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天道酬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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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泥泞坎坷步步艰 (1)

回到工厂后,我突然间变得沉默寡言。家乡的惨状总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如泣如诉的《庄稼佬》总是在耳边回响。有一天,办公室的人都下班了,邹科长走到我旁边来问我:“小王,你以前总是爱说爱笑的,为啥从老家回来后闷闷不乐呢?”通过这一年来的接触,我与邹关系已经很好了,我很信任他,就把这次在家乡的所见所闻与他说了。我还说:“如果不采取措施,不改变政策,还会饿死更多的人。”他告诉我:他老婆是湖南人,老家也在农村,他岳父在前不久得水肿病死了。他是中层干部,可以看一些内部文件,知道一些常人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四川饿死了很多人,还有山东、安徽、河南也饿死了不少人。”他再看周围没有人,神秘地压低声音对我说,“我有个老上级是高级干部,据他说,中央可能马上就有重大的决策下来。”临了,他警示我,“不要告诉别人,家乡饿死人的情况也不要跟其他人说,这年头做人要小心点,我就是吃了心直口快的亏。唉!我从小就参加革命,没想到革命革成这个样子!”

邹科长的话果然应验了。一九六一年十月以党支部为单位传达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这个文件纠正了“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从政策上确定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为基础的分配原则。允许农民养鸡、养鸭、养鱼。还按一定的比例分自留地给农民。大家听了传达后,都奔走相告:“这下子农民有救了,中国有救了。”后来又号召大家学习“南泥湾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生产自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提倡城镇居民、工厂工人大种大养,充分利用厂房及道路边的空闲土地种菜种粮。有的人家还养兔和鸡。还有些人跑到附近的山头上去开荒种地,起早贪黑地忙碌着,粪和尿成了不流外人田的抢手货。虽然脏点、乱点,可大家都没意见。大生产运动成了最自觉、最自愿的全民运动。

“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呈现出一种神奇的力量,不到三个月,自由市场上就有农产品、副食品卖了。鱼每斤八元、猪肉每斤二十元,大米每斤七元,红薯每斤一元,这些东西的价格比定量供应的高十至六十倍,比起我每月四十元的工资来简直是天价。但毕竟有卖的了,这使大家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市的东西越来越多,物价天天往下跌。到一九六

二年底,主要食品和副食品价格降到只有平价的五至十倍了。当时把国家定量配给的叫平价物资,到自由市场买卖的叫议价物资。从一九六一年到其后的二十多年里,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中一直存在这种双轨制的价格。

继《农业六十条》后,在一九六一年底又颁布了《工业七十条》(即《国营工业企业条例》)。对工业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以“关、停、并、转”的措施整顿了工业和交通运输行业。又针对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商业流通等领域制定了相应的条例。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了全面的整顿。清算了这几年的错误,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把国民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挽救了回来。全国人民从长时期的饥荒中挣扎了过来,国家恢复了元气,人也恢复了元气,大地回春,万物复苏。

一九六一年底,我厂在整顿中进行了大调整,民品和新产品生产车间留在湘潭,老产品生产车间又搬回到原来的山沟里。人员和设备均是按所生产的产品划分的。这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尽管这样,也有一些不服从组织决定的人。我二话没说,随着自己的工作去到了湘西的一个山沟里。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是新中国早期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从初中享受助学金到中专免费读书、从一个贫苦放牛娃到一个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自己的每一步成长都接受到党和人民的阳光雨露。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理想。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跑步进人共产主义,我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我用自己的诗歌来狂热地鼓吹和赞美。后来“大跃进”变成了大冒进,变成了大跃退。全国人民遭受了大饥荒,在那艰苦而漫长的岁月里,我固守着自己的道德操守,“不饮盗泉之水,不吃嗟来之食”,是一个清清白白、老老实实的良民百姓,是一个经得住考验的革命战士。我们的人民是宽容大度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大家都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错误和挫折是难免的。我们仍然对共产主义充满了信心,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以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正因为如此,我工作努力,学习勤奋,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月月挂红旗,年年评为“五好职工”、“优秀团干部”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在政治上我积极要求进步,从一九六二年起我一直是党支部的发展对象。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兼任共青团支部的副书记。这个支部是由技术一科、生产科、机动科、工具科及总工办组成的,也可以说是厂里的司令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做群众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素质和水平的。我尽力当好党的助、手,帮助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写发言稿,组织团员、青年接受忆苦思甜的教育,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与广大职工一道共渡难关。

一九六三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已初步恢复,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基本好转,人的气色、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了。生儿育女的有了,谈婚论嫁的也有了。我的同事和朋友中,有的出双入对,谈情说爱,有的已喜结良缘。这时,我已二十四岁,还是光棍一个。一九六三年春节期间我认识了小张,她是厂射击试验场工人。胖乎乎的圆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给人

