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主义的整体性出发，我们也不难发现，汉民族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即北京人、客家人、广府人、闽南人等诸多大大小小的族群是“多元”，汉民族是“一体”。对于这个现象，笔者在《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一书的“题识”中就说过：
“汉民族这个雪球的‘一体’，是由许多大、小族群的‘多元’组成的。而汉民族这个雪球又具极强的整合性。在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一切外来的因素都逐渐变成汉民族这个雪球整体的一部分。在这种整合状态中，汉民族‘一体’内的各个族群单位有着相互的联系，他们互助认同、依赖而成为一个整体。正因为汉民族有这种整合性，所以汉民族这个雪球从形成到发展越滚越大，越滚越实，成为世界上一个有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稳定的特征的民族。”{5}
正因为汉民族具有这种结构性的整体性，所以，无论是甘肃永昌县的“古罗马人”，还是河南开封府的“犹太人”，或是福建泉州市锡兰王子后裔，或是广东鹤山市鲜卑族后裔，他们在与汉民族的长期磨合中整合成了汉民族的一部分，他们填写有关表格时，在民族一栏上，都工工整整地写着：汉族。{6}
也正因为结构主义的整体性特点，所以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形象地表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组成中华民族的被称为“民族”的族群之间“是严密地相互制约的，以至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独自发生变化”。对此，费先生作过深刻的阐述，他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说：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一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7}
3．可以从结构的可变性把握民族过程
万事万物都是可变的，族群结构虽然具有整体性，但也具有可变性。族群结构的变化关联着民族过程。
所谓民族过程就是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全部过程。{8}具体地说就是一个民族产生、发展、吸收、扩散、聚合、分解、消亡的过程。而如何观察和把握民族过程，关键在于抓住构成民族的族群这个结构标志物的变化。[1]
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即使是最初的原生民族，其在起源、形成的过程中，都是由许多不同的被称之为“部落”的族群构成的。马克思曾以古代雅典民族的形成为例，他说：“融合是这一过程的最高阶段。……雅典的4个部落由于混居于同一地区及彼此间地理界线之逐步消失，而在阿提喀融合为一个民族。”{9}115在这里原来雅典的4个部落就构成了新形成的雅典民族的4个族群。而民族共同体虽然有相对稳定的结构，但其始终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动态体系，这就是民族共同体的动态性。因此，我们要观察、研究一个民族的动态变化，就必须抓住民族结构的动态变化。
族群结构的动态变化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族群分解过程，其可能表现为一个民族的族群分解出去，形成几个单独的民族，原生的民族就不复存在了。如中国古代的吐谷浑族，这个由鲜卑族中的慕容氏、段氏、乙那楼氏、素和氏、阿若于氏、薛干氏、乞伏氏、乙弗氏、匹娄氏等族群与姜族中的姜氏、钟羌、白兰羌、宕昌羌、党项羌、姚氏等族群，以及部分氐、敕勒、突厥人族群构成的民族共同体，历经六代，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最后由于族群分解，及至五代以来，居于河东、朔方等地的吐谷浑族，在宋辽夏金元时期民族大同化的潮流中汉化了，而居于青海的一支，后来演化为今天的土族，吐谷浑族此后就不复存在了；又可表现为从一个民族中分化出去的族群形成几个与原生的民族并立的单独的民族。如中国古代赫赫有名的羌族，其族群结构极为复杂，到汉代时期可考的族群就有先零、烧当、卑浦、罕、牢姐、封养、乡（音纤）姐、勒姐、当煎（或煎当）、当阗、烧何、钟存、滇零、牢羌、虔人、沈氐、巩唐、累姐、吾良、全无、且冻、傅难、乌吾、煎巩、黄羝、效功{10}107-110等26个族群。但是，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分化，入主中原的羌族都汉化了，而留居西北的羌族在族群分解的过程中，除留在岷江上游的一支得以保存至今外，大多数自隋唐以来分别参与了西北乃至西南许多新形成的民族的构成，如土族、藏族、纳西族的族群结构中都有羌人族群的成分。
另一种是族群结合过程，即若干单独存在的族群或从其他民族中分化出来的族群相互接触而产生地域和经济联系上的统一性、语言和文化上的同质性的过程。这种民族过程的例子甚多，最典型的莫过于汉民族形成的过程。公元前21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河洛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此后，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商民族、周民族在黄河流域，楚民族、越民族在长江流域相继崛起。春秋战国之时，不仅夏、商、周、楚、越诸族之间的结合深化，而且还发展到部分蛮、夷、戎、狄之中。在这种结合中，各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融合成了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这时的华夏民族作为汉民族的前身，其由秦人、齐人、楚人、赵人、燕人等族群构成。秦始皇雄才大略，统一了华夏民族。汉承秦制，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发展转化为汉民族。此后，汉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吸收各民族或族群，其中最重要的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时，汉民族在发展中，在北方吸收了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乌丸、羯、氐、羌及部分蛮、俚、僚、侯等，族群结构扩大性的变化使汉民族从汉代5 900余万人，发展到唐代前期达8 000万至9 000万人之间。{11}213以及宋辽夏金元之时，汉民族在北方吸收了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族群结构的再一次扩大性的变化，使汉民族从唐代前期的8 000～9 000万人发展到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突破1亿，有10 441万余人。{11}
正是由于汉民族从形成到发展不断地吸纳了许许多多民族或族群，像滚雪球一样地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在此，人口的增加是汉民族族群结构的形式或外表，而族群的增加，族群结构的扩大变化是其深层次内涵。反过来，如果要把握汉民族的民族过程，抓住其族群结构的变化就是抓住了关键，有关汉民族形成过程的种种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四、结语
族群概念的引入已经打破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传统“民族”概念的坚冰，尽管分歧仍然存在，争论还在继续，但族群概念的使用将会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逐渐普及开来。在这个背景下，认识和运用族群概念和结构特征，对族群结构进行探讨，不仅会进一步丰富族群理论，也将会进一步帮助人们去应用族群理论，所以笔者认为运用人类学的结构主义理论去研究族群结构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
注释：
[1]王水雄在《结构博弈——互联网导致社会扁平化的剖析》中提出：“所谓结构标志（structure-marking）指的是，人们通过外物来对人们互动和其他社会行为所沉积的，具有一定的规范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即结构）进行表征的行为。而结构标志物（mark of structure）则指的是在该行为和活动中所运用或建构的外物。”见该书第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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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水雄．结构博弈——互联网导致社会扁平化的剖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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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z]．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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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景泉．社会结构论[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3．
{14}（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5}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名着提要[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徐杰舜（1943-），男，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学院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张祎凌，女，旅澳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