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融会诸子百家，集先秦兵学之大成，对战争、战争指导、军队建设有全面的论述。它提出君道、爱民、尚贤、文伐等主张，尤其是“五材”、“十过”作为选将的标准，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者选拔人才有指导意义。
《六韬》：
“五材”“十过”谋略与运筹技巧
释典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或《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旧题周吕望作，《隋书·经籍志》中注为：“周文王师姜望撰”，经历代争论和出土文献证明，《六韬》成书于战国后期，是战国时人托姜望名撰成，但并不排除其中反映了吕尚的某些军事思想。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
姜望，又称吕望、吕尚，字子牙，原姓姜，周人称之为师尚父或太公望，俗称姜太公、姜子牙，是西周杰出的军事思想家，西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和齐国政权的创建者。青年时曾在商都朝歌为吏，后投奔西周，得文王姬昌的赏识。他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为文王提出正确的战略决策，终于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为灭商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文王死后，他辅佐武王，进一步削弱商的实力，并最终指挥周军在牧野之战中一举灭商。西周建立后，因功受封于齐。他举贤尚功，因俗而治；重视工商和军队建设，使齐国很快强盛起来，奠定了齐国数百年的大国地位。
《六韬》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六部分，采用周文王、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军事经典著作，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西汉以后《六韬》开始广泛流传，深受刘备、诸葛亮、孙权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重视。唐朝以后，兵家都喜欢学习《六韬》，常引用其中的观点，宋朝时被编入《武经七书》，位居《武经七书》之首，为武学必读之书。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中国古代兵家学习、研究和不断引用的军事经典。《六韬》在国外也有深远影响，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六韬》的将论中提出以“五材”、“十过”作为衡量将帅素质的标准；通过幕府建制来汇聚各类人才，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团队；在实践中提出选拔将领的具体可行的措施；提醒君主在任命将帅时要授予全权。其政治思想主要包括君道、爱民、尚贤、文伐等。作战方法主要涉及把握战机、利用特殊地形、车战、骑战和步战等方式的指挥原则和运用。具体每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
《文韬》包括“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12篇，主要论述治国用人的政治方略，提出以“仁”为核心的政治理念。它指出，战争本乎道义，要想夺取战争的胜利，取得天下的统治权，就必须运用“文韬”，即通过政治收揽天下人心。收揽人心的关键在于爱民，在于按为君之道施政行事，处理好君臣关系，推行相应的内外政策和发展经济。
《武韬》包括“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等5篇，主要讨论军事战略，主张在使用武力、进行战争的同时，还要采取“修德”、“安民”等政治手段争取民心，瓦解敌人，加速其崩溃的进程，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战争的胜利，实现“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战略目标。
《龙韬》包括“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厉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徵”、“农器”等13篇，主要论述将帅和军队的指挥等问题。
《虎韬》包括“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12篇，论述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以及突围、渡河、对阵、迂回、伏击、反伏击、攻城、反火攻等各种形式的作战形式和战术问题。
《豹韬》包括“林战”、“突战”、“敌强”、“敌武”、“乌云山兵”、“乌云泽兵”、“少众”、“分险”等8篇，分别论述在特殊地形下的作战方法和作战原则。
《犬韬》包括“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等10篇，主要论述从实战需要出发，挑选各种技能的士卒，开展不同的军事训练。
《六韬》无论从著述结构看，还是从思想内容看，都有独到的成就。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序》中评价说：“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清代汪绂评论说：“今观其书，则兵家四种莫备于此。若《五音》、《兵征》二章，即阴阳家也；《虎韬》、《豹韬》、《车战》、《骑战》诸篇，即形势家也；《文》、《武》、《龙韬》，多权谋也；《虎韬》武卫、扶胥等，即技巧也。”在先秦兵书中，《六韬》的军事知识最丰富和系统，是先秦兵学集大成的著作。与《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相比，《六韬》内容更丰富、更详细，堪称中国古代的兵学大全。
《六韬》以兵学为基础，吸收儒、道、法家思想，具有鲜明的兼容性。如在政治理论上，它提倡“爱民之道”，提倡君主的修养应注重“仁”、“德”、“义”、“道”，主张以教化治国，反对与民争利、以暴政害民，这些都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在军事哲学上，它以“道”为本原，认为“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强调“无为”、“不争”，这些与道家思想相联系。在军事制度上，它主张“以法度禁邪伪”，重视赏罚的作用，这些是对法家思想的因袭。
《六韬》中“五材”、“十过”谋略
《六韬》作为一部兵书，其中很多思想值得现代企业管理借鉴吸收。最突出的是其中对于将帅的选拔与任用，著名的“五材”、“十过”理论对于管理者挑选人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能授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纲纪”的策略在中国军事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于现代企业如何创建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十分有益。
《六韬》重视将帅的作用。“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意思是，将帅是军队的核心，军队可以与他一起治，一起乱。能够得到优秀将帅的，军队强大，国家昌盛；得不到优秀将帅的，军队战斗力薄弱，国家也将灭亡。
因此，一定要精选将帅，于是《六韬》中提出“五材”、“十过”的标准。“五材”是指将帅的优良品质，包括勇、智、仁、信、忠五方面。“十过”是指将帅的10种缺陷。《龙韬·论将》中说：“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贪而好利者可遗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劳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廉洁而不爱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缓者可袭也，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作为一名优秀的将帅，必须智勇兼备，同时也要仁慈、守信、忠诚，而不可有“十过”中的缺陷。
《六韬》中的“因能授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纲纪”谋略将各类人才汇聚在一起，每个人以自己的特长占据不同的位置。在《龙韬·王翼》中有这样的说法：“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纲纪。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具有不同专长的人才担任不同的职责，有腹心、谋士、天文、地利、兵法、通粮、奋威、鼓旗、股肱、通材、权士、耳目、爪牙、羽翼、游士、术士、方士、法算等，涵盖所有军事问题。
原典
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文王曰：“慎择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专。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专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
——《六韬·文韬·六守》
[译文]文王问：“六守是指什么？”姜太公回答说：“第一是仁，第二是义，第三是忠，第四是信，第五是勇，第六是谋。这就是六守。”文王又问：“那么怎样才能选择这六类人才呢？”太公回答说：“使他富裕，看他能否不逾越礼法；给他高位，看他能否不骄傲；赋予他重任，看他是否能够坚定不移地去完成；命他去处理问题，看他是否能不欺诈隐瞒；让他临危授命，看他能否从容镇定；使他处理突发事变，看他是否能应付自如。富裕而不逾越礼法，是仁爱的人；尊贵而不骄傲，是正义的人；能坚定不移地去完成重大任务，是忠实的人；处理问题能不隐瞒欺骗，是诚心的人；能临危不惧，是勇敢的人；对突发事变应付自如，是有智谋的人。”
原典
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六韬·龙韬·论将》
[译文]所谓五材，是指勇敢、智谋、仁爱、诚信、忠诚。大臣勇敢则敌人不敢侵犯，有智谋则国家不会混乱，仁爱则能关怀人民，诚信就不会蒙上欺下，忠诚就不会对国君有二心。
原典
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贪而好利者，可遗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劳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廉洁而不爱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缓者，可袭也。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