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娉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部分师生近几年进行了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的课题研究，[1]于1999年出版了《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2]和《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3]，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课题组以人类学系师生为主，还有经济系、社会学系、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心理学教师和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在广东17个县市进行了实地调查，先后参加调查的有30多人。这一课题研究是采取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的一次有效尝试。
一
近年区域文化研究受到国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地域辽阔，族群众多，同一民族的不同地方群体还形成了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不同族群和区域文化以各自的特色汇入中华文化的洪流，只有研究区域文化才能全面认识中华文化。
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很有特色。广东是岭南的中心地区，背负五岭，面临南海，生态环境很有特点。历史上汉人南迁，与当地土着南越族群相融合，汉越文化相交融，与外来文化长期交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广东省现有7 000多万人，世居省内的少数民族有壮、瑶、畲、回和满族，共30多万人。他们受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保持自己的传统。汉族和少数民族、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是广东地区自古至今族群关系的重要特点。汉人占全省的绝大多数，形成了广府、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及其文化。粤、港、澳文化同根生，华侨文化也大多源于广府、潮汕和客家文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广东的经济迅速崛起，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一基本格局是对广东进行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先天优势。
人类学学科包括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称民族学、考古学（史前考古为主）和语言人类学四个领域，其本身就是一种多学科综合研究。人类学研究最适宜于进行族群和区域文化的研究。从考古学的发现研究广东古代的居民及其文化，用体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古人类和现代居民的体质形态，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族群诸语言，以文化人类学为中心研究文化特点及其变迁。此外还采取了与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结合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研究社会文化现象，以研究现状为主，着重从民间社会取得资料。田野调查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十分重视与历史研究法的结合。人类学的多学科综合研究，重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整体的观点，比较研究的方法，都有助于对族群和区域文化的深入理解。
研究这一课题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比如从理论上探讨族群认同的标准，以及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方群体或民系认同的依据。更重要的是，不仅以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阐明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特点及其变迁，还着重探讨了长期传承下来的文化因素对广东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对广东经济迅速崛起的经济现象探寻文化根基的解释。
西方人类学者研究中国社会，更多地关注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在潮州凤凰村的研究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最早着作之一。[4]杨庆垄先生于1949年前后在广州近郊作调查。[5]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未能进入中国内地，除了在台湾做研究之外，大多在邻近广东的香港新界地区作调查。如弗里德曼[6]、波特[7]、华琛[8]、贝克尔等[9]。改革开放之后，波特夫妇进入广东东莞[10]，肖凤霞在新会作调查。[11]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广东汉族三民系的地区，又以广府文化为主。弗里德曼等主要根据这些地区的研究，对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宗族家族制度、祖先崇拜、婚姻家庭、民间信仰等问题建构他们的理论，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产生很大影响。从这些研究中得到启发，我们的研究也提出了用事实资料和看法进行讨论。
二
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综合研究揭示了广东族群的传承关系和体质特征。曲江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马坝人，距今13万年，其形态特征与我国北方的丁村人、大荔人已有一定的差异，反映华南和华北地区的古人类在早期智人阶段就发生了分化，而在种族特征上又有个别特征反映出马坝人与大荔人有一定的基因交流。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广东生活的人群中，其体质形态上一直保持某些蒙古人种华南类型的一般特征。在增城金兰寺、佛山河宕、香港东湾仔和石壁等遗址发现的墓葬人骨，都呈现了这种特征。长头颅形，眶形面形比较低，鼻骨低平，鼻形趋阔，有明显的铲形门齿，呈现出某些与热带地区种族相近的特征。有生前拔去上门齿的习俗，古越人是有拔牙俗的族群之一。
考古发现这一地区的越人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一是使用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锛；二是有几何印纹陶；三是有从事以农业种植水稻为主和以捕捞、渔猎为主的两种经济类型；四是住干栏式房屋；五是生活用具用陶釜而不见陶鬲；六是习于水性，善于操舟。
