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张诗歌应因事而作，反映现实，发挥社会作用。他在《陶者》、《汝坟贫女》、《田家语》、《闻欧阳永叙谪夷陵》、《猛虎行》、《书窜》等诗篇中皆贯彻了其论诗的主张。宋人胡仔说：“圣俞诗工于平淡，自成一家。如《东溪》：‘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春阴》云：‘鸠鸣桑叶吐，村暗杏花残。’《杜鹃》云：‘月树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细细味之，方见其用意也。”平淡是梅尧臣独创的艺术风格，例如：
生哀百十载，死苦千万春。
何为千万春，厚地不复晨。
我非忘情者，梦故不梦新。
宛若昔之日，言语寻常亲。
及寝动悲肠，痛逆如刮鳞。
——《梦感》
征骨化为尘，柔肌化为石。
高山共苍苍，临水望脉脉。
青云卷为发，缺月低照额。
千石遗恨深，终不见车辄。
——《望夫石》
魏晋及唐代以来也有不少诗人之作是语意平淡的，但梅尧臣之诗于平淡之中却见意新语工，朴质流美，尤其有真情实感与深刻而含蓄的思想。欧阳修评云：“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梅尧臣与苏舜钦诗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同时齐名。宋人魏泰比较两家诗说：“苏舜钦以诗得名，学书亦飘逸，然其诗以奔放豪健为主。梅尧臣亦善诗，虽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谓之‘苏梅’，其实与苏相反也。”欧阳修对这两位友人之诗的认识最为真切，他比较两家之诗云：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所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余尝于《水谷夜行诗》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拣汰。梅翁事清切，石齿潄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精心，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翁独我知，古货今难卖。”语虽非工，谓粗得其仿佛，然不能优劣之也。
欧阳修与苏舜钦、梅尧臣，他们的诗风与成就各异，然而他们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皆致力于诗歌的革新，共同开创了宋诗的艺术风貌，使它成为与唐诗抗衡的时代强音。
二 苏黄并称
在欧阳修之后，苏轼成为“一代文章之宗”，他不仅是北宋古文运动后期的盟主，而且是诗坛的领袖。黄庭坚争得在诗坛上与苏诗并称，使宋诗艺术特色突出，促进了宋诗的繁盛。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四川眉山）人，生于北宋景祐三年（1036）。嘉祐元年（1056）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进京应试，次年正月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三苏名震京师。嘉祐六年（1061）经欧阳修推荐，苏轼参加制科考试；献策论二十五篇，提出政治革新主张。熙宁二年（1069）苏轼从家乡回京都即卷入政治斗争，先因上书反对新法，外任地方官职，又因作政治讽喻诗而入狱，继而贬谪黄州。元祐时期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迁礼部尚书。晚年贬谪岭南和海南，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北归卒于常州。今存《东坡七集》一百一十卷，《东坡词》三卷，《苏氏易传》九卷，《书传》十三卷。苏诗今存四十五卷，二千六百余首。
后世虽然对宋诗有一些指摘与批评，但对苏诗的博大精深则不敢妄加评议。从宋诗的发展来看，苏诗为一代宋诗之冠冕。南宋王十朋《百家注东坡先生诗序》以为苏诗：“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讵可以一二人之学而窥其涯涘哉！”苏轼在理论上进一步阐发了北宋诗歌革新的主张。他在青年时代即表示充中发外的论诗意见，以为：“夫昔之为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诗人必须于社会现实生活中具有真实感受，而且有希望将它表达出来的创作冲动时，才应进行创作，因而不能勉强或应酬而作诗。他继而很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在评论前辈诗人颜太初诗时，认为：“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发病。”