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远村
路遥曾说，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政治，但政治又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文学与政治从未分过家。
我们的路遥
路遥在世时，大部分生活和写作都在陕北，每次回省作协都是消遣，现在的读者恐怕很难理解，像路遥这样30岁出头就大红大紫的人，还用再钻进山沟苦熬吗？据我所知，陕西省几位成就卓著的作家都是这样，柳青如此，陈忠实如此，还有几位压根儿就离不开故土。
有一年，上海女作家王安忆，在路遥的关照下，去了趟陕北。虽然路遥未能陪同，但他给延安、榆林两地的朋友都打过招呼，王安忆一路还算顺利，回沪后，有不少赞扬陕北的美文，出现在报端。
王安忆返程，又在西安停顿，她说，想不到陕北之行，有那么大的触动，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在榆林，不论遇到的是工人、干部，还是农民，一听说她是作家，立马说我们的路遥如何厉害，然后，如数家珍般地道出许多路遥不平凡的事，王安忆说，想不到一个作家跟他生活的土地上的人民有如此深的交情。即使是鲁迅再世，浙江人也不会说我们的鲁迅。
在一个特殊的年代，许多写文章的人都被称为人民作家，但有几个是出自人民的愿望。又有几人会被人民自豪地称为我们的作家。
路遥走了已有十余年，但陕北人还是不改口，只要是向外人说起路遥的事，一张口，便是我们的路遥，怎么怎么，如何如何。
我曾有机会跟路遥相处。有一次，路遥要我跟他一起去南郊某高校图书馆查找资料，晚上在作家劲挺家里吃饭。时值冬日，路遥身着黄军大衣，脚下的皮鞋咯吱乱响，打眼看像个匆忙过冬的农民工。我们在路上拦了一辆出租，司机大概从我们的拉话过程中，猜出坐在车上的是路遥，下车后，我要付钱，他说啥都不要。还说，只要是咱们的路遥坐我这车，下回还是不要钱。
我这才听出司机是刻意用陕北话说这最后这句话的。他在省城打工，为了避免麻烦，说了一口西安话，只有见了老乡才用方言，我能体会外乡人在省城的艰难，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只要骨子里有家，去多远，说什么话，已不重要了。
写作跟种地一样
路遥生前常常说一句话，也是后来一些专事评论的人反复提及的话，就是：作家的劳动跟种地的农民，从本质上讲没什么两样。
有一年，路遥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联邦德国访问。回西安后，友人问他感受如何，路遥笑着回答：“哎呀！就像一个穷人到地主家里走了一趟。”友人听后大笑，但路遥很认真地强调说：“真的。”
路遥曾跟我说起此事，仍对那人有些不悦。他说：“要是马克思转世，他也会同意我的看法。他老人家不是梦想穷人都过上富人的生活吗？而今，老家德国的人都过上地主的生活了，他能不高兴吗？”
路遥很欣赏父亲。他说小时候跟父亲上山种地，看见父亲把自家地里的庄稼收拾得井井有条，连地埂都修整得整整齐齐。有时父亲坐在地埂上，看着精心侍弄的庄稼，一个人竟然笑出声。他还说，父亲干农活已经干成艺术家了，有幸福的享受。
《平凡的世界》洋洋洒洒百万字，路遥三易其稿全用手写，他从来不用电脑。试想，300万字就像300万棵庄稼，路遥精心、细致地滋润，耗去了数年的时光，人也老了许多。望着几麻袋手稿，路遥像父亲一样，也露出一脸幸福的微笑，只是多了几分疲惫。
路遥病重时，在医院的病床上，总是念叨老家的吃喝。他坚信，只要回家吃上母亲做的家乡饭，不出一个月，他就能病好出院。但从小离开母亲的他，未能如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路遥喊的，还是“妈”。
浪漫的政治生活
路遥一直热衷于政治运动，他曾在“文革”时期，一夜之间成为延川县的风云人物，那时，他才是个初中生。之后，他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一年后被清退回村务农，继而写诗。
在路遥看来，政治家可以改变社会秩序，而且是立竿见影的；作家可以拯救人类的灵魂，但往往生不逢时、难见其效。所以，从文是他政治上无路可走时的另一抉择。
有一天午后，路遥上街买烟，走到大差市，但见十字路口南来北往的车辆扭成一团乱麻，交警困在路中一筹莫展。路遥一时心急，三步并作两步，上去一把夺过交警的指挥棒，左挥右点，一阵忙碌，车辆开始蠕动，一会儿道路就畅通了。等交警回过神来，他已扬长而去，消失在人群中。
还有一次，省作协门外的变压器坏了，直接影响夜间写作。头一天，作家们还能忍受；第二天，不见电来，就开始吵闹；等到第三天，仍不见来人修理，大家就开始着急，不断给供电部门打电话。对方说一会儿来修，但就是不见动静。大家正在门房发牢骚，路遥从外面回来，知道这事儿后二话没说，就拿起电话打进市长热线说：“我是路遥，作家都是夜猫子，作家协会几天没电，也不见有人来修。”电话那头说10分钟后修理人员马上就到。果然不出10分钟，一辆大卡车拉来六七个工人，眨眼工夫就将变压器修好了。这时才有人说，还是人家路遥厉害，咱怎么就没想到呢。
路遥曾说，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政治，但政治又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文学与政治从未分过家。他在病情十分严重，几乎看不清东西的情况下，还坚持看报、看电视，关心“十四大”的人事安排，还说等他病好了，要把作协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