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志翔
中国人具有非常深厚的传统身份观念，在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视基于个人身份而产生的种种规范，即所谓“做人的本分”。众所周知，许多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并不具备民族身份，可能也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这两种身份都是在传统中国适应民族一国家体系，建构现代国家进程中逐渐深入社会为人们所意识并付诸实践的。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进行民族识别，全面贯彻执行民族政策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从历史分析的角度看，这样一段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这段时间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观念和行为变迁，已经为研究分析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人们族群身份意识的变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将以保安族为例，尝试对上述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保安民族”：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构建
用“民族”概念来描述我国社会群体，最早是梁启超先生直接借用日语中的汉字介绍到中国来的，而且与民族主义并用。{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在我国影响最大的一直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孙先生关于民族概念的解说一直影响到共和国建立以后。{2}36-54建国以后，我国曾根据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进行民族识别，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来指导学术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斯大林民族定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但至今对我国民族理论的研究仍有很大影响。{3}102-120可见，“民族”并不是一个在我国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本土概念，而是首先以学术概念和政治概念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社会的“舶来品”，这个过程始终是与现代国家的建构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概念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学术界至今还在争论。
“民族”的含义只有在这个概念出现和使用的上下文中才能解释清楚。称谓，是群体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一种族群称谓的字面含义及其在当地语境中的感情色彩是一个直接反映族群意识、族群归属和族群关系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就从有关保安人的群体称谓是如何变化的和“民族”概念是如何出现在保安人的生活中的来人手，先来讨论一个群体是如何成为“民族”的。
1．成为“民族”前的称谓
保安族是分布在我国甘青交界大河家地区的一个人口只有1．6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少数民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部分人口使用保安语（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土族语同仁方言）。他们的前人在清朝同治年间由于宗教冲突从青海同仁迁移到现在的聚居地大河家，与当地的回、汉、撒拉、东乡等族杂居已近一个半世纪。
一些老人回忆，“保安族”的叫法是1949年冬王震大军来到大河家以后才出现的。在这之前，人们的身份概念是“保安人”、“保安来的回回”。当地人对他们比较正式的称呼是“保安回”。由于他们中的多数讲“番语”，但又信仰伊斯兰教，生产生活方式也与当地人有点不一样，所以还有“半番子”的叫法，保安人认为这种叫法反映了大河家当地人对作为外地人的“保安人”的排斥，带有贬义。
这种自称和他称非常一致地指明，这样一个群体是“回回”，“保安”是这些人的祖居地。“半番子”的叫法则反映出其处于“回”和“番”之间的过渡群体性质。在有关这个群体的称谓中，具有族群称谓意义的是“回”和“番”，而“保安”一词在人们的用法中没有族群区分的意义。[1]在甘肃大河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讲，“保安人”这个群体名称因地名而来，除此之外，人们没有专门用来称呼这个群体的名称。
