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差送来电报的那天上午，天色阴郁，下着点蒙蒙细雨。我老妈读了电报内容，一时不知所措，脸色煞白，几乎晕厥过去。我问老妈，哪儿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写的什么。我老妈回过神儿之后，说，赶紧骑车去工地，叫你爸立刻回来。
电报是我上海的舅舅发来的，只寥寥六个字：“燕病危速来沪。”没加任何标点，也没有任何额外的解释，发报日期是收到电报的三天前。我老妈后来说，她当时眼瞅着这六个字，以各种可能的断句，反复解读，生怕会错了意，但不论怎么读，还是只读出一个意思。
在快递和电话普及之前，对于我老家的乡村而言，电报还是最迅速的通讯方式，最快的时候，讯息据说可以当天传达。我在初中语文课上，实战过电报的写法，老师随口瞎编一桩复杂的事儿，然后让我们用最简明的电文写出，往往，我们自认为已经写得简约如《诗经》，老师删吧删吧，最后还能删去好几个字，依然不损文义，非常不容易对付。老师说，他删掉的不是字，都是钱。因此我认为，电报在它彻底消亡之前，最显著的一个好处是，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考验中文表达功力，长期操练，比骈文、散文、八股文都更加能够培养文豪，直追写《春秋》的孔子，微言大义，一字千金。同时，电报也有一个最显著的坏处，它并不能完全确保效率，偶尔，它朝发夕至，更多时候，它得滞留一些时日，例如我所读到的这封六字真言，由于发出之后正好遇上周末，中间足足耽搁了三天，才姗姗来迟，完全背离了发电人的初衷。换句话说，真要有急事儿，等读到电报，急事儿早就已经发生了。这么一琢磨，可把我老爸老妈给急坏了。
我老爸蹲在工地的施工架上，正在粉刷房屋的外墙立面，他听我一边喘着大气儿，一边给他背完六字电文，惊诧地问我，什么时候收到的电报。我答非所问地说，我早上返校拿毕业证，刚到家，老妈就给我看了电报，然后让我赶来叫你，但发电报的日期是上周五了。我刚说完这些话，老爸已经从一人多高的施工架上，径直跳了下来。泥地给蒙蒙小雨洇得有些湿滑，他落地时，摔了个五体投地。老爸顾不得疼还是不疼，脏还是不脏，一把拉过靠在墙边的自行车，跨上就走。
我老爸老妈稍稍核计了一下，草草准备了些衣物，决定到镇上，坐下午唯一的一班长途汽车去上海，我也跟着一块儿去。我老爸老妈整个一路上晕晕乎乎，魂不守舍。老妈偶尔抽泣一下，老爸偶尔安慰她两句。我噤若寒蝉，不敢说话，只扭头对着车窗外，看着路边的树啊房屋啊电线杆啊，全都着急忙慌地朝后方飘去。我没心没肺地想：假如我就此没了我姐，我是不是就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了？
我姐就是电报上说的燕，她初中毕业以后，随我老妈摇身一变，突然成了名副其实的上海人。我老妈是“文革”期间的所谓“知青”，十六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我和我姐都是知青子女。我老妈插队落户的地方在江西吉安，后来经人做媒，却姻缘际会，嫁到了浙江安吉。我从小听我老妈讲她上山下乡那些事儿长大，听久了，常常觉得那些事儿离我并不遥远，好比被教科书熏陶洗涤多了，真觉得共产党个个是英雄，国军个个是混蛋。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上映后，我买了张碟，拿回老家送给我老妈，我妈一气儿看了三遍，每遍都看得悲欣交集，泪眼婆娑，时不时感慨一句：“这情形，跟我们那会儿一模一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上海出台新政策，凡知青子女，可有一人顶替知青本人，回归上海户籍，参加上海的招生，接受上海的教育，说上海的语言，做上海的主人，总之，除了免费居住上海的房子，一切待遇都跟上海本地人无异。