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玉石工艺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周代，玉器的含义和统治者的宗教观及社会伦理道德直接联系在一起，所以更受社会的特别重视，成为十分贵重的物品，甚至和青铜器一样作为礼器，祭祀朝聘，礼仪大典，都少不了玉器。人们还把玉器当作具有修身标准和个人品德含义的特殊物品，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这样的社会需求使商周玉器生产的规模很大，遗址中制玉和制骨的作坊常和制铜、制陶作坊同时发现，出土中仅殷墟妇好墓一地就出土了755件玉器，而且制作精美。据文献记载，周武王灭商时所得玉器有：“旧宝五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虽数字不见得确切，但也可见数量之多。随着人们对玉的识别和采集水平的提高，出现各种质料不同的玉器，从质料看有青玉、白玉，墨玉，黄玉以及绿松石、孔雀石、玛瑙等。从品种看有礼器、日用器、佩饰品、兵器和工具等。
礼玉
礼玉在商周玉器中占很大比例，制作上也最为精美，造型有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玉璜、璇玑等。
璧、琮在礼玉中主要用于祭祀。璧主要用来祭天，琮主要用于祭地。玉璧多为圆形的薄片，《周礼》有，“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这里羡是直径，好为孔它说明了璧的大致尺寸，而且璧的中心有一个不超过直径三分之一的圆孔，如孔径与边相等称为环，孔径大于边称为瑗，上面分别雕琢排列着均匀的小圆点或宽窄不等纵横有度的直线纹。玉琮的基本形体为方柱形，高矮不一，约30厘米左右，底面边长约7厘米，上底略小，内部镂空成圆筒状，四面分段雕琢成有宽窄深浅变化的横线纹，’器形高耸雄伟，纹饰具有神秘气息。璧和琮均需在玉面上作复杂的切割、钻研、这在当时条件下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壁、琮在礼玉中最受重视，即使在东周、礼器的功能逐渐减弱，仍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为诸侯们争相夺取，春秋时期，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正是反映这一历史现实。
圭、璋在礼玉中的重要性仅次于璧和琮，它们是奴隶主阶级身份的象征。《周礼·考工记》有：“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尺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六寸谓之躬圭，伯守之。”说明圭的尺寸是有严格等级之分的。《考工记》又有：“天子用全，上公用马龙，侯用瓒，伯用将。”这里全、驼、瓒，伯，将等是指玉石质料的优劣。从圭的装饰纹样看似乎也有等级区别，如镇圭多饰山形纹样，象征政权。柏圭多饰宫宝房屋，象征意义为小。璋多用作奴隶主巡狩时祭祀山川之用，也有大中小三种等级，分别祭祀大型山川和中小型山川。圭、璋均为长条形玉片。此外，礼玉还有□、璜，璇玑等，为圆形璧边上有缺口，可能源于耳饰。璜为丰环形，源于颈饰。璇玑为圆形，中有孔，周边有牙。这些礼玉与当时宗教观念密切相关，在奴隶主死后多作陪葬品，从出土看摆放的位置也有规定，如圭在左侧，璋在头部，璜在颈部，璧在背部，琮在腹部。
佩饰器
这类玉器由于使用较为随便，当时上层人物中又以佩带美玉为时风，所以出土中数量最多。对此古文献中有诸多记载如：“欲子美德，则佩以玉”，又如：“君子无故，玉不出身……所以古之君子，必佩焉”等等。仅就殷商妇好墓一处出土的七百件玉器中看也以佩饰品为最多。殷墟出土的大量玉佩中有鸟兽人物各种形象：玉人、玉龙、玉鸟、玉蚕、玉蝉、玉龟、玉虎、玉象、玉牛、玉羊、玉猪、玉鹿以及螽斯、鸥鸦，夔风，蟠螭等。在西周墓葬中也出土有大批玉龙、玉蝉、玉蚕、玉兔、玉鱼等。春秋时期，安徽蔡侯墓发现瓦型玉饰品，还有椭圆形、环形、管形、长方形等多种形式，大部分刻有网状图案，在造型装饰上出现新意。河南上村岭春秋时期虢国墓中有各色串饰和佩玉，最多的一串用了色彩不同的玉珠五百多粒，另一串上有浅蓝色玉石，这些玉器在用料上比以前有所突破。
其他玉器
除礼玉和佩玉外，还有用于日常生活的玉梳、玉笄、玉匕、玉簪、玉带钩以及用于兵器的玉戈、玉刀、玉矛、玉镞、玉钺。这些玉制兵器主要在典礼仪式上做象征之用，故在器形和装饰上十分粉美，如在故宫陈列的商代玉戈、玉斧、玉钅戊等器上均刻制了精细的云雷纹。玉器中有少量工具，玉斧、玉凿、玉铲、玉锯等。
石器
玉石工艺中，石器主要为实用的工具，也有些石雕的陈设品、日用器以及乐器。殷墟中有用大理石雕刻的人物及虎、牛号鸟、蝉等动物。其中武官村大墓发现的虎纹石磬是当时石刻艺术的代表作品。
商周玉石工艺，用刀简练、刚健，能够对复杂的形体作简单的概括。上页图中的几条鱼根据佩带部位和方式的不同，作了大而得当的变形，有成半圆形，也有成直线形，头，身，尾各部都作了必要的概括和夸张，对于鱼鳞有的表现成格状，有的干脆用块面作大的分割，而不加任何细部刻划。前面提到的商代虎纹石磬，虎的形体完全依器形作了变形，而实际上正是这种因受装饰面限制产生出来的形体以及因受工艺限制产生的形象、线条，表现出这件作品的独特装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