以上是这个群体的汉语称谓。那么，在保安语中有没有专门的群体称谓，即人们的自称呢？在保安语中，有一个人们经常使用的词汇“menggulikun”（大墩语）或“monikun”（甘河滩语），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因为这个词在读音上与蒙古族的自称很接近，有人怀疑，它可能是保安语中保存下来的一个族群自称。“menggu”有“我们的”之意，“kun”是“人”，组成一个词，意思是“我们的人”。这个词在使用中只能做宾语，不能做主语和定语。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menggu”一词只有这一种用法，在保安语中没有其他语义。所以，这个词的由来以及这个词可不可以理解为保安语中人们的自称．还有待有关专家的深入研究。
这样看来，人们全体承认的群体名称除了“保安人”之外，就是“回民”。也就是说，从族群称谓的角度讲，保安人这个群体没有独有的自称，也没有独有的他称。人们的自我定义是“回民”、“回回”，社会定义除了“回民”之外，还有否定性的“半番子”。人们使用族群意义上的称谓“回民”、“回回”，表达族群的自我认同和社会承认。
这一点说明，在民族识别、命名以前，这个群体正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这个方向如果从称谓角度来说，就是放弃原有的群体称谓，获得另外一个群体的称谓——既是自我认同的，也是被社会定义的。从社会群体心理角度讲，接受另外一个族群的称谓意味着一种主动融合，允许另外一个群体使用自己的族群名称意味着接纳。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一些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和地道的汉族一样的个体依然坚持声称自己是“某某族”，如一些生长在大都市中的满族、苗族以及回族个体等。所以，名称往往是族群存在的最后一个象征物。当一群人集体放弃了原有的族称，接受另外一个群体的族称时，这群人作为原来所属族群的一部分或者一个单独族群的存在可能即已结束。而保安人作为一个使用异种语言，有共同经历和命运的群体，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近一百年中，从未寻求过表达自身存在的族群称谓，应当可以说这是典型的部分人口从一个族群或族群集团向另一个族群或族群集团流动的现象。
2．“保安族”的命名
这样一个方向非常明确的流动中的群体，当它要单独成为一个民族时，其名称的选择经历了一个很有意味的过程。对保安人来说，可供他们找出既能与回民区别开来又不与其他族群冲突或重合的族群象征的文化资源、历史资源都极为有限。他们最恰当的名称就是“回民”，再往细说就是“保安来的回民”或叫“保安回”。当把这些人视为一个单独的民族时，他们不可能再叫“回民”，因为回民的主体已经被认定为回族，“回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系统里不具有正式意义，一个“回民”，必须是相关的某一个民族的成员，要么是“回族”，要么是“撒拉族”，等等，才能获得被承认的正式民族身份，他／她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文化行为才能得到政府的保护，与族群身份有关的各项福利和机会才能实现。
据经历过民族命名过程的老人回忆，人们一开始选择了“白蒙古”作为民族的名称。这说明当时人们试图从语言和世系方面寻找区别于回族的象征资源，反映出对蒙古族的一定程度的认同。“白蒙古”这个自我定义被其所指向的认同对象“蒙古”拒绝，即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同。原因是“白”与“黑”相对，有了“白蒙古”，如果不作特别说明，则可能暗示其他蒙古人是“黑蒙古”，而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保安人的存在再去区分什么“红蒙古”、“蓝蒙古”。为了与回族区别而选择蒙古认同，虽然在当时是人们的一种无意识活动，但却显示了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很小的群体在确定自己的族群身份时，首先考虑的是其归属，而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的独特边界。人们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事实本身也是如此，这个群体的历史和文化本身约束了人们的选择，其语言和世系指向蒙古族，宗教信仰和现实生活方式指向回族，除此之外再没有一种被全体成员共同认同和遵守的文化、信仰或者记忆因素可以拿来作为群体的标志。不是回族，自然就会转向蒙古族，而蒙古族的拒绝说明，语言和世系并不是最强有力的认同纽带，这两个方面相加都不足以让蒙古人的群体边界因为这样一部分人口的存在而发生摆动。
当回族和蒙古族这两者都不是的时候，由保安人构成的是一个什么民族呢？最后确定的族名是因地名而来的一种他人定义，因为那个“他人”首先认定这些人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在这些人自己不能明确判断他们到底是什么民族的时候，这个“他人”的观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力。这个“他人”的权利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他”正是国家。
3．人们理解的“民族”
