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故事情节要符合情理。电视连续剧要讲述的故事很多，但是第一个故事情节属于开场戏部分，是电视剧的“首发故事”，其质量高低往往决定观众是否有继续观看的兴趣，直接影响到该部电视剧的收视率。故事情节的创作要符合情理，符合事理逻辑。对于运用偶然性方式设计的故事情节，特别要注意“度”的把握，“偶然性是构成戏剧性的必要条件之一。人们在生活中看到、或听到由种种偶然性造成的事件，常常称之为‘太像戏了！’或曰：‘这是戏剧性的！’可见，偶然性不仅不是和戏剧性绝缘，而且还是它不可缺少的东西。”电视剧里面，往往运用故事的“突变”，造成强烈的戏剧性。以《闯关东》第1集的开场戏为例，这场戏是用朱开山的大儿子传文迎娶媳妇鲜儿的迎亲队伍，在半道上遭遇土匪的抢劫场面作为开端，土匪抢走了朱传文带的彩礼：一石小米。这个故事情节的时代背景是清朝末年的中国山东省，连续的战乱，加上多年的旱灾，粮食歉收，致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在这种情况下，强盗四起拦路抢劫成为常事，这个情节的设置是与时代背景相吻合的。但是，接下来的故事情节，鲜儿的父亲谭永庆因为小米被抢，拒绝让女儿嫁给朱家，这个情节的设置却显得生硬，值得商榷。
电视剧里已经说明传文和鲜儿从小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儿时同伴，长大了又是“自由恋爱”的情人，照常理朱谭两家也应该是经常往来，相互了解的，否则两家人也不会结为秦晋之好。何况电视剧中反映出来谭永庆的家境绝非一贫如洗，而是殷实之户。谭永庆在迎亲队伍遭到抢劫之后，立即就拒绝女儿出嫁，显得非常突然和绝情，不合情理。或许创作者知道这是个薄弱环节，特别加以处理，通过剧中的场景反复说明原因，如鲜儿的哥哥走出家门，邻居以戏谑的语气问他：“妹妹都出嫁了，你啥时娶媳妇？”接着是谭永庆在堂屋里对乡亲说：“我只收一石小米，这彩礼不算多，你们说是不是？”当鲜儿娘劝谭永庆让鲜儿出嫁算了的时候，谭永庆回答说：“收这一石小米，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时的彩礼。”通过这些说明性的场景，该剧的创作者弥补了薄弱环节，使观众相信拒婚这个情节是合理的。土匪抢劫的情节具有偶然性，谭永庆的拒婚也具有偶然性，这两个偶然性导致文他娘带领三个儿子闯关东的必然性结果。该剧在处理这个故事情节时，除了做必要的说明外，还加快节奏感的处理：拒婚的故事刚结束，春山叔就从东北捎回来朱开山的信，要他们去找他；文他娘下决心闯关东；传文通知鲜儿，鲜儿答应与他同行；谭永庆知道后把鲜儿反锁在屋内；文他娘带领三个儿子离开家乡；鲜儿逃出家里，在龙口码头与传文会合，从陆路闯关东。这些情节一环扣一环，节奏快速，干净利落，酣畅淋漓。
在电视剧里面可以广泛地运用戏剧偶然性结构故事情节，但是在运用时，“度”的把握至关重要。过“度”，就会使故事情节缺乏事理逻辑和生活逻辑。电视连续剧《奋斗》是一部表现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的故事，主要是表现陆涛等四个同学毕业后的人生经历。在第1集里就有几个突变事件，如四人中的高强突然跳楼自杀。高强因为考试作弊，没有拿到学位证，被他父亲骂了一顿，就跳楼自杀了。这个情节太过突然，使人难以置信，主要是由于这个事件发生在电视剧开场之后不久，前面铺垫说明的内容太少，观众对于高强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并不了解，他是性格开朗还是心地狭隘？按常规说，如果他是个性格内向、自尊心强的人，在被冤枉的情况下，如果自己确实没有作弊，却被别人硬说成作弊，而且周围的人都信以为真，加上父母也就此责怪自己，有可能采取轻生的行为。但是，剧中高强的形象是个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男子汉，关键在于他的确是考试时作弊了，从心理学上分析，一个能够有胆量铤而走险干违规之事的人，一般不会走上轻生的道路。何况没有拿到学位证书不等于在社会上没有了出路，所以高强自杀的情节不太符合生活逻辑。
