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事业已经世俗化、在权力已经利益化并因此被分权制所制衡的时代，一些诗人与哲人出于维系政治的神圣性、出于为权力提供形而上学的深远背景犯下了过度阐释权力之罪，犯下了对政治单方面的期望值过高而沦为公开的谎言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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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说“舆论是永远没有终结的法”。公意或民意是合法性的前提与基础。这意味着人类感受力和人类情感是一切实证法之前、之根基、之原则的“自然法”。而民意或舆论又一直处在流动状态。就像诗歌是未被承认的法，诗歌是前政治的政治，是前法律的法。而诗歌却意味着多义性与非确定性一样。
什么保证舆论的正确或正当性呢？舆论形成的前提是公众有知情权，而不是建立在无知和信息隔绝的情况下，比如通常民众只能通过宣传机器而非真实的大众传播媒介来感知世界；二是舆论是自由表达的和自发形成的，而非建立在被操纵、如独裁国家以暴力和宣传操纵所谓民意的情形下。
舆论只是思想或意识流通领域的一般等价物，坚持差异性与特异性的思想，不用说根本是不会瞥上毫无出众之处的舆论一眼的。就像人心中最本质的东西和它的对象化拒绝被一般等价物所交换，就像一首诗一钱不值，也没有人能够富裕到买得起。一首诗就像神圣的爱，她拒绝用一般等价物来衡量。奇怪的是，庞德在认为正确的舆论不是诗歌时，他误以为不正确的论点就是诗歌了，他以为理念的理性表达不是诗歌，理念的混乱就是诗歌了。因此，他批判资本主义，却对法西斯主义投怀送抱。对公众舆论的绝望态度导致一种把明显的谬误当诗歌的启迪、把混乱的观念当真理的假先知态度。那些在内心找不到摆脱平庸感的纠缠的人们似乎一厢情愿地独辟蹊径时依旧重蹈了覆辙。
人们的道德情感为何就是最终的尺度呢？人们的道德基础无法再凭靠神意或天意，就只剩下民意论；没有了宇宙正义论，没有了神正论，就只有人的正义论。道德情感与道德价值不再有宇宙论和神义论的支撑，道德情感孤独地回荡在人的心中，成为没有终极价值的价值，在某些时刻，没有神学或命运背景的道德变得孤独，变得令人心生疑窦。然而好在道德情感并非一个孤独的人的个人情感，它是人们的共同感知和共同情感。它是能够被分享的内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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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政治地观察政治事务的剩余物，诗歌是宗教地阐释宗教生活的剩余物，诗歌是经济地解释经济活动的剩余物。诗歌是一切除去一切之外的剩余物，诗歌是一切减一切之后的剩余物。诗歌是语言的工具性用途之外的剩余物。诗歌是生命的意义之外的剩余物，诗歌是世界的无意义之外的剩余物。诗歌是一切形式的精神生活手段与目的之外的剩余价值。诗歌是死亡之后和一切的历史性存在物结束之后的剩余物。
生活世界的意义仅仅以一首诗的方式存在着：既不是什么也没有，也不能被彻底说出。有意义的事物就像我们喜爱的对象物，仅仅是它的存在自身、仅仅因为它映照在我们眼中的表象就使我们感到愉悦。一切令人感到愉悦的事物都不包含任何一种终极意义，但却总是能够呈现在一些充满深刻意味的永恒瞬间。犹如某个房间里茉莉花的香味、四月早晨的麦田或满月脱离地平线的时刻。
就像贪官侵吞公款，极权主义也侵吞公共语言，这是一桩未曾被起诉的罪：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把语言的含义系统地加以颠倒，或蓄意进行空洞化，将语言变成政条主义的一个比权力还稳固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和功能是让空洞化的概念脱离真实经验之后继续在人们的大脑里、在所谓理论家的辞藻里空转，还鬼使神差地让人们以为这就是思想。
虽然你不能冻结他们在海外的账户，但写作也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写作，就是夺回被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侵吞的语言。写作就是为语义建立一个新的清单。
建立在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民主是一种极其简化的世界观。它与极权主义建立的思想禁欲主义的简化世界观一样，漠然于对自由的最高意义的认知。自由精神既不喜欢经济决定论也不喜欢生物必然性。
20世纪的一切专制社会和它的宣传机器完成了对现代民族语言的改造，它系统地、彻底地颠倒了语义：公仆就是老爷，主人就是奴隶，民主就是专政，自由就是集中，共和就是压迫，服务就是剥夺，真理就是谎言，宣传就是欺诈，革命就是反革命，政治就是治安……在经年累月的意识形态话语对语义关系的颠倒中，民众则系统地学会了针对宣传机器和官话系统的另一种语义颠倒，从反复的受骗经验开始，就像受骗的村民再也不耐烦喊“狼来了”的孩子，不知从哪天开始，宣传机器的受众们终于开始了语义学的系统反抗：形势大好就是形势糟糕，朋友遍天下就是孤家寡人，英明就是谬误百出，伟大就是残暴无底线，鱼水关系就是矛盾怨恨，社会稳定就是混乱，民主生活就是一手遮天，不明真相的群众就是知道真相的人们，一小撮就是大多数……受众对语义的系统颠倒，成为“大众传媒”时代的一个反面奇观，以至于官方所说的真相就是谣言，谣言就是真实。受众对宣传机器的语义系统不是失掉回应，而是逆向回应，一次“信息的内爆”，一种意义的毁灭。
