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心这样的摘句式的概括叙述，会遮蔽了王雷老师论述背后的生命气息：对他来说，这都不是抽象的理论、理念问题，而是连接着活生生的教学和社会实际，这里有他对中国教育和社会的审视与批判，远虑和近忧。
关于最后一点，我还想做一点发挥。正如王雷老师所说，中国语文教育问题，说复杂也简单，现在是冲出迷雾、脱虚就实、脱繁入简、还原常识的时候了！语文教育其实就是三件事：读书、思考、写作，打下基础，养成习惯。说得更简明一点，就是“读、思、写”三句诀。语文教育的理念与实践确实存在各种分歧，争论至今不断；但其实大家还是可以找到“最大公约数”的，在我看来，这三字诀就可以成为共识。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分歧，抛弃一切花架子，实实在在地在“读、思、写”三件大事上下工夫；如果再进一步，得到体制的保障，无论是语文教学评估、教师培训，还是高考出题、评分，都围绕着“读、思、写”来做文章，或许中国语文教育还有希望。
当然，这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预期。我们还应面对现实。这一点，王雷是看得很清楚的：中国语文教育不仅自身的问题多多，而且在更深层面，还连接着中国的社会体制与国民性，因此，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拉锯战还将长期持续下去，每一个有理想、有良知的语文老师还必须在人的教育与非人的教育之间长期挣扎。王雷不无沉痛地说：“我设想的是通过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改变基础教育的面貌，这个设想看来是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后记：太阳从来不怕别人批评》）。那么，王雷老师是积二十年教学的经验，才懂得“中国国情”，从而懂得了中国的改革、基础教育改革、语文教育改革的空前艰巨性的，他也终于接近了鲁迅对中国改革的认识。鲁迅当年就说，要准备“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忽然想到•十》）。不知王雷老师，以及一切有志于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朋友，有没有做好“奋斗几代人”的精神准备，也就是说，不要指望在自己这一代，以至下一代就看到自己教育理想的实现，这一点必须看穿，想透，如王雷所说，不要说“希望”，连“绝望”也不要有，因为“绝望”也是以“希望”为前提的，所需要的，是既不抱希望，也不表示绝望，就是实实在在地“参与”，就是要“只顾耕耘，不顾收获”，或者用王雷引述的一位同事的话说，就是“与学生一起承担苦难”，一起挣扎、努力（《人活着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我的工作总结》）。这就用得着鲁迅的韧性精神：认准一个目标，比如前面说的“要引导学生读书、思考、写作”，就认真履行，“与其不饮不食地履行七日，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补白》）。就是说，要把实现自己语文教育信念的努力常态化，变成日常生活化的持久战。这里有两条原则，一是要“慢而不息”，一是要懂得迂回、妥协，这就需要有教育智慧，学会在体制限制内、缝隙间，做自己愿意和能够做的事。
这样，我的这篇序言也就有了一个题目：《坚守，需要韧性与智慧》。——就以此语赠与王雷和“王雷”们。
2010年2月21日—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