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宝玉也曾借《西厢记》的妙词来向黛玉表露过爱情——因为他们曾共同赏读过《西厢记》，一个认为看了《西厢记》“连饭也不想吃呢”，一个觉得《西厢记》“词句警人，余香满口”。可宝玉表白的结果又怎么样呢？记得有一次，宝玉笑着对黛玉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黛玉听了，顿时“桃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圈儿红了，转身就走。”谁说爱情需要表白？此路不通。又有一次，宝玉换了一种方式，笑着对黛玉的丫鬟紫鹃说：“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黛玉一听，又顿时撂下脸来，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爷们解闷的。”不行，统统不行！因为在黛玉的心目中，爱情是那么地郑重和神圣，怎么能这样轻浮、调笑性地表白？黛玉虽对宝玉有满腔的情意，希望宝玉向自己吐露爱情，但黛玉又十分自尊自重，决不容许任何人（包括宝玉）有丝毫“取笑”、“欺负”自己的意思。到最后，宝玉只好直接发誓：“你死了，我做和尚。”结果招来的又是晴天霹雳！黛玉顿时将脸放下来，问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什么！你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有几个身子去做和尚？”结果弄得一个“脸红头胀”，一个“手心冰凉”；“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
宝黛就是这样一对恋人，从来没有平常人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相依相偎，更谈不上淋漓酣畅的爱的表白与倾诉和甜蜜爱情的浪漫与诗意。他们谈情说爱的唯一方式，就是吵架。林黛玉对宝玉爱得愈深、愈专一、愈成为自己生命和灵魂的唯一寄托，就愈要和宝玉吵架，因为她要求着、期待着宝玉要和她一样把对方看成自己的唯一，投入全部的注意和全部的情感。她深知宝玉有时“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所以她和宝玉吵架，她不是埋怨宝玉给她的爱太少，而是责怪宝玉分给别人的爱太多。因为恩格斯曾经说过：“性爱按其本性来讲就是排他的。”所以，当她看见宝玉从宝钗屋里出来，她不满：“我说呢，亏在那里绊住，不然早就飞来了。”当宝玉听从宝钗的劝告，不喝冷酒，她又不满：“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她说了，你就依得比圣旨还快些？”至于，人们一说“史大姑娘来了”，宝玉听了“抬身就走”，自然又引起她的不满。而最使她不快的，还是宝玉曾向云儿使的那个“眼色”，所以她“尖酸”地责问宝玉：“我恼她与你何干？她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
当然，他们越吵心贴得越近，吵得越凶，爱得越深。吵得天翻地覆，爱得死去活来。有一次，宝玉身上悬挂的荷包袋被外面的小厮们讨了去，黛玉以为他把她亲手做的东西也随意给了别人，因向宝玉道：“我给你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说毕，生气回房，将前日宝玉嘱咐她没做完的香袋儿，拿起剪子来就铰。宝玉见她生气，便忙赶过来，早已铰破了。宝玉见过这香袋，虽未完工，却十分精巧，无故铰了，却也可气。因忙把衣领解了，从里面衣襟上将所系荷包解了下来，递与黛玉道：“你瞧瞧，这是什么东西？我何曾把你的东西给别人来着？”黛玉见他如此珍重，带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铰了香袋，低着头一言不发。宝玉道：“你也不用铰，我知你是懒怠给我东西。我连这荷包奉还何如？”说着掷向她怀中而去。黛玉越发气得哭了，拿起荷包又铰。宝玉忙回身抢住，笑道：“好妹妹，饶了它罢！”黛玉将剪子一摔，拭泪说道：“你不用和我好一阵、歹一阵的，要恼就撂开手。”说着，赌气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泪，禁不住宝玉上来“妹妹长、妹妹短”地赔不是。——这里，作家只是用极其普通、朴实的语言描写这一切，就把宝黛爱情的微波细澜描写得极其缠绵旖旎，极其深婉动人。它使我们感到：宝黛吵得越厉害、越不可开交，他们的爱就越真纯、越深挚；他们爱得愈深、愈强烈，他们的行为表现就愈是不可理喻！——而这，正是宝黛爱情的独特方式和独特魅力！
三
