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革新者们可能在传统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几种认同程度中强调其中一种。部落、种姓制度、语言群体、地域或国家都有使他们成为群体参考的潜在充足的基本族群认同的特征，而且，结果取决于为使其他人被引导去承认这些认同所做的准备和冷静的战术事实的意愿。因此，虽然部落主义可能在非洲许多地区获得广泛的支持，但这些合成群体看起来不会站出来反对逐步认可的团体，甚至是一个相对不完善的国家组织。
其次，族群组织方式各不相同，正如已找出的族群问联系那样。当代形式显着政治性的事实并没有使他们的族群特征变少。这些政治运动形成了使文化差异有组织地联系的新方法（Kleivan，1967）和联结分化了的族群新方法。基于族群的压力集团、政党、独立国家的远见、一大批亚政治发展联合会（Sommerfelt，1967）的增殖，表明了这些新方式的重要性。在其他地区，宗教信仰运动或引入传教活动的教派被用来以新的方式分化和联合群体。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新类型同经济行动领域很少有联系，这个部分是文化联系中的主要因素，除了一些新国家采用的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相比之下，传统的复杂多民族系统已经明显地建立在这一领域的联结之上，在一些亚洲和中美洲地区通过集市上的职业分化和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南亚通过农业生产实现。今天，考虑到教育程度和为这个目的而控制或垄断教育设施的敌对族群经常变得有区别，但这与其说出于职业分化的观点不如说因为政治发展所需的官僚权限和机会之间的明显的联系。人们可能推测，一种必须包括复杂的技巧差异和为生计的一贯依赖所允许的连接将比另一个建立在可随时取消的政治联系之上并为强制力和政令实践允许的联结具有更强的力量和稳定性。也可推测，这些多元族群系统的新形式可能与生俱来地比旧的形式更混乱，更不稳定。
当政治团体从民族标准角度同他们的对手联合时，文化变迁的方向也受到影响。通过使群体相近并因此具有可比性，政治冲突才可能实现，而且这将影响每一个具有政治联系的新领域。因此，各反对党倾向于变成结构性相似，而区别却不明显。在族群的政治冲突中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地方，其对抗过程将因此导致他们之间文化差异减少。
由于这个原因，政治精英们的许多活动是同习语的整理有关的：身份标志的选择和这些文化差异的价值维护，以及其他差异的相关性的压制和否定。关于新文化形式是同本地的族群认同相一致的问题经常有热烈的争论，但由于上面所指的原因，一般倾向于用折衷的方式去解决。但大量的注意力应放在选择传统文化特质的恢复上，以及为证实和阐明这些习语和所做的历史传统的建立。
选出来加以强调，确定边界，采纳特殊价值观等差异间的联系构成了一个迷人的研究领域。显然，许多因素是有关联的。对不同单位，习语也不一样。对变革者的目的他们并不恰当，既不适宜作为动员支持的方法，又不宜作为与其他群体冲突的战略中的支持。他们的分层含义在内部在群体之间都很重要：他们必须包括群体内影响的不同来源和分布，以及通过社会无名的不同形式的压制或美化而从其他群体中识别出的不同权利。显然，在支持运动的思想基础和所选择的习语之间没有简单的联系；然而，他们都对后来的边界维持和进一步变迁的过程有影响。
十八、族群关系定位中的变异
这些多元族群组织的现代变体出现在一个官僚化管理，通讯发达和较为都市化的世界中。显然，在根本不同的情况下，族群边界的定义和维持的关键因素是不同的。由于研究建立在当代有限的资料上，我们在归纳族群的过程时遇到困难，由于他们没有出现在我们讨论范围中，其主要的变异可以忽略。可能会有这么点点疑问，社会人类学家们已经倾向于反映形成大多数有影响的专题着作的背景的相当特殊的殖民地和平和外界行政管理的境况。这可能已经歪曲了对前殖民体系和当代突现形式的解释。这些文章的试图包罗地区性形形色色的典型案例不仅仅是对这些偏见的有力反击，而且，这些观点需要人们直接面对。
殖民统治在其管理和规定同当地的社会生活分离程度上是非常极端的。在这种统治下，个人一贯拥有某种保护权，包括大的人群聚集区和远远超过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和体制所及的地区。这就为不同族群的人们的交往，不用考虑他们之间缺乏共享的理想，提供了生物适应和机会，这样明显地去除了通常在族群相互关系中产生的束缚。在这种境况中，互动可以发展和扩散——实际上，只有那些其他因素直接控制的互动形式将不复存在而作为不接合区域保存下来。因此，这些境况中的族群界限代表了一个围绕着特殊互补价值的社会关系的正面组织，而且，文化差异将随时间而减少，接近所要求的最低点。
