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1898-1975）
画家，文学家，我国美育教育的先驱者。初名丰润，后改名丰仁，字子恺。浙江桐乡人。1939年4月至1942年11月受聘于西迁途中的浙江大学，任艺术指导，讲授艺术教育、艺术欣赏等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等职。早年曾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五四”运动后，即进行漫画创作，其作品具有造型简括，画风朴实的特点。1925年出版了第一册漫画集《子恺漫画》。早期漫画多暴露旧中国的黑暗，后期常作古诗新画，并常以儿童生活为题材。主要着作有《人间相》、《都会之音》、《子恺漫画全集》、《缘缘堂随笔》等。
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大学，也许是因为战乱，以及当时浙大的名气隆盛，有许多着名的文化人纷纷来此执教，一时形成浙大星光璀璨、大师云集的盛况。在他们当中，丰子恺就是突出的一位。
说到丰子恺，也许并不需要多加介绍，看过他的充满童真的漫画，读过他的至情的《缘缘堂随笔》，以及读过他翻译的众多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恐怕不在少数。不过，还是允许笔者饶舌，对丰子恺多加介绍几句。
名闻遐迩的文化人
丰子恺早年在浙江“一师”上学，这是一所当时闻名全国的学校，先后在这里执教的就有鲁迅、沈钧儒、张宗祥、马叙伦、俞平伯、朱自清、叶圣陶等众多名家。丰子恺在校时师从李叔同（弘一法师），在他的启蒙下，成为一颗中国新文学、美术、音乐殿堂上的耀眼的新星。其实，说这些，是慨然于先前的“一师”、后来的浙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优秀学生，这都与他们曾经沾溉了许多优秀教师的身教大有关系，而要说到如今杭州的“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传统和风度，回顾历史，又无一例外典型地反映在它的人文环境上。当年丰子恺得良师而成才，此后他又长期在文学、出版、教育等各领域与朱自清、陶元庆、茅盾、郑振铎、胡愈之、陈望道、夏衍、刘大白等浙江文化人相交，这些德艺双馨的师长和同志使得丰子恺沐浴在友情下，不断进步，他自己也是春风雨人，如他的“缘缘堂”就是远近知名的。
丰子恺后来曾与同学刘质平、吴梦非等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自己任美术教师。不久，丰子恺留学日本，期间广泛学习了音乐、美术、文学等，回国后就长期从事美术和音乐教学工作，相继在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上虞春晖中学、浙江省立四中、上海立达中学等学校执教，同时进行文学创作、翻译和漫画创作。
丰子恺是个多面手，他在文学和艺术等各方面都有很高的天分和造诣。
比如《缘缘堂随笔》，以平易和酣畅的美文让人流连不已；《人散后，一钩新月弯如水》等“子恺漫画”，不仅在中国绘画史上从此有了“漫画”这一艺术样式，其作品饱含童心、意蕴深远、笔简意赅、朴拙简净，其别具一格的绘画形象埋进了几代读者的心灵之中。由于丰子恺深受李叔同的影响，在法师50寿辰时，作为学生的他发愿每隔数年出版一集以体现乃师弘一佛法仁爱精神的画集《护生画集》，最后结集成六大册。通过这部体现了师生博爱戒杀、崇尚自然的思想。在翻译上，曾经有多少青春男女沉浸在由他翻译的《初恋》、《猎人笔记》和《自杀俱乐部》等生活图卷中，多少儿童痴迷在格林姆的童话故事中，而日本文学的翻译，他和周作人、钱稻孙等几位浙江文化人分领了全国半壁江山（丰子恺译有《源氏物语》等）。至于美术和音乐，丰子恺撰写了一大批研究性和普及性的着作，他是真正把美育、音乐和美术变成“惟一不让人有邪念的艺术”的大师，至今都还起着引领人们通向艺术殿堂的入场券的作用。
丰子恺还是着名的书籍装帧艺术家，早在20年代初他创办《美育》杂志时即开始装帧书刊，曾先后为鲁迅的《阿Q正传》、刊物《我们的七月》等创作过许多插图和封面设计，作品构思巧妙又意境隽永，许多装饰画还盎然存在浓厚的生活情趣，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精品。他还以善画杨柳和燕子被称为“丰柳燕”，他的画往往能从寻常事物中发现幽默的元素，正如叶圣陶所云：“有非凡的能力把瞬间的感受抓住，经过提炼深化，把它永远保留在画幅上。”总之，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最别有风味的，有浙江弘一法师的书法、丰子恺的漫画、周作人的散文以及周信芳京剧“麒派”老生的角色，那都是难以模仿的文化精品。
浙大讲学 盛况一时
丰子恺于抗战期间辗转于西南各地，后在浙江大学执教，至1943年才结束教学生涯，开始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