在这集里面，陆涛和夏琳的闪电般的爱情故事，也过于“戏剧化”而失真。情节是这样表现的：在一次朋友的消夜上，陆涛的女朋友米莱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同窗夏琳，陆涛趁机向夏琳要电话，夏琳随便给了他20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是自己的。陆涛把米莱送回家后就开始给夏琳打电话，凭着记忆他把20个号码都打了一遍，最后终于打通了夏琳的电话。挂断电话两个人就出外幽会，并且相互爱上了对方。接着两人都瞒着各自的恋人，开始了同居。这种闪电般的一见钟情的恋爱情节，在小说里面作家就要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他们的心理变化、感情变化，经过大量的说明性描述可以使读者理解人物行为的合理性。但是对于电视剧这样的以假定性和逼真性相统一的艺术形态来说，不可能用大量的镜头表现他们的心理变化，观众只能通过电视画面讲述的故事情节来判断其是否具有可信度。电视剧的故事情节要与事理逻辑相符合，不符合就显得故事可信度较低。
电视连续剧第1集的“首发故事情节”往往是后续故事情节的基础，首发故事显得失真，将极大地影响后续故事情节的收视效果。对于言情电视连续剧来说尤为重要，言情电视剧或者称为家庭伦理电视剧，反映的是被当今社会广为关注的婚恋问题，是一种弱情节叙事电视剧。从表现情感的角度来说，这类题材用文学形式比较容易加以描述，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用上百万的文字描写安娜的人生轨迹，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但是将其搬到电视屏幕上，如何用电视画面表现她的心路历程绝非易事。许多家庭伦理电视剧不成功，就在于用电视画面表现情感变化比较困难。电视连续剧《中国式离婚》的开场戏就有这方面的缺憾。金丹元对这部电视剧的评价：“主要还是在反思现代女性应该怎样把握自己的情感和婚姻。林小枫这个角色，一方面为了家庭、为了丈夫可以不顾一切，做出极大的牺牲，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人到中年，青春不再后的极度不自信，电视剧以一种非常生活化的笔触展示了当下知识女性普遍存在的某些心理——脆弱、敏感与神经质。”
剧中的女主角林小枫是个小学语文教师，丈夫是医院的外科大夫，有个儿子。这是个普通知识分子的三口之家。在当今中国，这样的家庭众多而且平凡，这样的家庭属于社会的中产阶级群体，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要从这样的家庭中提炼出不可调和的家庭矛盾和戏剧性冲突，就要符合艺术创作的真实性原则。“艺术真实是主观的真实、诗意的真实、假定的真实、内涵的真实。然而，这些基本特征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以主观感性与诗意性创造所提供的感性形态的假定性情景，是与社会生活的个别性、偶然性相联系的；它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内涵，特别是那些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又是与社会生活的普遍性、必然性相联系的。”《中国式离婚》第1集里面，林小枫在学校教研室里与一个教数学的老师之间的谈话，她说：“现在数学老师供不应求，语文老师一无所有，真是不公平啊。”等到那位老师走后，她开始打电话为自己的丈夫宋健平能够调到工资较高的合资医院而张罗，并在高级餐厅请院长的小舅子吃饭。而宋健平恰巧遇到了急症病人需要抢救，因做手术没有到场，这就与妻子之间产生了第一个冲突。
这一情节有着明显的不合情理之处，主要表现在林小枫这样能干的人（她能够为丈夫的调动安排饭局拉关系），她对自己小学语文老师的地位是满足的（她对自己的处境没有采取加以改变的措施），而她对自己丈夫的地位却不满意，并且亲自采取行动去改变丈夫的处境。这就是角色的性格矛盾之处：一个满足于自己当小学语文老师的人，不会也不应该对当外科医生的丈夫的地位感到不满足；一个有能力为改变丈夫的职务进行张罗的人，应该首先为改变自己的地位采取行动措施。这个不符合事理逻辑的情节，在第1集里多次加以展现。如，当林小枫在食堂见到老院长为了一斤鸭架子的价钱与食堂的伙计争吵，突发心脏病发作去世之后，她与丈夫之间的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