然而，在大多数政治统治中，缺乏安全保障，人们生活于其原始社区外较大武断和暴力的威胁之中，不安全本身成为族群间联系中的一个束缚。在这种境况中，虽然取得了一种利益的潜在的补充，但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的许多互动形式无法发展。由于缺乏信任或缺少完成交易的机会，互动形式被堵死了。而且，在这些社区中，也有内部机制，倾向于增强内部的公开一致性和扩大不同社区间的文化差异。如果一个人使他的安全依赖于他自己社区的自愿的自发的支持，作为这一社区成员的自我认同需要明确地表达和确认；依这个标准确定为异常的任何行为可能被解释为这个认同的削弱，从而也是安全基础的削弱。在这些情况中，不同社区间偶发的历史性文化差异倾向于在没有任何正面组织基础情况下使他们自己永存；一些可以观察到的文化特殊性可能因此同族群组织存在非常有限的联系。
因此，地区安全的变化明显影响了族群单位借以维持自己的过程，但没有根本变化。这一点也可以通过论文中所分析的事例而表现出来，这些事例代表了一个从殖民地到多中心，直到相对无政府境况的清晰范围。然而，承认这种背景变异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很快变化是重要的，而且在建立的长期过程中，也是一个严重的困难。在富尔人的例子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外部维持的和平和极小范围的地方政治活动构成的背景，并且可以构成族群间连续发展过程图，甚至构成这个环境中的等级，但我们知道，在前几代，在土耳其和玛帝时代，从扩张富尔苏丹王国到近乎无政府状态下的巴加拉——富尔对抗中，情况有所不同。而分析富尔人游牧化和同化过程的变异的影响，以及到达大范围的速度及趋势是非常困难的。
十九、族群和文化进化
这里展示的观点和分析同文化进化的主题有关。人类历史是文化和社会自然发展的历程。人类学研究的问题是这种历史如何更好地被加以描述和哪种分析对于发现变化过程中的一般原则是充分的。严格意义上说，生物学领域的进化分析把它的方法建立在分类体系的基础上。这种方法假定存在边界和边界维持过程是可以被描述的单位，这样，在那里，持续性可以详细说明。具体地，分类体系是有意义的，因为特定的边界阻碍了基因物质的相互变化；因此，人们可以坚持认为生死隔离就是单位，而且它已经维持一种不受物种的形态特征变化干扰的认同。
我已经说过，族群间的边界也维持在两个族群单位之间，而且结果，详细说明这些单位的持续性和存在的本质是可能的。这些论文试着去表明，在每一个例子中，一套有限的文化特征保持了族群界限。因而，这种单位的维持取决于这些文化特殊性的维持，然而，通过由边界定义的文化特殊性的变化而造成的单位的变化，持续性可以被详加说明。
然而，大多数与人类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实体任何时候都是不受这种界限束缚的。它可以变异，可以被学习，可以变化，这些都同族群的边界维持没有任何关键的关系。所以，当人们穿越时间追寻一个族群的历史时，与此同时，在相同的意义上，他们不是在追寻一个“文化”的历史；那个族群的当前文化的因素不是产生于以前组成这个群体的文化的特定配件；然而，虽然有改进，但这个群体同边界（成员资格的标准）有着连续的组织化的联系，这就划出了一个连续单位的范围。
不能详细说明文化的边界，就不可能在更严格的进化意义上建立分类体系。但从这些有争议的分析中看，对族群来说这样做是有可能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从那些具有这种组织化稳定的文化方面看，也是有可能的。
译者注：本文是“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一书的序言（1998 Waveland Press，Inc）。初版于1969年，1998年重版，说明它至今仍然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译者在美国参加“第14届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时购得此书，与会的乔健、陈志明教授力荐此文。因此，译成中文，以让更多的同仁了解有关族群研究的情况。因时间紧迫，加上理解原文不易，不当之处，请谅。
[作者简介] 弗里德里克·巴斯，1928年生，挪威着名人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