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是这样的源于有罪感的责任意识，才让我看到了希望。这至少说明，在王雷这样的教师这里，心还没有死。而在我看来，中国基础教育，语文教育的最大问题，教育改革最严重的危机，就在于绝大多数教师的心已经死了。他们或者在教师工作中感受不到任何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再追求意义，而以教育为谋生手段，其中最好的也是听从指挥，做好规定自己做的事情。更多的则是在混日子。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转而支持现行体制，力图从中谋取私利。“哀莫大于心死”，当今之中国，还有多少人愿意谈论语文教育？！因此，王雷写这么厚厚一本书，我还这么正儿八经的评论，都是在说无人说的傻话。
不过，即使无人说，也还是要说；这就是王雷和“王雷”们的另一面：“反抗绝望”。
我还是赞成王雷的这一选择：“中国的教育现实需要我们作深切地批评和自我反思，并更应有切实的行动”，“我们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周围已经存在的某些空间，这样的空间实际是存在的，我们应该一起来努力扩大这个空间。”（《对谁负责？负什么责？（附讨论）》）我注意到王雷的这篇文章，写于2004年。不知道王雷老师今天是否还坚持这一点？因为从2004年到2010年，六年间，王雷说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如王雷所清醒地估计到的，这些年中国基础教育的最大变化，是应试教育的逻辑已经“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要求”了；今天王雷这样的教师还要进行改革的行动，首先就要遭到学生的反对，更不用说他们背后的强大后盾——那些望子成龙已经失去理性的家长们了。
但我们都是孔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生哲学的信徒：只要还有一点空间，我们就还要行动。谁叫我们是教师呢，只要我们还在当教师（王雷说，他除了当教师，已经不会做别的事了，这是实在话），而且心还不死，我们就总要在教师工作中寻求某种意义，于是，我们也就要在不同程度上坚守我们的某种教育理想。
王雷认为，要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坚守教育理想，首先要有自己的语文教育观。这也是我深以为然的。因此，我读王雷的教育随笔另一个关注点，就是他在长期阅读和教育实践中形成的属于自己的语文教育观。他在这方面的许多精彩论述，都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试图作一个概括，他对中学语文教育大概有四个坚守。一是坚守基础语文教育的“人性”：“教育的实质是人的教育，而应试教育的实质是非人的教育，这是他们的根本区别”（《应试教育的报应来了》），“语文应该是最具人文关怀的一门学科”，“作文就是做人”（《谁在写？为什么写？》），语文教育的□□是“以文化心”，不能“动心”的知识灌输与能力训练都是失灵魂的“残缺的教育”（《残缺的教育：动脑动手不动心》）。二是坚守语文教育的“诗性”：“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人是寻求诗意的动物，只有在诗意的状态下，人才出场”（《也说“没意思”》），“青少年应该和诗歌结下不解之缘”，它“培养审美趣味”，陶冶性情，让学生的“头脑、精神直至灵魂变得澄明、丰富、深刻和美好起来”（《语文教学：呼唤诗性——诗歌教学随想》）。三是坚守语文教育的“生活性”：“教育就是生活”（《教育理想主义者存在的理由》），“为什么不引导学生去关注和思考发生在他们身边的精彩纷呈的事件？我们天天看到、听到、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现实，为什么不能进入学生的视野，进入语文、作文，乃至高考的试场？”（《柔性暴力和话语霸权》）四是坚守语文教育的“书卷气”：“中学语文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读书人，文化人”（《语文教学：呼唤诗性》），“语文课是干什么的？很简单：读书！教师和学生一起读！”（《语文教育：建构学生的精神世界》），“读书是一种习惯，习惯是一种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就是人的命运，也是民族的命运”（《读书是一种习惯》）。“语文教育的‘北’在哪里？在阅读和写作，在思考、对话与交流。”（《〈语文考试说明〉该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