我老妈曾经在我姐和我之间，做过两难的思想斗争，一时拿不定，该把这个名额给谁。给了我，我老妈很轻易背上“重男轻女”的臭名。给了我姐，我姐早晚得嫁出去，浪费了名额，委屈了我。做这个决策，对我老妈而言，难于落水之后先救谁那个悠久的傻屄疑问。最后，我老妈决定委屈了我，把名额给了我姐。理由是，女孩儿终归是弱者，应当优待，好男儿志在四方，有本事将来自个儿考到上海去。我那会儿刚上初中，如我所说，我春风得意，小有志向，因此我老妈在我的志向里，早早种下一粒种子，让我知道考大学、考好大学、考上海的好大学就是我的未来，让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天生使命，仿佛耶稣的使命就是钉十字架。至于未来以后去哪里，使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老妈说，在一定的环境里，这粒种子自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老妈的话，我至今拿说不好有没有道理。
我姐在成为上海人之后，在嫁作他人妇之前，长年寄宿在我舅舅家，跟他们一家四口挤在一套不足三十平方米的蜗居房，进进出出。后来，我姐考入一所四学年制的上海市重点中专，主攻电子技术。如今，这所中专已华丽升级为大专。跟我一样，我姐的志趣与专长，都不在理科。过去，我常常偷看她日记，经常背诵她的习作，并在考试中，整个或者局部挪为己用。我一向认为，我姐根本不应该总读三毛、琼瑶、张小娴，假以时日，她们会反过来读一个叫海燕的姑娘在十多岁时写的文字。现在，这个叫海燕的姑娘，却不得不成天跟元件、线路、图纸等等怪物为伍，枯燥无聊的课程，加上极度失去自由的居住环境，令我姐头四年的上海人生涯，每一天都仿佛囚禁在肖申克监狱，渴望救赎。我们在老家，隔三差五收到我姐的来信，信里，我姐除了汇报近况，反复抱怨不该来上海遭罪，她说这个政策压根儿就不是福利，而是对知青子女的再度虐待，谁说从安吉来到上海就是一种补偿？多年以后我读《围城》，钱钟书在里边引申法国人的谚语说，围在城里的人想冲进去，挡在城外的人想冲进来，我突然想起我姐的这句箴言来，深深觉得人生就是一场犯贱。我问我姐，当初，你为什么要读中专，而不是读高中然后考大学呢，既然毫无兴趣，为什么不选文科而选理科呢。我姐说，你懂个屁，中专哪有文科，不读中专，我怎么赶时间早点工作，我不早点工作，怎么替爸妈供你念大学，你哪来零花钱买名著，追女生？
我对上海自小并不陌生，但从来没在夏天去过上海。因为我老妈的身世背景，我们几乎每年春节，都会大包小包，全家到上海姥姥家舅舅家过上几天。上海给过我许多无可取代的幸福感。我热爱上海的电车胜过老家的拖拉机，热爱上海的抽水马桶胜过老家的茅坑，热爱上海的动物园胜过老家的猪圈儿。我对动物园莫名迷恋，每年都盼着能玩儿上一回，在很长很长的日子里，动物园在我脑袋里边儿，就是上海的代名词。