这种对官话的语义系统的再次颠倒表达了一个反抗的人的语义学，一种反抗的语义学，或反抗者的语用学，但还不是一个民主的人的自我表达，不是一种民主的语义学和民主的语用学实践。对专制社会的语义颠倒进行再次颠倒未必产生真实的语义。
民主话语系统的实质是一首诗，语义具有语境性和语境移动下的非确定性，语义随着语境而扩展；专制社会的话语系统像一句从诗歌中孤立出来的口号，概念的政条主义化使之脱离了具体语境，通过语义的彻底孤立化而板结。
如果民主社会意味着词与物之间的间距，和对这种间距的接受与考察，意味着对这种间距所产生的张力的运用，那么专制社会就是词与物之间关系的莫须有化；如果民主社会意味着言义关系的间隙，专制社会就是言义关系的万丈深渊，就是言义关系的彻底颠倒；如果民主社会的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就像所指与能指之间的滑动、漂移，意味着一条所指与能指构成的富有张力关系的语义链，专制社会的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不是所指的固体化，就是能指自身的无意义、不及物的强制性游戏，在专制社会的悲剧时代是所指的专制，在专制社会的喜剧时代就是能指的强制性游戏：它们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强词夺理的方式。
极权思维的人常常对自身社会里词与物之间的鸿沟视而不见，对语义系统的彻底倒置置若罔闻，却愤怒地指责民主社会里词与物之间的距离，他们忘掉了自身的哲学思想、忘掉了现代语言学所指与能指关系的常识，像发现了真理一样将民主社会的语义之间的间隙，所指与能指关系的非确定性和非统一性指证为“虚假的”、“虚伪的”和“不真实的”，但他们不知道私下里又如何倒转了思想逻辑，欣然接受专制社会的语义颠倒。
调节观点上左与右的，是悖论性的诗歌与文学。诗歌的意象是辩证的，就像经验世界自身为许多交错的愿望所左右。这就是米沃什所说的“只有一个悖论者的心灵……才有能力给我们片刻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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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道德上的义愤并不是一切，或许也不等于激进政治，这种克制态度来自诗和语言的悖论性，来自一个悖论者的心灵。
我们的自我与自我的期待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我们未来的存在与行为的空间，是自身的可塑性与可能性的空间；我们每个人自身也存在着这个自我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就是在呼唤一种政治的人的存在，就是一种积极的政治空间。我们就是自身的相异性，我们就是自我的非统一性的存在，我们就是与自身始终有差异的存在。直到所谓“盖棺论定”，直到重新被叙述的时刻，依然会处在自我的所指的非确定性与能指的滑动之中。
没有站在民主一边的深刻思想吗？没有民主的诗歌吗？似乎人们经常引用的深刻的思想家和诗人都是反民主的，似乎他们只有站在君主制和贵族政治一边才能显示其思想的高贵性，似乎他们不惜站在纳粹一边和号称反资本主义的独裁者一边才显得不可一世的深刻。那或许真的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与诗歌自身还不够深刻，还必须依赖装腔作势的贵族政治。在人类命运的偶然性之上做出尊卑的本质性与世袭权力的论断，不是太过卑劣了吗？
民主的诗歌该诞生了。事实上，民主的诗歌早已诞生了，惠特曼、桑德堡这样的诗人已经证明民主社会会产生自己的诗篇。似乎是：诗歌的存在与否将成为政治与经济上自由民主的最后的合法性论证。
事实上，宣称只有君主制或贵族制才产生深奥的思想是一个谎言。世界三百年最伟大的思想、音乐与诗歌恰恰产生在自由精神与民主制的社会里。
自由民主的最高价值尚未展现出来，既非仅仅是公正地分配或再分配社会财富，亦非创造出更多的娱乐形式和大众文化，这是它的散文世界。自由民主的诗学尚未到来。
米沃什说，不知为什么他如此愿意接受西蒙薇依的净化世界的方式，“从哪里，会有一次更新降临我们……”———“只有从过去，如果我们爱它。”这个谜一般的格言意味着什么呢？她在别处说：“有两样东西不可能被简化为任何理性主义：时间和美。我们应从这两者着手。”你也愿意站在这一净化世界的起点，放弃怀疑主义。当一切都混杂了，只有美为我们保持着纯粹的、没有疑问的欢乐。换一个说法，只有死亡和爱不能被简化为理性主义。只有死亡和爱依旧是神秘的，永远是一个奇迹。一个反面奇观，一个正面奇迹。而且，诗人们总是同时拥抱着二者。
相信耐心阅读诗人批评家夏汉这样一部关于一个地域先锋诗歌的论著，会更为充分而细致地从中体味到这里所谈论的词与物及其先锋性的问题，从夏汉所论述的每一个独具个性的诗人，从他所阐释的每一首诗的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