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秦织染雕刻工艺
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已有较成熟的麻布和葛布织品，并有迹象表明已开始出现毛织和丝织工艺，而且在浙江钱山漾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丝麻等织物的残片。商周时期，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出土中能够陈列出来的织、染、绣遗物仍然极少，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制品的有机质材料很难保存，而有关这一时期织、染、绣工艺的间接史料是较丰富的。
文字史料方面，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许多与丝织有关的象形文字，如蚕、丝、桑、帛、衣、巾等。青铜器上也常有蚕的纹样出现。《卜辞》中有“蚕示三牢”的记述，表示当时有对蚕神的祭祀。春秋以后这方面的记载更加丰富，《诗经》中出现很多养蚕、丝织的诗句，如有“十亩之间兮，桑者泄泄兮”表示当时种桑养蚕的规模；又有：“春日载阳，有鸣仑庚，女执懿筐，遵坡微行，爰求柔桑”，是对春日下，少女们执筐采桑的富有诗意的描写；还有：“萋兮斐兮，成是贝锦”，“抱布易丝”，“衣锦怲衣”等词句。另在《拾遗记》中载有云昆锦、列堞锦、杂珠锦，篆文锦等，说明当时丝织品种已很丰富。关于丝织物品的染色情况，古文献也有记载，如“缟衣茹蘆”缟为白色，蘆为红色，“衣黄里”表示衣着表里用二种色，“载玄载黄”玄为黑色，“毳衣如英，毳衣如怋，”菼为青白色的草，怋是一种红色的玉，说明毛织和丝织都已有染色。据《周礼》记载，周代就有“染人”和“掌染草”等词用以表示从事印染和染料生产的人。《周礼·考工记》还记载着缫丝、漂白、晾丝等操作方法，如“以说水沤其丝”是使丝柔软的方法，“以栏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蜃”是用栏木灰，蜃灰来漂白丝的方法，“去地尺暴之”是将丝挂离地面晒干等等。
在商周时期有关织、染、绣制品的间接形象资料也有很多，在青铜礼器和玉器上常出现蚕的纹样。西周和春秋时期，丝织品与青铜器、玉器是当时生活中珍贵物品，成为当时诸侯朝见天子以及诸侯之间互访、集会、结盟等重大活动必备的贡品和赠品，统治阶层人死后又是主要的随葬品，很多青铜器和玉器用丝织物包裹后入葬，当丝织物腐烂后其印痕留在了器物上，如河南安阳发现的一件铜器上留有明显的丝绢的残迹，而且能看出上面的回纹图案。在故宫保存的一把商代玉戈上也留有丝织物的残迹，殷墟大司空村发现印有麻织品痕迹的“花土”，陕西宝鸡西周墓中发现的一件青铜器内有厚达3厘米的织染品的残物，同时有印痕附着在铜器上，有些印痕还能看出是辫子股绣的绣品。西周中期“留鼎”的铭文记述了奴隶主用奴隶交换丝与马匹并因此发生争执的情况，在商周墓中出土的陶俑和玉俑身上可看出曾绘有纹样的衣着。
关于服饰，很多资料表明，周代已采用深衣制，所谓深衣是在“上衣下裳”基础上将上衣和围裙连结起来，这种形式成为我国历代服装的基本特征，近代男子的长衫、女子的旗袍、连衣裙都是深衣制的延续。商代妇好墓中发现一件玉雕的人物俑，高7厘米，人物作跪坐状，双手抚膝，目视前下方，这在当时已是规范的姿态，头饰和服饰都刻划得很清楚，头发梳成长辫，辫根从右耳向前盘在头上再绕向左耳，头上戴有束发的“支页”。服饰为深衣，交领、长袖，腰系宽带，衣服上刻有清晰的龙纹和云雷玟图案。与此类似玉制或陶制的人物俑还有多件。
在古文献中还记载着奴隶主阶级专用的服饰纹样，即所谓冕服，《书经·稷篇》有“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里作会是指前六种纹样绘于服上，而绣以五彩是指后六种纹样绣于服上。这种有12种纹样的服饰是西周统治者的礼服，而为历代封建帝王所沿用。这12种纹样常被解释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也反映出当时奴隶主阶级的宗教观念。日、月、星辰、山、火是原始自然崇拜的遗存。日、月、星辰内含着对天神的崇拜，在汉代以前，日常绘成圆形，月为弦月，汉代以后日、月都为圆形，在圆中饰鸟形代表日，饰蟾蜍或玉兔代表月，星辰则多以北斗七星表示。山，被表现成高大雄伟，象征统治的稳固。火，象征光明。藻，象征洁净。粉米，象征养育。宗彝，象征法则和智慧。华虫，象征美好，常绘成美丽的凤鸟。黼，从图形看为斧形，刃白身黑，一般认为取其决断的意思。黻，形为两已相背，常被解释为背恶向善或君臣离合之意。龙，象征英雄祖先，到封建社会后，龙在12种纹样中越来越突出，处于中心位置。这种服饰历代都严禁下层服用，对12种纹样含义，都是历代儒学家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作出的解释。十二章服的色彩，《尚书大全》有：“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又有：“山龙青也，华虫黄也，作绩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为汉代十二章纹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