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
耄耋之年，回首往事，似有模糊之感，唯独浙大西迁遵义、湄潭的七年经历，仍记忆犹新。我深深怀念遵义、湄潭的一山一水，她曾哺育过我们这一代学人，也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为新中国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弹指一挥，已五十春秋，这段不平凡的经历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1934年，我只身漂洋过海，来到人地两疏的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部摩尔根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1936年夏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工作一年。到1937年7月时年二十八，血气方刚，我一腔热血要实践“科学救国”的信条，毅然告别了几经挽留我的导师和朋友，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回国后，应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的聘请，任浙大生物系教授。此前，经留美学友朱正元介绍，由他的老师、时在浙大的胡刚复先生的推荐，竺校长代表浙大亲寄聘书给我，聘我为浙大生物系正教授，月薪三百元。我时年二十八岁，与竺校长一非师生，二非故旧，获此高职厚遇，殊为不易。由此可见，竺校长确是任人唯才，不讲派系，把我这个“外来人”也聘进了。当年浙大有一项规定：凡是在本校毕业且在欧美着名大学中获博士学位的回国学生，一律先以一级讲师聘用。后来又知，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也都是由他聘来浙大，一并委以重任。
到校不到一月就发生日寇大举侵华的“八一三”事变，浙大决定西迁。我随竺可桢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历经数月，艰辛困苦，辗转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头上有日机轰鸣，地上有日军追兵，我和全校师生一起，到一个地方，就打开箱子，坚持教学实验研究工作。
1938年夏天，我由江西回浙江接家属去宜山。那年的春节，我们全家团聚在宜山脚下山沟边的茅房里，居室周围，稀疏几家山民。沟外一大树上挂着一颗炸弹壳，用来报警，当有日机来袭时，有人专敲弹壳，并挂上小红旗，以示警报。
1939年11月25日，南宁沦陷，竺校长听取师生员工意见决定北迁贵州，并在贵阳附近的青岩镇上设立一年级分校。12月全体师员工进入遵义城，我和家属住柿棉花园街1号。1940年春，学校决定农学院和理学院由遵义再度搬到湄潭。湄潭离遵义75公里，但须翻山越岭，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走过湄江桥，就到生物系的实验室“唐家祠堂”了。自此，我较稳定地度过了六年难忘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生涯。
湄潭素有“小江南”之称，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幽美宁静，物产丰富。夕阳西下时，漫步湄江边，此情此景，似入世外桃源。但是，我们的教学和生活条件是异常的艰难。唐家祠堂破败不堪，年久失修，四面通风，摇摇欲坠。战争时期，物资匮乏，只得因陋就简，略为装修后改作生物系师生实验和研究场所，倒也非常安全，可以专心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没有电灯以油灯照明，一碟桐油几根灯草，黑烟熏鼻。只有在看显微镜时才舍得用煤油代替桐油。没有自来水，以桶代塔，接上河水，土法过滤，用作清洗试管等实验所需。尽管如此，全体员工团结一致，遵循竺校长倡导的校训“不图虚名、不尚浮夸、敦厚朴实、实事求是”，在“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
物质条件差，人的精神向上，师生努力工作，勤奋学习，蔚然成风。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培养了一批遗传学的研究生，这些学生现已成为我国生命科学、医学、农业等方面的着名学者和专家。不仅如此，我本人在亚洲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专题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为我毕生从事的遗传学业打下了基础。
我的第一代研究生是在湄潭培养的，他们是盛祖嘉、施履吉、刘祖洞和徐道觉等。盛祖嘉原由沪江大学转学到浙大生物系，迁校江西广西期间，随我采集果蝇，毕业后留任我的研究助理。1946年他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从事红色面包霉遗传学研究，现已成为我国着名的微生物遗传专家。他的夫人沈仁权教授原在浙大化学系任助教，他们相识在湄潭并在当地结婚，后来一起去美国，从事生化遗传的研究。施履吉原是浙大农学院园艺学毕业生，在湄潭成为我的研究生，从事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在染色体行为、染色体精细结构方面颇有成果。1946年去美国深造，从事细胞生物和发育生物的研究工作，现已成为我国着名的分子生物学家。施履吉学习勤奋，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他曾是浙大“马列主义小组”外围组织——“黑白文艺社”的成员之一。
刘祖洞在广西农学院毕业后到湄潭做我的研究生，同时在浙大附中教生物学，后在浙大任教。解放前夕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从事哺乳动物遗传学研究，后搞人类遗传学。由于他数学基础厚实，又善于实验操作，结合人类遗传学的家系分析，在动物和人类遗传方面的研究成绩显着，为开拓和发展我国人类和医学遗传学作出很大的贡献。徐道觉在浙大农学院病虫害系昆虫组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农学院工作，一年后又考上我的研究生，在湄潭从事植物和果蝇的细胞遗传学研究。在实验技术上无论设计和操作，总是得心应手，成为我的得力助手。抗战胜利回杭后，我送他去美国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从事果蝇种系演化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后来他从事人体染色体的研究，以他发明的特殊技术率先修正了人类染色体数量23对、46条，一改以往学术界认为的人类染色体数量是48条的结论。这一成果是可作为人类遗传学发展中的一大突破，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
