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甄
（一）
我本来是在日本北海道读书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年冬天回国，先在家乡浙江温州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参加青年救亡团；后来，新四军从温州平阳向皖南集中以后，白色恐怖逐渐紧张起来，在家乡没法再工作下去了，1939年秋天，我便从温州来到宜山，在浙大借读（1940年转为正式大学生）。
从浙东到广西宜山，沿瓯江西上，经丽水、金华，夜晚坐火车到江西鹰潭，再坐汽车绕道南行，经过宁都、吉安到湖南的采阳，又坐火车到桂林，换乘汽车经柳州到宜山，行程十多天，每天都在敌机空袭下旅行。我在柳州碰到苏步青、陈建功两位教授与张素诚同学，可谓萍水相逢。那天晚上张素诚请苏、陈两位老师吃饭，我也被邀作陪，大家喝了不少酒，我们的心情是愉快的，对抗战胜利是有信心的。从温州出来，本有十来人结伴西行，大多是去昆明西南联大和陕南城固西北联大的，仅我一个去浙大。
大家一路上风雨同舟，在空袭下生死与共，气昂昂地引吭高歌。我们心怀共同的意愿，就是奋发图强，努力学习，眼看国民党倒行逆施，一个劲儿反共，我们这些人都知道除了在艰难困苦中刻苦读书之外，首先还要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否则这偏安的半壁江山也不易保得住。 我随苏、陈二师等同车到达宜山之后，正是中秋节后不久。湖南战役打响，浙大同学举行义卖捐款劳军，师生都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义卖，犹如今天北京的天桥和建国门外的商品展销会一样，厂棚林立，也有同学摆摊义卖小吃茶点的，场面实在动人。 接着寒冬来临，敌机频繁空袭宜山，浙大标营学生宿舍是滥轰狂炸的大目标。每次轰炸之后，竺校长总得与其他教授亲来标营慰问再三。有一次，他与陈建功教授在大饭厅里与我们学生一道共进午餐。也许是宜山的气候使江浙来的青年不甚习惯，患病的同学特别多，竺校长甚至在夜间亲自从城里来到标营宿舍探望患病者。我们的宿舍就是茅棚，床铺拥挤，大多数同学每天夜晚都在大饭厅里夜读，一盏汽油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噪音。竺校长经常来视察、了解我们夜读的情况，他离开大饭厅之后，我们才知道他曾来巡视过。
（二）
1939年冬，日本侵略军在广州湾（湛江的旧名）登陆，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敌军长驱直入，南宁陷落，迫近柳州、宜山等地。同学们义愤填膺，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同时也感到浙大本身的存亡受到威胁，为了今后的教学、科研与学习的长远打算，学生会举行了全体大会，请竺校长亲自参加。有一次大会开了一个上午，群情激昂，整个会场如暴风雨一样，发言的同学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掌声雷动，同学们说明了军事形势的恶劣，民心的向背，政治的不民主，战争不是一两年可以结束，总的要求是希望这一次再度迁移，应该有个长远之计，要定居下来，希望北迁名城遵义。竺校长在主席台伫立了数小时，很冷静地听取同学们的意见，虚怀若谷，在风暴中始终站立着微笑不已，态度和蔼。最后他答复说，他一个人不能独行其是，将同学们的要求带至校务会议中与各院长及教授们认真讨论。到了那天晚上，突然听到校务会议中竟有个别目光短浅的教授，认为浙大仪器图书众多，员生的人数也数以千计，害怕桂黔山路险陡，以及深惧长途跋涉之苦，很想就近选择山区所在，暂时避避风就算了。消息传到标营学生宿舍，同学们在深夜又再度集会，进城晋谒竺校长，陈情北迁遵义的有利所在。竺校长在寓所门前接见同学，态度泰然自若，平易近人，一再说明，迁校系长远大计，必定尊重同学们和教授们的正确意见，认真讨论。几天之后，终于作出决定，迁至贵州遵义，同学们才放了心。接着战地服务团立即誓师出发，竺校长亲自授旗，到了前线之后，他常派秘书前往慰问。
在北迁过程中，同学们群策群力，帮学校把仪器、图书、公物包扎装箱启运，沿途设站招呼。但桂黔道上只有一条破乱不堪的公路，运输工具少得可怜。当时已是隆冬腊月，一路上凄风苦雨，到处是雨凇冰凌。有一天，有几位女同学在艰辛的旅途中，到了广西贵州的边界市镇六寨（该处设有浙大招待站），她们到达时已是夜晚，接待站中已住满了同学和教师，连打地铺的地方也没有了，恰恰碰到竺校长，他连忙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了女同学，自己悄悄地睡在小汽车里过夜。
北迁之后，浙大首先把一年级学生暂时安置在贵阳附近的青岩镇。竺校长很重视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第一步就把新生稳定下来，先行上课。遵义，是红军两次经过黔北的重镇，1939年冬天我们到了遵义，也感到此城接近重庆，政治上黑云压城，民生凋敝。重庆国民党教育部又派来了一个反动的训导长强加于浙大，此人来校不久，施展其浑身解数，全力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动辄要开除进步同学，如向学生会主席孙翁孺和一位写壁报的解俊民同学开刀。