上海给过我那么多幸福感，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在我念小学二年级。某一天，我腿上陡然出现一种无名紫点，在皮下，在肉上，不痛不痒。我在老家医院住了半月，用了各种药物，紫点毫不妥协地蔓延成紫斑。于是我老妈带我到上海，没有住院，没有吃药，只打了三天屁股针，紫斑就越来越淡，越来越少，然后彻底消失。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被我妈我舅带着，借养病的机会，到处看上海。那时候的上海，还没有东方明珠，还没有磁悬浮，还没有世博馆，还没有地铁，还没有高架，还没有今天象征新上海的一切，却已经令我瞳孔无限放大，内心无限憧憬，我感到十分幸福。在紫色斑点从出现到消失的一整月时间里，我老妈为了不让我落下功课，便充当起我的私塾教师，她上午就着课本教我语文，下午就着课本教我算术。我老妈在上山下乡之前，只念过一年初中。我至今记得，她这么给我讲解课文《高玉宝》里“逼债”这个词儿：“逼债，就是逼他还债。”我觉得这么解释相当于什么也没解释，一定有问题，但是，我感到十分幸福。重新回到班级后，我惊喜地发觉，我老妈的授课进度比老师超前一大截。老师特地为我举行了一次全班摸底考试，测试一下我的功课落下多远，以便给我开小灶补上，结果我语文考了第一，算术考了第二。在同学们的集体沮丧中，我感到十分幸福。
现在，我和我老爸老妈坐在开往上海的长途汽车上，我第一次体会不到幸福感。我们都昏昏沉沉，心不在焉。我们都各自揣摩着“病危”二字最恶劣的内涵，我们重新学习这个词，完全不敢把它跟我姐联系在一块儿，仿佛各自怀着不可告人的鬼胎。
汽车开了很久很久。快进上海地界时，一只后轮突然爆胎，整车乘客齐声惊叫。于是司机不再放手开，晃晃悠悠，磨磨鸡鸡，开到车站已经黄昏。下车后，我老妈找到电话亭，给我舅舅打了个电话，然后我们招了辆出租车，直奔医院而去。
事态比我们预想中好了太多。询问服务台时，穿白衣服戴白帽子的姑娘帮我们查了查，说我姐在一天前已经从病危房转到了普通病房。我们寻见病房，透过走廊的玻璃墙，我看到一间十分干净的房间，总共有三张或者四张病床，床与床之间用淡蓝色布幔隔开，我姐半躺在最外边一张病床上，床头安了台监视器，黑色的小屏幕上，闪动着各种线条和数字。我舅妈坐在床沿，捧一只小碗，一勺一勺喂我姐喝汤或者粥。我老妈急切地推开病房，我和我老爸紧随其后。
我姐见到我们，扭头躲开我舅妈的勺子，高兴地说：“爸，妈，你们来啦！生，你毕业啦！收到家里来信，说你中考考得那么棒，真是高兴啊！”
我说：“看到你没事，我也高兴啊！”
我妈说：“电报上说你病危，我们都急死了！”
我姐说：“没事儿啦，已经脱离危险期了，你看，我现在精神多好，舅妈每天给我炖鸽子汤呢！”
我姐说她没事儿了，自然是宽慰之辞，她在转移病房前，刚刚拆除胸口的心跳起搏器。医生说，再晚一天脱离危险期，我姐胸腔里，就得终身埋一个这玩意儿。这意味着，她将一辈子不能做让心脏兴奋的事儿，不能生气，不能奔波，不能高兴，乃至于不能高投入地做爱。
我姐得的是急性心肌炎，具体病理我们都不懂，只知道那天下午她考机械制图，考得好好的，突然一个烦躁，晕厥过去，铅笔、橡皮、角尺、圆规，撒了一地。全班同学哗然，考试中止。几个粗壮些的男生，即刻抬了我姐出去，叫车送往就近的医院。送到时，我姐的心跳已经停止，加上匆忙之间，没人随身带钱缴纳急救押金，医院死活不肯收留。老师同学开始哭哭啼啼。很快，一个主任医师被惊扰出来，迅速了解情况后，说病人年轻貌美，救命要紧，树挪死人挪活，押金的事儿由他担保，同时让老师同学尽快通知病人家属，也就是我舅舅。我姐被塞进抢救室，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她胸口拉开一道口子，探入一只起搏器，强行令心脏恢复跳动。我舅舅他们赶到时，手术仍在进行，我姐生死未卜。我舅舅原本不打算惊动我爸妈，想等我姐康复得差不多了，在信里轻描淡写提上一笔。可是手术之后两天，我姐依然时时昏迷，状况恶劣，他这才给我家发去那封骇人听闻的电报。