在湄潭，我的第二代研究生有复旦的项维、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张本华、中科院植生所雷宏淑和留美的陈瑞棠等。我痛心的是这几位学生都早我离开人世。那时，根据当时中印研究生交换协定，我在湄潭还收了一个印度的研究生，他名叫甘尚澍。印巴分治后，他曾任巴基斯坦一所农学院院长。在湄潭，我还为农学院各有关系科开课，教授细胞学和遗传学两门课。对高年级开过高级细胞遗传学和实验进化等课程。我在农学院中的学生就很多了，如现任教浙江农业大学的季道藩、汪丽泉、唐觉、葛起新、沈德绪教授等等。这些学生现都成为我国农业部门、院校、研究单位中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艰难条件下，坚忍不拔，勤奋学习，为他们终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后都成为我国科技教育界的精华，这也是我一生中感到欣慰的事情。
当年我在浙大所招收的生物所研究生中，不少是农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知道农业科学如果没有扎实的理科基础，农业知识水平只能永远停留在现有水平上，是很难提高的。他们那时能够考取理学院生物科学研究所，也是在读农科的同时，选修了不少生物系的学分。
我一生涉足于以瓢虫和果蝇为实验材料的经典性遗传学和进化论，以及辐射遗传学等研究领域。早在研究生时期，我已开始从事亚洲瓢虫色斑变异遗传规律的研究。虽在美国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我开辟了以果蝇为研究材料，利用当时新发现的唾液腺染色体技术，进行不同种间和种内的染色体结构和细胞遗传图的研究，但我对瓢虫色斑变异遗传学研究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
直到70年代，我仍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和发表这方面的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浙江、江西、广西和贵州特别是湄潭地区，采集了大量瓢虫标本并进行地理性季节性变异规律的分析，1944年在遗传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记得浙大决定西迁时，我把以前关于瓢虫遗传学研究所积累的资料文献、实验数据报告以及有关的标本仪器都装在一个木箱里。浙大前后搬家五六次，但凡搬迁到一地，即打开木箱，把显微镜等简陋的实验装备起来，即使日寇飞机骚扰，空袭警报不断，我和我的学生处之泰然，仍坚持科学研究。当迁到遵义的柿花街一号寓所时，环境安静多了，我和盛祖嘉在阳台上借着自然光看显微镜。在湄潭的唐家祠堂，我们点上煤油灯，在那微弱的灯光下做着我们的实验，在显微镜下观察标本和染色体。
194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我在唐家祠堂里观察瓢虫的杂交后代时，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所组成的不同斑点类型中，在它们的第二代身上，它们父体和母体所显示的黑色部分均能显示出来，而黄色部分则被掩盖住。这种现象以前实验中从未发现过。我为之兴奋，把此情况告诉了当时任生物系主任的贝时璋先生，贝先生建议称此现象为“嵌镶（mosaic）显性现象”。在此基础上，我继续进行广泛的杂交试验并探讨这样现象的机理，终于摸清了嵌镶显性现象的规律，指出鞘翅色斑遗传至少由许许多多等位基因所控制的，有一些变异类型实际上是嵌镶杂合体。它们不能稳定地传下去，无例外地显示嵌镶显性的作用，表现一种特异的嵌镶显性现象。我提出嵌镶显性现象可分为“包括式”和“重叠式”两种情况。通过对许多嵌镶杂合体的测验，又发现一种例外情况，在橙红色斑点中有一个黑斑点，这种现象我认为可用三体性遗传原理来解释。
1945-1946年，我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任客席教授。在美期间，除讲学外，我完成了《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论文，并登载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上。这篇论文的发表深受国际遗传学界的重视，认为丰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是对遗传学的一大贡献。我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短期工作时，见到了遗传学家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她在1983年获得诺贝尔奖金，以表彰她对玉米“转座因子”的光辉发现。当时她十分高兴地见到我，高度赞赏我的嵌镶显性方面的研究工作，并谈到最初她在玉米色素斑点研究上提出的“控制因子”，是受到我的论文启发。1988年加州理工学院发育遗传学家特维森教授见到我，又重提我四十多年前这一研究工作，他极有兴趣地希望这项研究再深入下去，预见很可能会发现如今隐藏的重要发育遗传的机理。
我和我的助手对在湄潭等十几个地区采集到的异色瓢虫群体进行性比测定。同时发现在野生群体中只生雌个体的单生雌体的母系遗传现象，这种由母传女的方式，证明为典型非染色体的细胞质遗传。我们在湄潭还进行瓢虫色斑类型分类及计算在当时出现的频率，又通过对异色瓢虫的四种常见色斑类型在地理分布和季节变化测验等课题的研究。抗战胜利后，我们继续充实材料，完善实验，发表论文，但是这些论文的基础无疑是在湄潭形成的。
可以这样说，我一生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论文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自豪的是在日后科学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的。我们是吃了湄潭米、喝了湄江水，是勤劳淳朴的湄潭人哺育了我们。深情厚谊，终生难忘。多少年来，我渴望再访我的第二故乡。
1986年，我终于了却心愿，在当地县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等部门热情接待下，我又走过了湄江桥，瞻仰狮山雄姿，重睹了当时浙大办公楼的“文庙”。我兴奋地找到了当时在湄潭天主堂内的我的寓所。这是一幢标准贵州式全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有几家住在里面，在当时湄潭县城中也算得上是上乘建筑。如今虽旧，但仍保护良好，我感到十分亲切。当我踏在原唐家祠堂的遗址时，我激动不已。祠堂已拆除，我仍能确定我和我的学生原先是在哪个方位上的房间里工作和学习过，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四十年后旧地重访，使我激起了一连串回忆的涟漪，似乎人也变得年轻多了。湄潭对中华民族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衷心祝愿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故鼎新，繁荣富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