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旧做着病人互助组的牵线人,而将浦介绍给申屠认识,是我暗自得意的事,我把他俩看做是两缕抗病明星阳光的汇合。我还很愿意做这个红娘,将这股阳光介绍给更多的病人。
随着这两缕阳光的一次次住院、复查,一位位战友加入这个团队。当成员已经增加到9名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查房,申屠有些得意地对我说:“护士长,这一份是给你们的。”我一看,原来是申屠做的一份“战友通讯录”,一面详细记录着每一位成员的通讯方式。另一面则是一首小诗:
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日子,使我们彼此增添了深厚的友谊,祝大家永远健康、快乐,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信我信未来!
我能体会到他给我通讯录的意思,他们之间,固然相互的鼓励支持,他们也把我和我的护理团队,当作了自己的战友。因为在治疗的过程中,护士始终陪伴着他们走过。
2007年到了,不断地有战友们的消息传来。他们中每一个来到医院,总会到楼层来看看我们护士。而他们总是会同时带来其他战友的消息。可见他们之间,不断在联系。
最开心的是,前几天,我们的巾帼英雄浦来复查,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护士长,你看我的头发长出来了。”那一刻,我真正看到一种生机。
不管你身处逆境或顺境,每天给自己一个灿烂的好心情。
快乐的荷兰人
木木
“非典”期间,病房里来了一对荷兰老夫妇,他们是来中国旅游的,老爷子因为高血压住院治疗。
夫妇俩很恩爱,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却是非常乐观开朗。老太太把老爷子每天的治疗和病情进展做笔记,写完后,两个人还一起欣赏讨论。
每次进他们的病房映入眼帘的就是两张灿烂得像花一样的笑脸,尽管我的英语水平不怎么样,但是他们的热情激发了我想说的欲望,而他们也非常有兴趣与我慢慢地聊。因为“非典”的缘故,病房里的病人也不多,于是和他们谈天的机会比较多。交谈中了解到他们有四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他俩年轻时,就对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充满向往,希望有一天能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于是两人在退休后,旅游计划里第一站便是中国,夫妇俩饶有兴致地向我描述了精致雅丽的苏州园林、美丽的云南、神奇的九寨沟,还有延安……把照片一张一张展示给我看,他们说起这些很自豪,我也惊讶于他们的足迹,我告诉他们,我走过的地方还远不及他们。他们鼓励我:“你应该趁着年轻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助于开阔你的眼界。”我告诉他们这段期间因为“非典”,我们不能随意离开杭州,我们对自己的出行有很大顾虑。我随手拿出那12层的棉纱口罩给他们看,这是我们每天必戴的。老爷子笑着说:“哦,Susan,不要担心,我相信等过了这个特别的时期,你又是一只快乐的小鸟,而我也快要回到我的家乡了,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啊。”老夫妻俩又轻轻地拥抱。
我感受着他们俩的幸福,“非典”的阴影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好心情。与他们的相处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不管你身处逆境或顺境,每天给自己一个灿烂的好心情。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
保密工作
梅子
老梁转到我们病房交接班时,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密”。因为老梁患的是结肠癌,但是家里人一直告诉他只是一个“肠子里的小息肉”,手术切除就好了。
面对癌症等疾病,中国人向来讳言。家里人总是千方百计瞒着病人,在家人的要求之下,我们医护人员也不得不成为保密集团中的一员。并且,为避免哪位不知情的同事不小心说漏了嘴,保密工作也成为我们交接班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时候,其实病人大致已经猜到病情,家属也知道病情,只是双方相互保密,互不说破而已。
提到说漏嘴,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因为各种检查的片子送回到病房后,病人总是第一个心急地想知道,发送的工人又未加细想,直接就给了病人。
于是,保密失败,家属会向医务人员大大的抱怨,然后又计划新一轮的保密工作。例如,对疾病不再保密,对严重程度却说得轻一些。
说来也巧,和老梁同一病房的正好是一个单位的两个同事,另外一位病人老牟刚做了胆囊手术。他们年纪差不多,个子也相仿,但是每次走进病房,两个人精神状况却大不一样。老梁总是中气十足,一脸自信地对我说:“我很好。”笑声也洪亮。不说话的时候,常看见他盘着双腿,很有架势地养精神。
我曾经问老梁是不是练过气功,他那架势可是挺正宗的。
术后一周,老梁的手术病理结果快出来了。他每天要问我:“结果出来没?”她老伴在旁拼命地对我挤眼睛,使眼色。
那天下午,老两口散步到我办公室,老梁又问起病理结果,我就说,那我上电脑帮您查一查。
于是我到护士站打开电脑,老梁和老伴站在护士站外边看着我。老梁笑嘻嘻的,还是一副乐观自信不在乎的样子,老伴则是非常紧张。
病理结果:“黏液腺癌”一行字跳出来,在我意料之中。我一抬头,看到他们俩都在看着我。我心里顿了一顿。“要不要如实说?”以前通常的惯例是不说,告诉病人,结果还没有出来,或者对患者说,病理的结果等医生跟你说,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当然这是很保险的方法,遵守惯例没有错,也不用担责任。
然而,几个场景闪现在我脑中。
美国加州,罗马琳达大学,Dr·Wenslon 的办公室。由于我对于罗马琳达大学医院文化建设很感兴趣,在我进修期间,我访问了罗马琳达医学院的专门负责医院文化的伦理学教授Wenslon。
“如果得了癌症这些重病,中国的传统是不告诉病人,瞒着病人病情,作为一个伦理学教授,您怎么看呢?”
