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有浓郁的南国风味，传袭古越人好生食、嗜异味的遗风，蛇羹、“龙虎斗”驰名中外。粤菜是四大菜系之一。喜欢吃粥，讲究喝汤，与气候有关。讲究食疗，符合养生之道。过去爱嚼槟榔，以槟榔为聘礼果品和祭品。饮茶风俗有悠久历史，不仅广州茶楼林立，珠三角城镇以至管理区都普遍设有茶楼。潮州工夫茶继承了古代中国茶道，使饮茶成为一种优雅的艺术。
在艺术方面同样有浓郁的南国特色，粤剧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南国红豆。粤曲、广东音乐、潮剧、潮州音乐、汉剧、客家山歌都极有特色。岭南画派有独特的风格。工艺美术品中，中国四大名绣的粤绣、牙雕、金漆木雕、端砚、陶瓷等素负盛名。
我们很重视对广东宗族家族制度的研究。中国的宗族家族制延续了三千多年，它是汉族社会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有很深的影响。广东的家族制残余保留比较牢固，而且继续发挥着作用。1949年以后，用革命的手段未能也不可能把它摧毁。研究岭南文化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否则许多问题说不清楚。对家族制从古至今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如何估价，对今天的家族活动如何引导，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研究了中国宗法家族制的由来、特点及其在广东的变化和功能；比较三民系的家族制，并与邻近的江西、福建作比较；指出了中国宗族家族制度的历史作用及其弊病。还评述了西方学者对广东、香港家族制的研究，指出他们调查材料扎实，对宗族世系的变化、世系网络关系、家庭婚姻、祖先崇拜等问题的研究，都有精到之处，有科学价值，而且始终关心当地的社会文化变迁。同时也指出由于这些学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知之不深等原因而有许多不足。我们吸取西方学者之长，以我们的优势补其不足，从中国家族制的起源和发展的根本上来理解中国家族制的性质以及广东家族制残余的特点，说明宗族家族制残余长期遗留在广东并继续发生作用的原因。
调查报告集中有台山赵氏宗族和黄氏宗族的调查。赵氏宗族是南宋宗室之后，居地靠南海边，很有气派，11个自然村，6 000余人，另有6000多族人旅居海外。解放前有严整的宗族自治机制，族田占耕地的百分之八九十，有上百所祠堂，现余六七十所。有二十多姓的家族世仆为赵氏宗族服役。人们的家族意识浓烈深厚，家族活动规模大。这是广东保留宗族家族制的一个典型实例。黄氏宗族居地也是侨乡，读书、经商、打工的人多，调查报告描述某一家族从19世纪就有意识地向海外发展及其事业的兴衰过程。
依附于家族制的世仆制，只存在于广府地区，珠三角一些县市保留到1949年，台山几乎村村都有世仆。世仆是家族的世袭奴仆，对家族有人身依附关系，处于贱民的地位。过去没有人作过研究，我们的调查是抢救资料，还健在的世仆已不多。西方学者对香港五大家族的研究涉及世仆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但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赖于对珠三角地区的进一步调查。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世仆制在广东的分布，世仆的来源及其悲惨命运，世仆制的性质及其在广东长期保留的原因。只有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才能摧毁这种制度，使世仆及其后代得到真正的解放。
广东作为滨海的重要通道，外来的三大宗教比较早传人。接受外来宗教文化影响也是本地区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融汇的一个方面。西方教会派遣的传教士学会三大民系的方言，深入各地农村传教。调查报告《上帝的山葡萄园》记述了揭西县一个天主教教徒村的历史和现状，可以看到天主教对一个客家村落的深刻影响。有“海滨邹鲁”之称的潮州，唐代韩愈被贬至此，儒学在此传播，佛教也盛行。饶宗颐先生在阐述潮人文化传统的源头时，指出儒佛交辉为不争之事实。广东汉族三民系民间社会的信仰是多元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祖先崇拜为中心，融合道、佛文化，还有源于原始宗教的多神信仰。
研究民俗可以看到，三民系都吸收和保存了古越人的文化特质，而广府文化中则更明显地表现了古越人的文化传承。以女子婚后不落夫家和捡骨重葬俗为例，珠三角地区的顺德、番禺、中山、南海等地，在明清时期就已流行不落夫家的婚俗，保留至20世纪50年代，与壮、侗等族的不落夫家俗相似，可以追溯到古越人的渊源。说明汉人来到广东以后，汉越族群及其文化相融会。自梳女俗大概是后来才产生的。越人后代的不落夫家俗保留原始遗风，顺德的不落夫家和自梳女俗则受到封建制度的强烈影响，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当地蚕丝业的发展也给妇女们提供了自食其力的经济条件。
捡骨重葬（二次葬）在广府地区普遍流行，客家地区次之，潮汕地区比较少。两广壮族至今仍以此为主要葬制。凌纯声先生认为这是我国古代百越族十大文化特质之一，其最早起源地是百越民族居住的中国大陆南部。我国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二次葬，与保留到今天的二次葬文化内涵不同。近现代遗存二次葬的地区，从江浙、福建、两湖、两广至香港和台湾，这一带是古越人分布之地。二次葬俗在两广流行至今的原因，一是适应炎热多雨潮湿的气候，二是迁徙过程的需要，三是鬼神信仰观念，四是受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
通过调查、测试研究广东汉族三民系的族群心理，在不同民系认同的自我意识问题上，三民系都认为文化、方言是第一位，其次是血缘关系，再次是地缘关系。人们对三种方言的评价，表明粤语影响力最大。研究族群的价值取向，表明广东人重视现实胜于未来，更胜于过去，注重目前状况与现在的机遇，不拘于历史，不相信明天的许诺，不热衷于空谈政治。选择职业的意识，三民系有所不同，广府人和潮汕人都会做生意，但商业意识也不同。在选择通婚对象上也表现了族群的自我意识，各民系内部通婚的多。
