远比金钱美女更多、更大，所以才对这些蝇头小利不屑一顾。某些“清官”其实并非真个“心灵清廉”，而是所求者大且长远，因此不得不暂且压抑局部的贪欲。刘邦谋求的是天下，因此尽管对咸阳的珠玉美人垂涎三尺，也不得不表现出高风亮节；隋炀帝杨广在当晋王时谋求的是太子之位，因此尽管内心充满欲望，却刻意粗茶淡饭、破衣烂衫，甚至小妾生了孩子也要故意藏着掖着。前面提到的那位萧合卓，大败而归，靠“两袖清风秀”保住荣华富贵后，“豪贵奔趋于门”，结结实实捞了一大票。《辽史·萧合卓传》记载称，这位“清官”北院枢密使一直当到咽气，临咽气前北府宰相萧朴来探病，问他有啥遗言。有道是人到临死话实诚，这位“清官”实话实说，我一死，坐我这位置的人准是您，到时候您可千万别提拔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啊，否则位子就坐不长了—书上说“萧朴出而鄙之”，估计这位接班人心里想的多半是“敢情清官就这德行，我呸”。
“清官”当然可以用，甚至那些实际上别有想法的“忍耐型”清官也同样可以用，关键在于，当头的得明白两点：第一，清官为什么“清”，他真正图的是什么；第二，把这些清官搁在什么位置才能实现双赢，而不至于给自己留下危险的隐患。
“贪官”贪在何处
同样的道理，对“贪官”的“贪”，也要有个清醒的认识。大名鼎鼎的管仲就是个贪婪的家伙，他当初跟鲍叔牙合伙做买卖，出钱最少、分红最多，一起打仗冲锋在后、撤退在前，当了齐国执政大臣，更是享尽荣华富贵，车马、仪仗、财富、妻妾人数，都跟“大老板”齐桓公不相上下，连孔子都说他“器小”，认为他道德上有问题。但管仲所贪的不过是“福利待遇”一类枝节问题，对于齐桓公的大业而言并无大碍，相反，他的才能和勤勉却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可谓贪得少、贡献多，连对他道德颇有微词的孔子都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民到于今受其赐”，认为重用这样的“贪官”，好处远多于害处。
吴起为了在鲁国武将招聘会上脱颖而出，特意杀掉原籍鲁国敌国—齐国的太太，鲁国国君听说后觉得这人着实太那个了，不打算用，身边大臣指出，这位是个官迷，爱功名利禄胜过爱自己老婆，只要让他当官，他心满意足就会焕发出无穷干劲，否则他老婆丢了官还没当上，势必怀恨在心，投奔敌国以求重用。结果，捏着鼻子重用吴起的鲁国，以弱胜强击败齐国。
清廉或贪婪，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的。唐太宗时的名臣岑文本曾经说，“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主张用人应该“必收所长而弃所短”。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知道所用之人的长短，以及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收长弃短”。
冯道的“靠谱”与“不靠谱”
许多后世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等，对那个一生中在五个国家、八姓王朝、十三个皇帝手下当过大官，临死前还得意扬扬自称“长乐老”的冯道冯老先生颇不以为然，说他“不以廉耻为何物”，甚至把他称为“奸臣之尤”。
可这位“大奸臣”第一次亮相，就是在昙花一现的“大燕皇帝”刘守光手下犯颜直谏，劝阻这位不知深浅的野心家对邻居妄动刀兵，此后他曾劝说后唐明宗轻徭薄赋，也曾力阻攻进汴梁灭掉后晋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继续烧杀劫掠，还曾在后汉朝设法保护秉公执法的地方官员。即便对他不以为然的多数史学家、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奸臣之尤”虽然跳槽临界点低了点，但每到一个新“公司”，却的确敬业爱岗且能力突出。
冯道这个幕僚出身的大公务员、大知识分子，其实属于不折不扣的“职业经理人”。这种人对于专业、对于工作都是十分靠谱的，能力强，责任心重，兢兢业业，且不管出多大事都能坚守既定目标不动摇。
但他们对于雇佣自己的雇主却颇不靠谱：你和他不合拍，他可不会“文死谏，武死战”，而是会来个工资照领，主意不出，“闷声大发财”；你怠慢了他，他也不会如那些“忠狗型”属下那般不计委屈恋栈不去，而是如家猫那样，要么三心二意混吃等死，要么寻机溜号再觅雇主，若真有合适的“猎头”，他是绝对不会在意换个饭碗的，而且绝对会同样表现出专长与责任心，一如在老东家时那样。
冯道之所以成为这类“职业经理人”，关键原因有二，首先是他处在唐末和五代十国的乱世，天下四分五裂，当时的形势正如一位叫安从荣的土皇帝所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而“兵强马壮”的又不是一个两个，短短五十三年里朝代更迭了五六回，皇帝出了差不多一百个，在这种形势下，当忠臣的门槛未免过高了些。“死忠”本就是忠臣中的极品，“去死的忠臣”自然更是物以稀为贵，特别注意表彰“死忠”行为的《新五代史》，“死节”的传主只有三位，加上档次稍低的“死事”传主，一共区区十八位。换言之，那年头的“死忠”，比同一时代皇帝总数还少了很多。大多数没那么高“觉悟”的人，自然会把当官看做一种职业，而非一种使命，卖力可以，卖命则恕不奉陪。
其次，在那乱哄哄的年代里，他的确是难得的人才，不光学问好，还懂政治、军事、法律，懂得人情世故和民生疾苦，不仅坐得书斋，也看得卷宗，做得业务，这样的“应聘者”，不论哪个朝廷公司、哪位皇帝，那都是乐意接纳的。
不好当的“雇主”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凡到了各派势力相持不下的时候，这种靠本事不靠忠诚吃饭的“职业经理人”就会大行其道。像春秋战国时候，商鞅、吴起、苏秦、张仪、乐毅、廉颇、公孙敖……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先后为两家，甚至更多的“雇主”效力；三国时有先后“转会”刘璋、刘备、曹操的黄权，在刘备和孙权手下都获得重用的郝普、潘濬；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有尽心尽力辅佐过苻坚、姚苌这对冤家对头的权翼，为桓玄和刘裕这对死敌先后出过大力的胡藩……
要知道，越是竞争激烈的环境，人才的重要性就越迫切，“忠诚”固然也是很急需的人才属性，但在这种高风险环境下，“真忠”注定损耗严重，而“转会”几次却仍高喊“忠字当先”的主儿，脑袋稍清醒的雇主也断乎不敢太相信其“忠诚”的含金量，与之相比，“能力”、“专业”这些同样宝贵的人才属性就好分辨得多了，行不行的，找个合适的“实习”岗位，是骡子是马，一遛不知道，多遛几次也便一清二楚了。
不过，“职业经理人”的成因，并非只有“乱世”，“多势力对峙”这一条。古今中外都有很多时候，明面上的“老板”并不能掌握全部用人话语权，“雇员”的饭碗并非纯系来自“雇主”，而有其他因素掺杂，那么这类雇员中就会有很多人，本能地把那真正的权力、地位来源当做忠诚对象，而并不把帝王及其江山社稷太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