描写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戏曲和其他文艺作品）的一个传统，《离魂记》、《李娃传》、《西厢记》、《拜月亭》、《宿香亭张浩遇莺莺》、《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还魂记》、《娇红记》等，都是大团圆的喜剧结局。这种描写和我们民族的审美习惯和心理要求有着内在的联系。蔡元培早在1916年底写的一篇文章中就说过：“盖我国人之思想，事事必求其圆满。”陈云同志在关于“评弹”的谈话中也说：“群众喜欢故事有头有尾，人物的结局很好。因此，过去的书中常有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这一套。”固然，文艺作品描写这种大团圆喜剧结局，表现了我们民族的乐观心理和善良愿望，但却不能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去反映和揭露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反而起着粉饰和美化黑暗现实的消极作用，因此被鲁迅先生斥之为是作家“闭上眼睛”说瞎话。胡适先生也认为这种描写是作者们“闭眼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惨酷，他只图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而作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巅峰之作的《红楼梦》，却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一反过去爱情故事描写那种“夫贵妻荣”的大团圆结局，扎根于现实生活的沃土，创作了深刻、丰富而又震撼人心的宝黛爱情悲剧，让悲剧主人公一个撒手人寰——“焚稿断痴情，魂归离恨天”，一个遁迹山林——“中乡魁却尘缘”。
同时，宝黛爱情悲剧又不仅体现在男女主人公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当了和尚的悲剧结局上，而且表现在他们爱情从头到尾的整个悲剧过程上。宝玉的前身是“神瑛侍者”，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绛珠仙草”得了“神瑛侍者”的甘露之惠方得“久延岁月”，所以幻形入世的林黛玉要把一生的眼泪还给贾宝玉。可“想一生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自然“泪尽”而“人亡”，所以从宝黛爱情的前世宿因来看就注定是悲剧。那为什么宝黛在相爱过程中又有那么多的不畅快、那么多的猜疑和那么多的口角呢？为什么本是心心相印的爱情，却爱得那么痛苦、那么沉重呢？从黛玉的身世和个体情况来说，从小父母双亡、自己寄人篱下，而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年代，又要求儿女婚姻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孤苦伶仃的黛玉到哪里去找父母、媒妁？老祖宗会为她做主吗？老祖宗曾说：“如果有那样的想法，是该死的了”；不错，薛姨妈曾当着紫鹃的面还说过要把黛玉说给宝玉，但那是真话吗？如果那是真话，那她为什么又四处宣称她的女儿有金锁，一定要一个有玉的相配？“父母早逝，虽有刻骨铭心之言，无人为我主张。”——黛玉常常这样悲叹。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自由恋爱，就只有短命，就只能是悲剧。更何况黛玉就只是一个“草木之人”，什么也没有。宝玉曾问黛玉为什么不挑礼品，黛玉说：“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可见，黛玉是怎样的一无所有和多么的孤苦无助！再者，老祖宗还说过，宝玉的妻子应该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人，黛玉“模样儿”虽有些不及宝钗但还是不错的，“孤标傲世”、“目无下尘”的“性格儿”自然是不符合封建家长要求的。更可怕的是黛玉自己的健康状况：“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每想到此，黛玉就更加伤感：“奈我薄命何！”
从贾府当权者来看，虽然老祖宗贾母曾对宝黛说过“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颇让他们“低头细嚼”、“潸然泣下”的经典恋爱俗语，但在宝黛终身大事这个问题上，作为皇权代表的贾元妃的旨意才是“圣旨”。而元妃娘娘又是明显地不喜欢黛玉而喜欢宝钗的，不然为什么她在元宵佳节所赐的礼物独宝钗与宝玉一样，而黛玉只和迎、探、惜等众姊妹一样？宝玉的母亲王夫人更不会让黛玉做自己宝贝儿子的媳妇，因为黛玉一进贾府，王夫人就明确告诫黛玉，家里有一个“混世魔王”，千万不要“睬他”；更明显的是，王夫人连“眉眼有些像林妹妹”的丫鬟晴雯都看不惯、撵了出去并置于死地，更何况林妹妹本人？