史书记载岭南地区古代居住着南越族群。汉人从北方而来，汉越族群、汉越文化相交融，同时还包括来自南方海岛的不同群体和不同的种族成分。
对现代广东汉人体质特征的研究，过去仅有葛学溥在潮州对23个男性的测量，李济先生于1921年对美国东部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及侨居波士顿的广东劳工的测量，及俄国人类学家史录国的测量等零星资料。我们对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共900多人作了30多项指标的体质形态测量，提出了研究结论。三个民系都具有华南人的特征。将三民系头面部10项指标的均值与壮、黎、傣、彝、藏、15省汉族与哈萨克族的均值和变异范围作比较，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客家人和广府人的相似性较大，他们和广西壮族有较大的相似性；潮汕人与15省汉族群体的相似性较大。这说明客家人和广府人与百越族群的融合程度较高，他们的基因库中含有较多百越族群的遗传成分；潮汕人的基因库中含有较多中原汉族的遗传成分，与百越族群的融合程度较低。将广东汉族三民系的头面部及体部测量的10项指标与华南汉族、华中汉族及华北汉族进行聚类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广府人和潮汕人与华北汉族的相似性较大。而客家人与华南汉族及华中汉族的相似性较大。可以据此推论，广府人和潮汕人的祖先可能来自中国北方较偏北的地区，其在南迁过程中较少融入华中汉族和华南汉族的成分；而客家人的祖先可能来自中国北方较偏南的地区，他们在南迁的过程中可能与华中、华南的居民有较大程度的融合。
从上述体质特征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体质特征的研究结论与我国北方汉人南迁广东的历史事实相印证；第二，证明南迁的汉人与广东当地土着南越族群相融合。岭南地区的南越族群，一部分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点而融合于汉人之中，另一部分发展为今天的壮族以及壮侗语族诸族，他们是古越人的直接继承者。广东汉族体质形态尤其广府人和客家人与壮族的相似性，是汉越族群融合的很好说明。第三，体质形态的研究结论与对广东族群文化研究的结果相吻合。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结合，可以进一步说明广东族群的传承关系。
三
我们研究的重点是文化。族群认同的标志是文化特点。笔者认为区别族群的最根本特征是文化特点，族群的文化特点与族群本身的形成同步。区分不同的族群，一是共同语言；二是共同文化特点，语言就广义而言也包括在文化之中；三是族群的自我意识，而族群自我意识的形成基于共同的文化特点，是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特点使同一族群的人感到彼此是自己人。[12]对广东族群和区域文化的研究，同样说明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地方群体或民系，也是以不同文化和族群意识相区分的。广东汉族三民系是北方汉人在不同时期迁到广东的不同地区、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而形成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都是以从北方带来的中原文化为基础，与当地土着的越人文化相融合，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特质，包括周边的文化，海外的外来文化，形成了同源于中原汉文化又有各自地方特色的文化。
粤方言（广府方言）、属于闽方言的潮汕方言和客家方言，是汉语七大方言中的三种。我们对广东语言的研究，不局限于过去的纯粹的语言学讨论，而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研究广东语言诸特性，人类学更加关注解释语言现象的人文因素的作用。广东汉语保留古汉语和古非汉语成分、少数民族语言成分。三民系的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土语和方言岛的特点都在研究之列。广东历史上是个移民社会，语言接触十分普遍，不同语言、方言之间相互影响，极具人文和地理特色。比如，惠州话兼具客家方言和粤方言特色，研究结果认为是一种混合型方言。
改革开放、人口迁移流动对广东的语言使用情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省内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省外大量人口移人，出现了深圳和珠海两个普通话语言社区。尽管广东的共同语是普通话，但粤方言是强势语，20年来粤方言急剧扩张，是粤方言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以香港为代表的粤方言，更能反映和适应现代社会，也是粤方言扩张的原因之一。三民系方言都有许多外来词，尤以粤方言为最，随着对外开放，与港、澳联系的日益加深，外来词有增多趋势。对“港式中文”与香港回归后的语言使用问题也进行了讨论。
四
我们着重研究广东汉族三民系的文化特点及其变迁，以广府文化为重点。而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香港文化、澳门文化以及作为汉族的一个群体的水上居民文化，通过比较，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府地区，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创造了多元经济。明清时期就开始有基田耕作制，桑基鱼塘，种桑养蚕，蚕粪喂鱼，鱼粪形成塘泥作为基上农作物的优质肥料，三者紧密结合，保持良性循环的人工生态系统。这种灿烂的农业文明，今天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向工业文明过渡，随历史的演进而变化。广东滨海，有天然的条件通向海洋，发展商业文化，历史上就是我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商业和对外贸易发达，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地处岭外，离帝王都会远，受儒家思想影响不如中原深厚，历代广东学者多主张经世致用，近代广东思想家提出发展民族工商业，重商的传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特质体现在广府文化之中。鸦片战争以后，珠江三角洲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广东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广东汉族三民系的文化都很有特色，形成了适应于当地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民居一方面有古代中原汉族民居的中轴对称等特点，另一方面又有适应本地气候湿热和传统文化因素形成的特点，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城镇沿街建筑多有骑楼，侨乡的一些建筑中西合璧。客家土楼、围垅屋反映了客家民系的社会生活，以及宗族家族的群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