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过完春节我已八岁，早该是读书的年龄了。对于读书，我是很向往的。看着那些背着书包，嘴里念着课文、唱着歌的小伙伴，我很是羡慕；但看着那高宅大院的学堂和威严的老师，我又有几分恐惧。学校里富家子弟较多，就是一般的农家子弟也比我穿得好，有气派，和他们坐在一起显得卑微和尴尬。那个年代，农家子弟读书主要是为了认得几个字，能写会算，不当睁眼瞎，不受人蒙骗就行了。当时川北私塾还很流行。私塾是古老的教育体制。一般是一校一师，大点的设在寺庙或祠堂里；小点的就设在教书先生或富户子弟的家里。课程有《论语》《三字经》《四字经》《女儿经》《增广贤文》“四书”“五经”以及唐诗等。新学是洋务运动的重大成果，辛亥革命后更是大力推行。但在落后、闭塞的月｝北山区，新学还是新生事物，我的同龄伙伴有读私塾的，也有读新学的。我的父亲虽目不识丁，但他见多识广，思想开放。所以从一开始，我读的就是新学。
新学每年春秋两次招生。一九四七年刚过完春节我就去报名读书。学校设在甯市庙，进山门右边的大厢房里有初小一册、二册两个班，小厢房里有初小三册、四册两个班，左边大厢房有五册、六册两个班，七册、八册分别设在左边小厢房和戏楼上。在同一个教室里的两个班中间并无隔墙。以墙上的黑板为基准，摆上几行课桌就自然形成一个班。新学的学制和课本是新的，管理模式与私塾差不多，全校就一个老师，他叫王德恩，在这所乡村小学里已教书十多年了，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既是校长，又是老师。语文、算术、图画、劳作都是他唱独角戏。只要一个班上课，其他班都是自习，全校I＼个班实际上每个班每天最多只能上一节课。在同一个教室两个班的情况下，一个班上课另一个班只能习字，做作业之类。老师也难免有伤风感冒不能上课的时候，这时全校都自习，朗读、背诵课文成了全校的统一活动，大家放开嗓门大吼大叫，这个班读完那个班读，像唱歌比赛似的，弄得全校一片沸腾，一里开外都能听见。
当时庙的正殿供奉着很多菩萨。我们到厕所去大小便都要经过菩萨面前，来回都要拱手作揖。因为是庙，阴历初一、十五或佛教的什么庆典都有一些信男信女来烧香拜佛。弄得人声鼎沸，香烟缭绕。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学校的教学质量是可想而知的。大多数同学的成绩都很差，我就更差一些，只能勉强升级。
一九五O年解放后，增加了两位教师，烧香拜佛也禁止了，教育质量有所提高。同时增加了音乐课、文娱课，教同学们唱歌做游戏，最先教唱的歌是《国歌》《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时配合土地改革教唱一些控诉旧社会的歌曲，其中令我终生不忘的是那首《庄稼佬》，歌词是这样的：
你我庄稼佬哟，从小苦到老哟。
衣也穿不暖啰，唉哟，饭也吃不饱哟。
这首歌还编成活报剧在街道和舞台演出。因为歌词通俗简单易唱易学，许多中年农民、青少年也普遍唱起来了。这首歌吐露了农民的心声，控诉了他们过去遭受的苦难，呼唤、期盼着一个能吃饱穿暖的未来。
一九五一年春节刚过，父亲又到远方做生意了。对于我读书的事他从来不闻不问。我已读完初小，该去大树乡完全小学读高小了。该校规定书籍费一万元（折合现行币值一元），没有任何其他费用。只要能交够书籍费就可报名读书。到报名的最后一天，母亲卖了十双草鞋才凑到五千元（折合现行币值五角），她把钱交给我，叫我去给校长说能不能欠一部分，过几天想法交齐。我知道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借。我很清楚，借钱这样的事就是成年人之间也是一件严肃而慎重的事，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向人借钱是令人感到可悲可笑的。但是强烈的求知欲望给了我勇气和胆量，凡是我认为与我家关系较好的人我都开口了。他们都委婉地摇摇头表示爱莫能助，个别人则爱理不理地斜着白眼珠瞪我一眼，我这才体会到“一分钱憋死英雄汉”这句话的分量。我带着沮丧和失望的心情准备回家的时候，碰到了本家叔叔王才士。