由于电报的耽搁，我们火急火燎赶到时，所有惊心动魄的场面早已过去好几天，我姐万幸，已无生死之忧。医生说，再看护一周，就能出院休养了。因此在接下去的一周时间里，我姐除了每天打针吃药，就是半躺在床上，跟各种前来探望她的人聊天儿，间或下床溜达几步。医院给配的药形形色色，红的，绿的，白的，胶囊的，丸子的，混在一起，护士小姐拿一个软软的塑料小碗，满满地盛了，摆在病床的移动小桌上，我姐每顿吃饭前，得先咽下这么一小碗药，咽下之后，基本就饱了，再怎么可口的饭菜也不怎么爱吃。来探病的人，有上海的姥姥和舅舅舅妈、表弟表妹，有特地从老家安吉赶过来的三两个姑姑，但主要是我姐的同学，其中最主要的是女同学。
鲁迅说，秋天薄暮，吐半口血，由两个丫鬟扶着，去阶前看秋海棠，是一种福气。我姐生病的时候，正值盛夏，外边暑气逼人，没有秋海棠可看，况且险些丢了性命，远不止吐半口血那么简单，因此谈不上什么福气。但是，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在某些时候能够被周围几乎所有的人关注着、宠幸着，众星拱月，终归是件难得的事儿，这也是我小时候一旦想吃罐装杨梅或者黄桃，就渴望生病的原因，这些东西平常吃不到，只有生病时，我老妈才可能买了给我吃，即便我老妈不买，也会有人送。
在我姐住院的一周时间里，因为医院距离学校不远，她那些同学来探望的频率很高。有时候，他们早上赶在上课前，给我姐送来一份早餐，粢饭加豆浆，或者皮蛋瘦肉粥。有时候午间休息，他们过来瞅一眼，聊上几句，说说学校里鸡零狗碎的近况。下午放学更不必说，他们分成几波，三五成群，错开日子来看望我姐，否则规模太大，会让门卫给截在外面。这样一周下来，我大致认识了我姐的所有同学，特别是女同学，我能一一叫出名儿来，对号入座。个别女生，我甚至有过或长或短的交谈，例如我姐一个最要好的同学贾一萍，再例如虞俪。
第一回见到虞俪，她十六七岁的样子，杂在一堆男生女生当中，安安静静的不怎么说话。她仔细听别人唠，听到有意思处，颊上笑容如芙蓉花开，也高兴地说几句。她笑起来嘴角分外向上翘，仿佛一轮平躺的月牙，令看她笑的人也高兴起来。虞俪的样子，让我想到“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这个成语。我知道有很多女生在这个年龄，早已不是处女，但我莫名其妙地相信，虞俪还是处女。我姐后来跟我说，虞俪的家教极其严厉，她跟什么男生交往，她什么时候出门逛街，什么时候回家，她看什么书，都被她妈掌控得死死的，甚至连她所有的相片，都被她妈锁起来，以免不慎流落到小流氓手里，拿去性幻想，或者做其他非法勾当。据我观察，在我姐所有的女同学里，虞俪并非最貌美如花的，但她如同一粒花生米混入一堆葵花籽儿，是最惹眼的，至少对我是这样。有些事情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就像有人天生不吃香菇，有人生性嗜赌如命，有人喜欢环肥，有人热爱燕瘦，有人钟情玉女，有人就好御女这一口。我看虞俪一眼，就知道自己没救了。我那会儿才十四五岁，要说这就是所谓一见钟情，我不太好意思。我更愿意理解为，好比小孩儿从形形色色的变形金刚玩具里，单单看上了大黄蜂，兴许会自此迷恋一辈子。
事实上，我总共就见过虞俪三回。
第一回是在我姐的病房。我说了，她大多数时间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她上身穿一件春意盎然的丝质短袖衬衫，下身穿一件粉色紧身裤，头发连同柳海一并梳到脑后，扎起一个马尾，额上浅浅地露出美人尖。我频频偷看虞俪，有时候是贼忒兮兮地扫一眼，再扫一眼，有时候我索性肆无忌惮地看。虞俪更多时候在听他们讲话，认认真真地看讲话的人，我希望她也能把目光匀点儿给我。有那么一两次，虞俪似乎察觉到我在看她，也有意无意朝我这儿看，但是等她的眼神真的跟我的目光遇上，我却像一只捅破了的鱼鳔，立刻泄了气，快而乱地将目光挪向别处。