林小枫：过去说的你不听，今天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你还是不听。看看你们老院长，宋健平，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一辈子，从医生到主治医生到主任医生到院长到死，到死还为一个鸭架子的事情跟人家斤斤计较。你说在你们医院待下去有什么好，有什么前途有什么光明，有什么指望？不就是名声好一点，名声好管什么用？现在的行情是没有钱就等于零。几家合资医院叫你去，你就死守着这个破单位不放，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
宋健平：你错了，我根本就不是为了名声……
林小枫：那是为什么？
宋健平：我们这是大医院，在业务……
林小枫：你不去那儿你怎么知道人家业务上就不行啊？
宋健平：可是万一这家医院人家不要，再去哪家医院？
林小枫：不管怎么说，就凭你那一个月两三千块钱的工资，我们就甭想过好。
宋健平：好不好看跟谁比，比上不足，……
林小枫：比下有余，我恨就恨你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眼睛永远往下看，永远跟差的比，一点儿竞争的勇气都没有，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我跟你说宋健平，你这么过下去吧，过下去吧！
她后来还对丈夫说：“……我自己也知道，过了三十往四十上奔了，可不是老了吗，我就是不甘心，不甘心就这么平平淡淡一辈子，跟你们院长似的。”从这些对话可以看出，如果她的这些话是说她自己的现状，那么就是合理的。但是，对于当妻子的林小枫来说，她的工资比丈夫少得多，职位也比丈夫低，对自己她满足于现状，对自身的职业、工资、待遇等状况没有提出改变的要求，却把矛头对准自己的丈夫，要求他改变现有的一切，而且还口口声声埋怨丈夫无能，这情节就不符合生活逻辑，不合情理。观众对林小枫的性格产生了难以把握的印象，她是个一心一意靠丈夫的荣耀为自己添光彩的人，还是一个得过且过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没有更高追求的人，还是一个对丈夫的前程过于苛求的女人？等等。总之，这是个具有矛盾性格的人物形象，按照这种人物性格演绎的故事情节，可信度较差。
第二，故事情节要符合常识。电视连续剧是一种可以表现广泛题材的综合艺术，在表现不同题材时，自然涉及对各种行业知识的全面理解和准确表现，故事情节是否符合常识是艺术真实性的重要内容。彭吉象说：“影视艺术的直观真实，可以达到其他艺术难以企及的效果，与此同时，这种直观真实，也使得影视观众不能容忍银幕或荧屏上有任何虚假，哪怕是极细微的细节失真，也会影响到观众的美感和影片的魅力。”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第1集里面，开场就是地下党员要趁日满俱乐部成立一周年庆典之际，刺杀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的特务头子中村次郎，这个故事情节的设计本身极具戏剧冲突和强烈的动作性。接下来的情节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特务长小原接到情报，知道共产党晚上要刺杀中村次郎，小原立即要警察局对庆典剧场进行全面警戒。而警察局长布置的“全面警戒”，就是围着剧场周围站了一圈荷枪实弹的警察。这里，显示出创作者缺乏简单的军事常识：要保卫一个地方，首要的是占领制高点。由于剧中没有表现出敌人在剧院的楼上和屋顶布置哨兵的细节，所以当剧中的主角王一民从剧院的屋顶进入剧院舞台的天桥，如入无人之境，轻轻松松、从容不迫、居高临下地用枪把中村次郎给击毙了。这是个失真的情节，使该剧的艺术真实性受到质疑。
该剧在第18集还有个情节，王一民为了救出关静娴，在与警察交战中胸部受到枪伤，昏迷不醒的王一民被送到木帮的工棚内。关静娴找到外科医生卢秋影，来到木帮的工棚内，这时日本宪兵队来到工棚外要他们交出共产党，木帮的兄弟们在院子里与日本宪兵对峙着。工棚内，卢秋影就给王一民做手术，恰恰这个做手术的场面过于简单，只见卢秋影用一把镊子从王一民的胸部伤口里把子弹取了出来。这个情节违背了医学常识：胸部手术是大手术，且不说先需要拍摄X光片，寻找子弹所在的位置，何况还要经过麻醉，严格地消毒以防止细菌感染、防止气胸的出现，还要大量地输血防止失血过多，再者，最关键的步骤需要锯断肋骨才能进入到肺部。即使电视剧省略掉所有这些医疗程序，任何人都知道仅仅靠一把镊子是绝对不可能把子弹从肺里面夹出来的。所以这个故事情节违背了医学常识，不禁让人大跌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