他反对那种“游谈以为主，枝词以为观美”的浮浅之作。宋人学杜诗是由于苏轼的提倡而风行的。唐人对杜诗的评价并不是很高的，苏轼是最初给予杜诗以最高评价的，他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杜诗是一种至高的范式，苏轼从诗歌的传统观念阐释说：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性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这是就儒家诗教观念而肯定杜诗的社会意义，但宋人学杜诗更多的是从艺术表现着眼的，黄庭坚亦是如此。苏轼的诗学思想是欧阳修思想的发展，而他在创作中的表现是更为丰富的。苏诗名篇众多，如《入峡》、《巫山》、《出峡》是学杜诗的典范；在凤翔作的《守岁》、《和子由渑池怀旧》、《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已表现出新意妙理；在杭州等地作的《戏子由》、《和刘道原见寄》、《寄刘孝叔》、《望湖楼醉书》等奇气纵横；在黄州作的《东坡八首》、《寒食雨》、《寓居定慧院之东杂花满山海棠一株士人不知贵也》、《次韵孔毅父集句见寄五首》等思想含蓄深刻；晚年作的《松风亭下梅花盛开》、《白水山佛迹岩》、《汲江煎茶》等皆极意锻炼、奇气喷涌，而《荔支叹》则是波澜壮阔、体大思精之杰作。苏诗以意取胜，体物细致，议论横生，时得理趣，开创了中国学人之诗，采用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段，形成了多样而统一的艺术风格，在宋诗发展中具有独创的意义。
元丰元年（1078）五月黄庭坚与苏轼交谊的建立是宋诗史上的重要事件，为“苏黄并称”奠定了基础。这时苏轼已是诗坛的重要人物，而黄庭坚已崭露了杰出的诗才。黄庭坚致书于苏轼云：
伏闻阁下，学问文章，度越前辈大雅，恺弟约博。后来立朝，以直言见排，擢补郡辄上最课，可谓声实于中，内外称职。凡此数者，在人为难兼，而阁下所谓海涵地负，特所见于一州一国者耳。惟阁下之渊源如此，而晚学之士，不愿亲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则非人之情也。借使有之，彼非用于富贵荣辱，顾日暮计功，道不同于谋，则愚随而已，无好学之志，予既已知之者可。
庭坚无幸，早岁闻于父兄师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固未尝得望履幕下，以齿少且贱；又不肖自知学以来，又为禄仕所縻。闻阁下之风，乐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乞食于魏，会阁下开幕府于彭门，传音相闻。阁下又不以未尝及门，过誉斗筲，使有黄钟大吕之重。盖心亲则千里悟对，情异则连屋不相往来，是理之必然者也。
与此书同时黄庭坚寄有《古风》二首以赞誉苏轼。在收到黄庭坚的书信及诗后，苏轼在复信中称许黄庭坚如“精金美玉”极为推重，而且判断黄庭坚一定是“轻外物而自重者”，有“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的精神。
“苏黄并称”是在元祐时期。元祐初年苏轼在京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以及稍后的秦观皆为翰林学士，与苏轼结成政治与文学的亲密关系，被誉为“苏门四学士”。在四学士之中，黄庭坚以诗歌与苏轼争胜，他们互相唱酬，这给了黄庭坚展示诗才的最佳机会，使黄庭坚知名于诗坛。此时期苏轼有《次韵黄鲁直赤目》、《和黄鲁直烧香二首》、《黄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次韵黄鲁直画马试院中作》、《次韵鲁直嘲小德》、《次韵黄鲁直戏赠》、《和黄鲁直效进士作二首》、《次韵黄鲁直寄题郭明父府推颍州西斋二首》等诗。黄庭坚有《子瞻继和复答二首》、《次韵子瞻赠王定国》、《次韵子瞻武昌西山》、《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双井茶送苏子瞻》、《和答子瞻》、《子瞻以子夏丘明见戏聊复戏答》、《省中烹茶怀子瞻用前韵》、《次韵子瞻送顾子敦河北都运二首》、《次韵子瞻和子由观韩干马因论伯时画天马》、《子瞻去岁春侍立迩英子由秋冬间相继入侍作诗各述所怀予亦次韵四首》、《再次韵四首》、《次韵子瞻题郭熙画山》、《次韵子瞻题无咎所得与可竹二首》、《奉同子瞻韵寄定国》、《同子瞻韵和赵伯充团练》、《次韵子瞻送李豸》、《次韵子瞻以红带寄王宣义》、《题子瞻寺壁小山枯木二首》、《题子瞻枯木》、《和子瞻戏书伯时画好头赤》、《次韵子瞻子由题憩寂图二首》、《次韵子瞻和王子立风雨败书屋有感》等诗。苏轼与黄庭坚在唱和中虽然有时以游戏的态度模拟对方的诗风，但最宝贵的是他们各自保持自己的艺术特色，在次韵的限制中展示各自的艺术技巧与才华，因而有了“苏黄并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