我第二回见到虞俪，是在病房的走廊。我感觉百无聊赖，下楼逛了一圈书店，胡乱看了一阵，没买任何书。我再上楼，正好在走廊遇见虞俪。她这回一身雪白的夏季运动装，雪白的T恤，雪白的短裤，雪白的旅游鞋，头发依旧整整齐齐梳向脑后，但是盘起了一个发髻，整个装束清爽利落，仿佛一个洛丽塔版的乖乖小秘书。虞俪单肩挎一只书包，急匆匆地往电梯走。我没问她什么时候来的，却问她：“明天还来吗？”问完这句话，我觉得有点儿后悔，好像暴露了内心的大隐私。虞俪倒没觉得有什么奇怪，大大方方地冲我一笑，月牙平卧，芙蓉花开，大大方方地说：“来的呀！今晚因为家里有点事儿，我就先走啦！”
第二天虞俪并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来。我很想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无从知道，我不能去问任何其他人。这种感觉就好比我的第一次梦遗，我诚惶诚恐，极其渴望弄明白来龙去脉，却只能憋在肚子里，直到终于有一天无师自通。第四天，我姐就出院了。
我第三回见到虞俪，是在我姐出院后一周。我姐跟几个女同学约好，在我跟我爸妈回安吉之前，拣个没有毒辣日头的阴天，带我们在上海好好溜达一圈儿，逛逛代表性的繁华路段，买几件称心如意的衣帽鞋裤。令我暗自欣喜的是，虞俪那天也来了。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先是走了外滩，接着走了南京路、淮海路。我一路走，一路断断续续想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我想，这三个大佬，得他妈拥有多大能量，才能吞下这半个最藏金纳银的上海。我们走了整一个上午，走累了，找个餐馆集体歇了歇脚，然后继续走。我们又走了绍兴路和山阴路。在绍兴路，我看到我的童年伙伴儿《故事会》杂志的老窝，那不经意的一刻，仿佛玄奘第一眼见着观世音，一时惊喜交加。在山阴路，我看到鲁迅故居，我们买了门票进去瞅了瞅，楼上楼下小三层，最大感觉是真有钱啊。跟鲁迅故居紧紧相邻的，是茅盾故居。我们对这个作家都没什么太多认识，就没再进去。大热天的，这两条小路却是红砖绿瓦，梧桐成荫，比起之前溜达的十里洋场，怎么看怎么更像上海。
我们又走了大半个下午，我在大家的说话声中，无数次偷看虞俪，却一句话也没跟她说过。后来我们走在一条路上，准备去坐公共汽车，我一身疲惫，落落寡欢，低头只顾往前走。我听见有人在身后叫我：“海生！”我扭头看，竟是虞俪，她一手指向路边，手指稍稍向上，笑着对我说道：“你将来的目标！”我好奇地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两尊昂首挺立的石狮子中间，夹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红墙铁门，铁门上一个个突起的圆点，衙门似的，在周遭众多现代楼群的映衬之下，显得别别扭扭。铁门上方，一块老大的白底匾额，书写着几个墨黑大字，“上海交通大学”，一看就是毛泽东手笔。我也冲虞俪笑了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在虞俪面前，我每次总想使劲说点儿什么，每次都是一片茫然。
离开上海的头一天，我在我老爸指示下，买来整张红纸，一裁为二，又买来一瓶曹素功墨汁和一支兼毫大毛笔。我用我得过奖的行书，写了两张大致意思相近的感谢信，一张贴在救过我姐性命的医院门口，一张贴在我姐的校园橱窗里，鲜红鲜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