1937年上海“八·一三”之役后，丰子恺离开了他在杭州的寓所。11月，丰子恺故乡的石门湾“缘缘堂”被日本飞机炸毁，他举家迁往江西。1938年，丰子恺抵达湖南，后赴桂林师范学校任教。这年年底，浙大的郑晓沧委托马一浮转言给他，竺可桢校长欲聘他为浙大的艺术指导教师，同时浙大师范学院主任孟宪承也相邀他早日成行。丰子恺闻之欣然接受，遂于1939年4月前往广西宜山的浙大。此后日军攻打南宁，浙大师生开始各自疏散，丰子恺一家亦化整为零，前往贵州都匀。1940年，丰子恺随校迁至遵义，当时他住在“星汉楼”里。1941年，丰子恺为浙大学生增授新文学课，被升为副教授，期间，他绘成了着名的《子恺漫画全集》。
丰子恺在浙大开设艺术教育、艺术欣赏等课，听他课的学生一增再增，竟至百余人以上，往往教室里因已无空位，迟到者均须站立听讲，可谓是浙大的一道风景。丰子恺在日记里曾记学生听他的课的情形，“如看戏然，吾犹演独角戏，颇感周章。下课后闻学生言，其中有许多人逃他课而来听吾讲。此大可不必。但亦无法阻止”。有一次，“下午到文庙上艺术欣赏课，教室仅容二三十人，而听者有百余人，皆溢出门外，嗷嗷待坐。急赴注册课，托为设法。因暂用饭厅为讲堂。饭厅者，一大茅棚也。吾入门时，众已历乱就坐，而桌凳东坍西倒，横陈地上，状似初迁家者。幸有黑板，可以将就开讲。因念如此讲艺术欣赏，恐为古今所未有”。又有一次，他写道：“上午赴标营大礼堂讲演。天大热，茅屋下站立数百人。”
不仅浙大的学生开始熟悉了他，在遵义，当地的人民也渐渐熟悉了丰子恺教授。当时他住在遵义的丰乐路（现名万里路），平时身着长衫，戴一副宽边眼镜，胸前长须飘拂，风采迥异于常人。很快，人们就知道了这位“美髯公”即是浙大的丰教授，并且知道他是着名的画家，此后，登门求画和拜访的人几乎踏破了他的门槛，而他都予以热情接待。当年在遵义，许多当地教育界的人士和青年学生都拜访过他，其中有的还拜在他的门下，成为他的私淑弟子。丰子恺还充分运用文学、美术、音乐等艺术形式，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颇有名气。
如他创作的抗日漫画，在遵义丁字口一带经常可见，那些画面展示了日本侵略的暴行，令人触目惊心，又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斗志。
丰子恺的文学创作也在此时达到了一个高潮，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他还与浙大中文系王驾吾教授、遵义硕儒赵乃康等诗酒过从，彼此唱和。
如1941年的一天，这几位先生联袂去祭扫“西南三大儒”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墓，丰子恺欣然为“三大儒”造像，并绘《郑墓想像图》及“折取一枝城里去，教人知道是春来”等画作十余幅，合编为《子午山记游册》。在遵义，他还编着有《子恺漫画全集》、《子恺近作漫画集》、《子恺漫画选集》、《绘画改良论》、《艺术修养基础》、《子恺近作散文集》等，以及与人合编歌曲选本《抗战歌曲选》的第一、二册。也是在大西南那雄山胜水的陶冶中，丰子恺的画风为之一变：他由从前寥寥几笔的即兴画转为山水人物的巨幅画，其中如《油壁香车蜀道难》等，是一个特殊的伟大的时代让他走向了雄壮的画风。此外，中国西南的山川美景使他对“师法自然”有了更深的感触，诗风也为之一变，如“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等新作，新义迭出。
笔底风云
丰子恺当时的许多文字，成为珍贵的浙大史料。比如他1939年2月9日的日记，记载了浙大遭受日本飞机轰炸的情景：“《扫荡报》载二月五日宜山被炸详情，谓是日宜山四门均受弹，城外浙江大学校舍，受弹八十余枚，几乎全毁。幸为星期日，学生皆出外，仅一学生受伤。”28日，桂林的同仁为他赴浙大召开欢送会，他在致辞中说：“吾之去有三因：一者吾拟利用此流离，以从事游历。在我多历地方，可以增长见闻，在诸君多得师傅，亦可以集众广益。此利己利人之事也。二者吾乡失陷，吾浙已非完土，吾心常有隐痛。浙江大学乃吾之乡学，对吾有诸君不能想像之诱惑力。此乃吾去此就彼之主观方面之原因。三者，吾在此虽蒙学校当局优遇，学生诸君爱戴，然吾于美术不能敬实技，贻误诸君前程。不早告辞，罪将愈重，故不可不去也。至于训话，平日课内所言皆是，今日实难特标一语。欲勉为临别赠言，亦只得概括平日课内所述，作一结论。总之，艺术不是孤独的，必须与人生相关联。美不是形式的，必须与真善相鼎立。至于求学之法，吾以为须眼疾手快，方可有广大真实之成就。眼明者，用明净之眼光，从人生根本着眼之谓也。
手快者，用敏捷之手腕，对各学科作切实之钻研之谓也。故眼明乃革命精神之母，手快乃真才实学之源。诸君若以此法求学，则吾此去，于心甚慰。”这不仅表现了他对浙大的感情，也反映了他对艺术与人生的关系的看法，足为后人所记取。
1942年，丰子恺应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的聘请，前往重庆任教。他告别了浙江大学，又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