眼看学潮即将爆发，竺校长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不准开除进步学生，让这位所谓训导长卷起铺盖离校北归重庆。竺校长又“三顾茅庐”真挚恳切地邀请费巩教授出任训导长。他坚持学术自由和教育要自由发展，科学与民主并举。 他甚至在主持费巩教授对全体学生演讲之后，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浙大的校训是“求是”，校园里研究科学要贯彻自由精神，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当然学术研究与实际行动是两回事，出了校门犹如另是一个区域，那就由不得你了。
遵义有新城和老城，两城之间隔一条湘江石板桥。校舍布满新老两城，大宿舍和许多教室设在新城的何家巷，体育场和总务后勤单位设在老城子弹库一带，女生宿舍设在老城的杨柳街，也有一部分学生宿舍设在老城的遵义师范学校，还有少数的教室和实验室租用民房，工学院的实验工厂设在老城的湘江之畔。可是对农学院说来，都难有发展的余地，学校便决定把农、理两学院迁至离遵义七十多公里的风景秀丽的湄潭县。
我们在遵义定居下来，立即开始上课。我读生物系，名教授不少。我的导师罗宗洛教授，指点我学习化学和农业，我便选择生物化学、有机化学、作物栽培等作为选修课程，可是我又喜欢文艺，便选修了缪钺教授的唐诗，旁听了丰子恺教授的政治经济学。 每个系在教授指导之下，都组织了专业学会，三、四年级学生每周举行书报讨论会或论文报告会。四年级学生一定要进行写作论文的课程，有的论文必须在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研究或实验工作。有名的教授每个学期总得作一两次大型的学术报告。有时竺校长也向我们作科普报告。他曾对我们演讲过“浙江潮和中秋月”，以及讲述科学史和介绍徐霞客生平等的报告。 课余的活动也很多，同学们组织了黑白文艺社，铁犁剧团、回声歌咏队、大家唱歌咏队，塔外画社、质与能社，举行各种座谈会和读书会。那时活动最多的是民主政治与宪政座谈会、哲学座谈会。星期天或其他的假日，我们以各种学生团体或同乡会、各系学生会的名义，成群结伴远足，至遵义乡间风景区或名胜寺院游览，大部分的活动都有教授参加。
剧团在每学期必定举行抗战话剧的演出，偶尔也演出京剧。歌咏会常常举行，音乐会、大型的艺术水平较高的音乐会，竺校长必亲自参加欣赏。体育活动也很多，浙大每学期必参加遵义全市性的篮球冠军赛，校内也少不了篮球、排球锦标赛。1942年4月的校庆日子里，曾在湄潭举行了全校运动会，一直举行好几天，竺校长亲自主持，并担任了裁判员。
（三）
浙大的理学院生物系和农学院在1940年夏季迁至湄潭县，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在1941年才从遵义迁来。总部设在文庙里，大部分教室和化学系实验室设在万寿宫，数学系、物理系在湄江之滨，尤其是后者的实验室，大部分的房屋是新建的，江畔建有亭榭，修竹茂林，曲径通幽，水声潺潺，颇为优美。生物系实验室设在农场附近旧祠堂里，略经修葺，还设置了供植物生理实验用的暗室，又用木材搭起了一丈来高的所谓自来水塔，一只特制的大木桶可盛十多担从湄江挑来的水，以竹管通入实验室，算成自来水了。实验农场在西门外，农艺系、园艺系、病虫害系、蚕桑系都设在农场里，农化土壤系设在农场附近，农经系因为图书馆设在文庙，便于读书起见也设在城里。学生宿舍新建在东门外沿着城墙下面的湄江畔。而举行盛大运动会的体育场也建在学生宿舍附近。
湄潭的风景秀丽，永兴场在湄潭县城东边，离湄潭县城当有半天的步行路程，浙大一年级就设在那边。我在1941年毕业以后，曾留在生物系当了三年助教。从四年级学生时代开始，四年来每年总得去永兴两次，第一次是迎接新同学入学；第二次与一年级同学联谊谈心。助教、讲师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说的都是知心话。记得永兴场附近的森林特别多，有一次我们与同学们准备了长长的火把，绕过了几次森林，步行了半天才到达一座很大很长的溶洞。进去之后点起火把，潜行很久。比之桂林的七星岩、芦笛岩，南宁的伊岑岩，浙江桐庐的瑶琳洞，江苏宜兴的善卷洞等并不逊色。我们在艰辛的年月里，对长期抗战仍怀着胜利的信心，因此苦中作乐，有点其乐无穷之感。
（四）
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浙大在竺可桢领导下继承浙江学派的优良传统和求是精神，并发扬光大不是偶然的。浙江本来就是文风极盛，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以后，浙江成为文人荟萃之邦，学风灿烂一时，一直绵延到辛亥革命以后，人才辈出，不断地产生许多有卓越贡献的学者。文化的发达与否，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安危与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