的初步感觉是泼辣和爽朗。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才知道她的经历和成长很有点传奇色彩。她是湖南涟源人,一九五七年初中毕业后未上高中,在家务农。在一次民兵训练中,她的射击成绩出奇的好,被推选到县里比赛,比赛成绩也名列前茅。后被选送到省里参加比赛,成绩也非常优秀,被评为省里的“五好民兵”。一九五九年是新中国十年大庆。她作为湖南省观礼团成员之一,进京参加了庆祝活动,受到毛主席、朱老总的亲自接见。作为“五好民兵”,还奖给一支半自动步枪。她在自己的家乡成了名人和英雄。从北京回来后,奖品半自动步枪存放在县武装部,她被安排到湖南体育学院继续深造。一九六一年在经济困难时期,体育学院精简人员,她被下放到我们厂当工人。当她谈到这段来得突然、去得匆匆的光荣历史时,自豪感和失落感并存于她的神情中。我也将自己如何从贫困中挣扎、拼搏,终于走到今天的艰辛历程简单地告诉了她。我们彼此把自己贫穷的家境看做是一种资本和财富。由于都有不寻常的成长历程,彼此产生了好感和敬意。我们相爱了。我们互相鼓励对方,工作上努力进取,政治上争取进步。我们一起看电影,一起到附近的小镇上赶集购物,共同享受到了初恋的幸福。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家庭出身是很重要的。我庆幸自己出生在贫农家庭里,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土地和其他一些东西。是中国革命的受益者,是党在农村的依靠对象。一九五六年初中毕业和一九五九年中专毕业,两次报考飞行员都通过了政治审查。在参加工作后,个人表现一直优秀,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有任何污点和劣迹。我一直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我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自以为是国家的主人,是革命的依靠对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理所当然地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形势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一九六三年以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最新指示已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九六三年厂政治部成立了“政审办公室”,对全厂职工进行政审,对解放初留用的伪兵工厂的工程师、职员进行了大清洗,把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有问题的职工成批成批地调出去。有的调到农场,有的调到煤矿,还有的调到地方民用工J一去了。大家都是旧社会过来的,谁能保证三亲六故、亲戚朋友没有一点问题?这场大清洗搞得全厂人心惶惶。

紧接着,在一九六四年搞“四清”。工作队是外面派来的。每个单位自己又有四清工作组。运动的第一阶段是成立骨干培训班。参加这个培训班的都是党团骨干,我这个团支部副书记竟然靠边冷落。到团支部改选时,我也黯然下台了。我这才发觉确实有些蹊跷,但又不敢去问谁,只好装聋作哑,故作镇静。最好的结果是在镇静中经受组织的考验,最差的结果是在镇静中等待厄运的到来。

一九六四年五月,厂里为了推行一项重大的工艺改革,我随同有关部门共十多人到全国同行业工厂参观学习。先后到了沈阳、哈尔滨和重庆等地,历时一个多月。回到厂以后,迎面一个晴天霹雳—小张提出与我分手。我问她为什么,她什么也不说。我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心中十分苦闷。以前听小张自己说,在我之前她有一个男友在广州当兵,她外婆十分喜欢那个人,反对她与我结合,理由很简单—我是外省人。小张提出分手是否与这有关呢?正好这时我有个好朋友大李出差去北京办事。我托他路过长沙时到小张外婆家去一趟,弄清小张与我分手的原因,并做一些说服工作。我满以为大李会帮我的,因为他与小贾的结合,从谈恋爱到结婚,我曾多次帮过他。早在湘潭工作的时候,我与大李、小贾三个人都是好朋友。大李是技术科技术员,小贾是理化室工人。我们虽不是同事,但同属一个团支部。

我们三个又都是团支部委员,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玩,一起看电影。后来,他们俩相爱了,我为此感到高兴。一九六一年底工厂大调整,大李分到湘西,小贾留在湘潭。他俩关系的第一次危机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中。大李告诉我小贾与他的关系起初是疏远、冷淡,现在提出来要分手,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很苦闷,要我帮帮他。正好这时我出差到长沙办事,我将公事办完后专程到湘潭去当说客。因为是老朋友,小贾对我很坦率,她告诉我,主要原因是她听别人传说大李的母亲有一种什么病可能会遗传,因此她害怕影响自己和大李下一代的健康。我当即向她表示:如果情况属实,你的决定是对的;而如果是有人造谣、诽谤,破坏你俩的关系,使你误会而中断这美好的姻缘,那就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