在我国，政府和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各少数民族都拥有各自不同的族称，有民族自称、他称和各民族之间的互称。民族名称的提出，既是民族意识的表现，又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一种表现，是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进行民族识别的依据标准主要是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4}按照这些标准衡量，保安族却是一个例外。从称谓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保安族来说，民族识别以前并不存在所谓的“民族意识”、“民族意愿”，所以，保安族的识别是一个从上而下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民族身份的设计者和示范者都是政府，是保安社会外部的力量赋予保安人“保安民族”这个概念的。那么，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个概念的呢？
访谈中人们承认，开始时他们中间没有人知道“民族是什么”、“为什么要把他们叫做民族”。“民族”进入人们的观念世界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民族这种概念是随着解放军和工作队的到来才开始出现的，最先在领导干部中开始使用，是他们开展工作的一个着眼点。其次，作为主体的保安人在这个事件中的反应是被动的、无意识的，即使有意识，其动机也非常单纯——为了得到毛主席的接见。先是外部世界带来了这个概念，赋予人们一种他们自己并不了解的身份，人们在与这种身份有关的社会互动中逐渐意识到这种身份的潜在意义，于是出现了对这种身份的主动要求。
这是我们通过民间口述史看到的保安族识别的过程。不论是普通农民，还是较早参加工作的干部，当时他们对“民族”概念的认识都是相当模糊的，离我们所知道的国家所确认的“民族”概念相去甚远。从他们的记忆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这个客位（etic）概念进入我们所关注的主体的世界时，它的主位（emic）含义是：民族是国家的规定，国家把我们保安人组织成了民族、任命了保安族，这样我们变得更贵气，“保安族”是国家赋予的一种政治待遇。
尽管如此，把“保安人”叫做“保安族”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为什么保安人自己没有直接地、主动地选择这个族名呢？因为“保安人”这个群体称谓对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人们来讲，只表示一种特定的地方认同，并不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意义。社会身份的作用是人们借以组成群体，确定自认为或被认为是不同群体成员的人们在多种多样关系中的行为方式。{5}一种身份包含着一套相应的角色规范。从“保安族”这个他人定义的民族称谓上既看不出这个群体的文化特征，也看不出这个群体的生物渊源，虽然在名称上完成了民族的“确立”过程，但这个获得命名的群体，其成员资格并不直接就能成为一种具有社会互动规范意义的身份。这样一个名称，在使用上带来一些问题。
第一，在甘青地区的常识中，“保安”是个地名。以地名命名一个民族，造成了地方认同与族群认同的混淆。人们经常无法弄清楚究竟哪些人是保安族，哪些人不是保安族。在调查中人们热情地向笔者提供在青海省同仁县的“保安族”的线索，这些人都是“保安人”一一他们现在还生活在保安那个地方，当然更是地道的“保安人”；而且被人们提到的这些人都是穆斯林，大河家的保安族发自内心地认同他们为本民族的成员，有的甚至还有亲戚关系。但到了同仁县，笔者根据这个名单只找到了一户保安族人家，其他的都自称“回族”——他们并没有自认为是保安族，原因如他们所讲，是因为青海将保安族与回族一视同仁，不对保安族实行更优惠的政策。在青海，当听到“保安族”时，普通人的第一反应是将这个概念与同仁县保安那个地方的土族对应起来，还有人问笔者“是不是这些人认定为保安族了”。
第二，保安族自己也不常在与其他民族个体的日常人际互动中使用这个族称。一般人们告知自己的民族身份主要是为了互动的顺利进行。当一个人知道与自己互动的对方的民族身份时一般都能自然地作出相应调整，如遇到了回族要注意饮食、遇到藏族要注意尊重人家的信仰和民族个性等。但很多人知道对方是保安族时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保安族人只好说自己和回族一样，或者干脆直接就说自己是回民或回族。
“保安族”这样的命名，这样一种社会身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形成社会心理的和行为的真实性，是外部世界嵌入到人们生活中的，意义模糊的，所以，一开始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为一种自我意识。在77位60岁以上老人中，绝大多数人认为保安人就是回民，老家在保安。其中有1／4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了以保安族为主的自治县以后才理解“保安族”的含义并自认为是保安族。
可见，“民族”是一个外部世界嵌入保安人社会中的概念，这个概念在保安社会中的主位含义一开始就与它的“标准”定义不同。由于民族命名依据的是地名，“保安民族”这样的称谓并没有直接具备族群区分的社会功能。因此，可以说，它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构建。
二、身份的相互性
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的综合作用将个体塑造为社会人。群体身份也具有多重性。一个人的群体归属意识可能包括从初级群体一直到国家甚至文明的各个层次。由于“保安民族”身份是国家力量嵌入到人们既有的传统社区生活中的，这个事件本身自然牵扯到人们的三种身份：新的民族身份、国民身份和传统的族群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