从宝黛共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来说，这是一个只许偷鸡摸狗而不许自由爱情自由生长的时代，如浪荡公子贾蓉就曾厚颜无耻地说：“从古至今，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第四十四回贾琏与鲍二媳妇偷情，王熙凤哭闹着至贾母面前告状，贾母也说：“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像贾蓉、贾琏等那样“偷鸡戏狗”、“不管香的臭的都弄到屋里来”的行径，反而被认为是算不得什么要紧的平常事，世人都打这么过，世界就是这样的。而男女之间纯洁高尚的自由恋爱，自主择配，则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伤风败俗，是“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丑事。美与丑颠倒，是与非相反。“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环境如此恶劣，空气如此肮脏，叛逆、纯洁而稚嫩的宝黛爱情还能不是悲剧吗？
恶劣的外部和内部环境，使宝黛本来就脆弱的神经不堪重负，内心的压力越来越重。他们只有痛苦和挣扎，却无法根本摆脱。于是，不断的误会，不断的争吵，不断的哭闹、生气、伤心，双方已不能左右自己地胡思乱想，言不由衷。宝黛爱情本是知心知底，却变得猜疑重重；本是心心相印，却变得互不理解，甚至于相互埋怨、相互伤害：
（宝玉）心里因想道：“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恕，连他也奚落起我来。”……由不得立刻沉下脸来，说道，“我白认得了你。罢了，罢了！”林黛玉听说，便冷笑了两声，“我也知道白认得了我，那里象人家有什么配的上呢。”宝玉听了，便向前来直问到脸上：“你这么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林黛玉一闻此言，……说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何苦来！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亲，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有气，来拿我煞性子。”
……
宝玉的心内想的是：“别人不知我的心，还有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烦恼，反来以这话奚落堵我。可见我心里一时一刻白有你，你竟心里没我。”心里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那林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
那宝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可见你方和我近，不和我远。”那林黛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见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远你了。”（第二十九回）
这是多么复杂、矛盾、痛苦的心理！在这个悲剧的时代，宝黛爱情就像压在岩石下的嫩芽，要长出新的枝叶是何等的艰难和渺茫！他们的爱虽然真挚、美丽，深入骨髓，但却没有生存、更没有成长的空间，只因为他们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家族，那样的环境。所以，他们的爱注定是没有结果的。他们的爱情日趋成熟，他们的婚姻就愈加渺茫。那份遗憾，那份无奈，那份悲哀，永远叫人痛彻肺腑，永远令人刻骨铭心！可亲可爱的林黛玉带着无尽的爱和无尽的怨，离去了；可怜可敬的贾宝玉带着无限的痛和无限的恨，出家了。他们的悲剧是追求自由爱情理想破灭和为实现爱情理想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的悲剧，是“腐朽”还很强大“新生”还很弱小的悲剧，是几千年积淀的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铸造的悲剧，而非简单地只是几个品性恶劣的坏人作恶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人生的悲剧，更是彻头彻尾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与时代的大悲剧！
宝黛爱情悲剧是千古《红楼梦》的主旋律，绛珠仙子与神瑛侍者的尘世还泪是人间的绝世之恋，也是两百多年以来《红楼梦》引发出无穷魅力之所在。“宝哥哥”和“林妹妹”，通过《红楼梦》的深情刻画和妙笔渲染，使这一称呼成为中国式的爱情符号，贾宝玉与林黛玉这两个艺术生命历经千秋万代而不衰，成为爱情领域里真正意义上的永垂不朽。激动人心的宝黛爱情，永远放射出永不褪色的艺术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