他看我愁眉苦脸的样子，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向他说明了情况，并把已有的五千元（折合现行币值五角）拿给他看，他被我一心向学的精神感动了，很同情和支持我。他手中的钱不够，马上向别人借了一点才凑够数。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对他千谢万谢后立即跑到学校去缴钱报名了。这样东拼西凑靠着好心人帮助读上了高小。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心里很不平静，如果才士叔不给这五千元（折合现行币值五角），我跨不过这个沟翻不过这个坎，可能就辍学了。在家境困难的情况下，一旦辍学就成了家里的劳动力，帮助家里养家糊口，而且自身也养成散漫自由的习性，我的求学之路也许就到此为止了。对于他的救助之恩我一直没有机会回报。一九六一年，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探亲，准备对他好好感谢一下，这才得知他在一九六0年那场大饥荒中饿死了。未能感谢他的救助之恩成为我人生的一大憾事。到大树乡街上读书，离我家八里，中午不能回家吃饭。
不要说无钱在街上的饭馆吃，就是像样的干粮、饭团也没有，只有饿肚子。父亲基本不在家，又不带钱回来。母亲拖着五个孩子，供给六张嘴巴吃饭，生活非常困难，早晨先装一碗米饭给我吃，然后将菜干倒人饭中混合均匀。这种菜干实际上是老叶子、虫叶子、菜帮子切碎晒干做成的，我们家乡把这种饭叫蓑衣饭。弟妹们吃的是蓑衣饭，至于母亲，她又在蓑衣饭里倒进米汤或水，她吃的是蓑衣稀饭。真是儿多母苦啊！尽管母亲特别照顾我，到了下午两三点钟时，肚子还是饿得咕咕叫，阵阵痛，有时甚至吐清口水。一方面要听老师讲课，另一方面要与饥饿作斗争。我每到下午两三点就请假，请假理由是头痛或肚子痛或回家放牛或回家割草，实际上都是借口。班主任覃老师可能知道内情，凡是请假他就批准。批完假条后有时会意地笑一笑，有时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这样读书，成绩肯定不好。高小一年一期（当时称高一）算术不及格，要补考；读完高小二册时，虽然不补考，但成绩较差，都是六十多分。
一九五一年底，舅外公（我母亲的舅父）到大树乡赶场，顺便到我家看看，看到我家的窘况，心里十分难过。母亲告诉他：家里六张嘴吃饭，没有一个劳动力，当家的总不在家，说是在外做生意，不但未见到一分钱，一年半载连人影子也未见到，她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打算叫我不要读书了，跟着别人做点小生意，挣点钱来养家糊口。舅外公说：“这娃儿身体这么瘦小，挑不动，抬不起，能做啥子生意哟？能赚到钱吗？可能连自己的生活费都赚不到！”他可怜地望着我，可能是看我还有几分灵性，想了一会说：“这样吧！到我家去读书吧！顺便也可以在面馆帮帮手，打打杂，如果他能读书就让他读下去；如果不能读书，在面馆里学门手艺，将来也有个饭碗啊！”母亲听了十分高兴。因为这样既解决了我的读书问题，又使家里少了张嘴吃饭，所以对这位仁慈的舅老爷千恩万谢。
一九五二年春节刚刚过，我就准备到舅外公家了。离家的头天晚上，妈妈一边收拾行装，一边叮咛我：“到了舅外公家，嘴巴要放甜点，性格要开朗些，再不要像个‘闷龙’似的一天到晚不说话。脑壳要放灵活些，见到啥子做啥子，不要像算盘子那样拨一下动一下。他家里人手少，脏活累活要抢着干。他家住在街上，人多嘴杂，别人说的闲言碎语你就当做耳边风，只管读自己的书，做自己的事。街上的娃儿可能会欺侮我们乡下人，你要忍耐些，不要与他们吵架、打架，不要给舅外公添麻烦。天大的委屈你装在心里，以后回来向妈说……”说到这里妈妈硬噎得说不下去了，“你才十二岁啊，妈真对不起你，不是妈心硬，实在是没有别的路了……”妈妈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也哭了，妹妹们也哭了，两岁多的小弟弟牛儿呆呆地望着我们。过了一会儿，我赶紧止住泪对妈妈说：“您不要难过，我是去读书，又不是去做危险事。家里这么难，您能让我去读书就很了不起了，我一定记住您的话，到了那里努力干活，发愤读书，做个有出息的人，将来好好孝敬您。”
第二天，全家都起得早，匆匆吃过早饭，我就上路了，全家人都要送我。我要弟妹们留在家里，外面寒风刺骨，他们都穿得单薄。可能怕引起我的动摇，妈妈强装着笑脸，送了一程又一程，千叮咛，万嘱咐，大都是昨晚上那些话。送了一里多路后，我停下来说：“妈，天这么冷，您回去吧，妹妹弟弟在等着您呢，您再送，我就不走了！”母亲终于停了下来，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目送着我。我走过了一条条田埂，翻过了一道道山坡，走了许久还感到背后有一双含泪的眼睛在目送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