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当我在中国浙江大学访问时,有一次为浙江大学的医学生讲课,有一位学生也问我同样的问题,当时我反问他,‘如果这个患病的人是你,你希望家里人或者医生瞒着你呢还是告诉你’,那位学生想也不想回答我,‘当然希望告诉我’。中国人最喜欢的文化名人是孔子,我记得他有一句话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你这个问题。”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默念着这句话,惊讶于一个西方的教授能如此熟悉中国的文化,也暗自惭愧,作为一个中国人,竟还要一个美国的教授用这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格言”来教导自己。
回国后,工作中不断有病人被诊断为“癌症”,也不断被家属要求保密。
但是我仍然看到越来越多的知道病情真相的病人,用比我们想象中更加乐观、更加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癌症。我看到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看到随着国人思想理念的开放,传统正在悄悄地改变。为什么不就这个问题深入地探究一下呢?于是,我设计了一个质性研究的方案,对于被初诊断癌症的并且已经知道自己病情的病人作访谈,深入讨论病人对于告知病情真相的态度。本来以为,这将是一个很难做的项目,因为得病已经是不幸的事情了,那些病人还会愿意和你来讨论这些吗?然而,访谈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每次我总小心翼翼地开始话题,但大多数病人都会非常开放地谈论病情、诊断经过,谈论自己的心态变化,谈话最终总在非常坦诚、很积极的气氛中结束。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小心翼翼有些多余,或者我低估了病人的承受力。
“结果怎么样?”老梁的一句问话打断了我的思绪,他们仍在护士站前,等着我的答案。我迎着老梁很有精神的眼睛,我无法对这样一个病人隐瞒他的实际情况。
“嗯,结果不是很好。细胞有些变化。”我还是没直接说,但是我想这样说已经足够清楚了。
老梁的老伴脸色变得更加严峻,追问:“到底怎样?”
我说:“结果不如想象得好。”
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做,自己都觉得有些心虚,词不达意,说真相比说假话还要难。我看不出老梁脸上的表情,但是他顿了一下,转过身回病房了。
我也似乎觉得有些不妥。但是我没有立即去病房找老梁。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到老梁的病房去看他。老梁仍然盘腿坐着。一看我进去,振了振精神。
“怎么样?老梁,听您老伴说您——”老伴一直反对将实情告诉老梁,跟老梁说了实情后,因为我是护士长,她没有直接在我面前抱怨,但是我的护士告诉我,她跟护士埋怨说我不该告诉老梁,说老梁回到病房后,就不怎么说话,一直心情很差的样子。
“没事,你别听她的,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了,在转到这个病房的时候,我就猜到了,只是家里人说我是息肉,我不说破罢了。什么息肉呀,动这个手术我就知道这毛病是不小的。”老梁洒脱地一挥手。
听他这么说,我松了一口气。接下去我也告诉老梁其实疾病还在早期,手术也很成功,这个类型是预后很好的一种。他还是这样一副很革命大无畏的样子:“没事没事,我知道的。”
第二天,晨间交接班时,夜班护士谈到老梁,说同病房的另外一位患者告诉护士,老梁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而老伴更是不知该如何对他说话。
交完班,我照例去查病房,老梁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见到我,仍跟我说:
“我没事的,我挺好。”我看他精神也是不错,谈笑风生的。我突然想到,即使是乐观坚强的人,听到这样的消息,也会有心理上的波澜,只是老梁是个硬汉子,他怎会轻易跟我承认他的脆弱,于是便也不再说什么。
教科书上说,癌症病人初得知病情,一般会经历“否认”、“愤怒”、“磋商期”、“抑郁期”、“接受期”。不管哪种性格的病人,这是一个心理的规律。我想老梁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过程。作为护士,做好“保密”工作,会回避和病人一起经历这样的心理过程,也会满足“好心”的家属意愿。冲破“保密”工作,意味着改变惯例,也意味着护士承担着更多,是风险,是责任,都是护士这个职业应该承担的。
事后,护士跟我说,“护士长,是不是这样的结果让医生来告诉病人会更加好?”
我说:“我这样做,一是基于我之前同老梁建立了一定的相互信任的基础,并且对老梁的性格也有所了解,二是基于我对于是否要对癌症病人‘保密’的伦理思考。我想这个事例只是作为我个人护理职业生涯的一次尝试,当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时,我还是建议大家让医生告诉病人结果,或者满足家属意愿暂时不把情况告诉病人。将来这种理念更加普遍地为中国人认可时,我们就不需要再做‘保密’工作了。”
能使所爱的人快乐,便是得了报酬。
——巴尔扎克
陪
冰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