不同文化造就不同的性格。广东三民系都继承了中华民族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自强不息，百折不挠。比较而言，则广府民系的开放、兼容、务实，潮汕民系的善于适应环境、拼搏创业、精诚团结，客家民系的刻苦刚强、开拓进取、团结奋斗有更加鲜明的表现。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广东经济迅速发展，此前广东经济的增长率仅接近当年的全国平均水平，1978年全省国内生产值为184．73亿元，1998年已增长到7 937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42倍。我们在三个民系地区选择的调查点，包括农村的管理区（原生产大队）、村和镇，其经济发展属中等水平。研究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通过对三民系若干社区的社会调查、乡镇工业发展的调查、珠三角地区外来工群体的调查、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等，从小社区看大社会，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调查中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珠三角地区经济迅速崛起，农村朝现代化城镇前进，城市化的道路怎样走？通过对顺德杏坛镇桑麻管理区的调查提出，无论是城市吞并乡村或乡村发展为城市，都以农业的衰退或消失为代价，而桑麻的发展道路则与此不同。20年来，这里的农业产值提高了三倍，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桑基鱼塘结束了，现在这里还养鱼，种花、果、菜利润高。管理区开了13家工厂，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口占47％。农民离土不离乡，白天骑摩托车出去工作，晚上回家，部分地获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城市化道路。对潮州凤凰村的调查，是我们对葛学溥调查的追踪研究，考察了80年来凤凰村的巨大变化，从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大众传播的普及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等方面来看这里正在经历着的农村城市化过程，凤凰村的城镇化道路又有着不同于顺德桑麻的方式。
广东的外来工上千万，我们对珠三角和外围地区的几个县市作了调查，研究外来工的基本特征，肯定外来工对广东经济文化建设迅速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
研究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及其变迁，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所发生的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这是邓小平理论实践的伟大胜利。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全中国建设发展的依据，而广东的迅速发展，则因其历史上形成的固有的文化因素，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得以发挥本身的优势。传统的商业发达培育了人们的经济意识，开放、兼容、务实的性格，开拓创新、拼搏创业的精神，使人们易于解放思想，迅速理解、接受、执行中央的方针，抓住机遇，付诸实践。
注释：
[1]本课题研究受美国岭南基金会资助。
[2]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3]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4]Kulp D． H．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C]．Vol． 1．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25．
[5]Yang C． K． 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 [M]．M． I． T． Press 1963．
[6]Freedman M．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M]． 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56．
[7]Potter J． M． Capitalism and Chinese Peasant，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 Hong Kong Village[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8]Watson J． L 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9]Baker H． D． R． 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 Sheung Shui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10]Potter S． H． etc．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Siu H． F．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M]．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89．
[12]黄淑娉：《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黄淑娉（1930-），女，广东台山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邮编：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