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通过提供他人——死人和活人——的想法和说法，给活着的人提供参考。文科到底该怎样教？可能还是该把“不添乱”作为最高原则吧？但这个美好原则的实现是不能寄希望于教师真的不添乱的。终极的希望，在于学生的不盲从。
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前会长、耶鲁大学名师梅纳德·马克（Maynard Mack，1909—2001）七十四岁时，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的专题演讲“毕生的学术追求”（A Life of Learning，1983）里谈到本科生教学：“在（我）毕生的学术生涯中——至少在体制化学术生涯中——是本科生扮演了那个陌生人的角色。是他/她直言不讳地发问：你教的这个东西到底好在哪儿？或者，为什么国王没有穿衣服？为什么那些人装作没看见？”
而在谈及老师的作用时，他却很谦卑：“我们最多不过是催化剂而已。我们如果方法得当，有些时候可以驱散（学生）视野里的迷雾。但是，我们做不到（替学生）安排其视野。它来自其他什么地方——通过文本，也许还经由学生的DNA，也许还经由了其他我们迄今知之甚少的神秘之处。”
虽然我不能阻止别人觉得梅纳德·马克是在唱高调，但我认定他是真诚老实的，如同西方文科的万世师表苏格拉底所言：“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如果老师和学生都如苏格拉底这样，不迷信自己也不迷信他人，那文科教育才会真正让人受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人人如此，社会上的戈培尔博士之流也就会真的没有市场了，尽管这种情况还从没有出现过。很显然，戈培尔博士是要与苏格拉底和梅纳德·马克不共戴天的。问题是：善良的人们虽然在理智上与戈培尔博士不共戴天，但在潜意识里很可能出于美好的求知愿望和获得安全感的心理需要，也希望那些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权威能够“负责任”些，提供些现成的真理、秩序或准则，以便于自己能放心地“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个时候，善良的人们就会暗地里觉得苏格拉底和梅纳德·马克这样的人无法给自己迷惘、受损的人生带来安全感和慰藉。相形之下，人们更盼望出现些“好”的，“负责任”的，“破旧立新”的权威。而事实上这是个白日梦。
唉。我深表同情和理解。而下面这段话，可能又会把一些善良的人的文学美梦给击碎。弗莱（Northrop Frye）在《想象力的教育》（The Educated Imagination， 1964）里说：“文学的学习，乃至语言的学习往往被视为一项高雅的造诣——关于如何谈论良好的文法或如何辅佐自己的阅读。我想要说的是，问题其实要比此还稍严重些。我不知道语言和文学的学习如何能与言论自由的问题分离开来——我们都知道它对我们的社会至关重要。在我看来，日常话语的领域是两种社会话语（一群乌合之众的话语和一个自由社会的话语）之间的战场。头一个代表了陈词滥调、陈旧的观念和无意识的胡言乱语，最终导致我们不可避免地从幻觉转入歇斯底里。一群乌合之众中是不可能有言论自由的：乌合之众无法容忍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与埋怨说社会是一团糟、所有的政治家全都是撒谎精和大骗子等等诸如此类的表达是无关的。埋怨绝不比这类陈词滥调更前进一步；其所表达的那种含混不清的犬儒主义，表达的是一些人的态度——这样的人其实是在寻求一群乌合之众，然后加入于其中。”恕我不忍心解读一番了。
I am really sorry！我就这样伤害了很多真诚地渴望真善美的好人。
“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
这还是写给同学们的。但我若得罪了你，则请谅解，重新看看标题。若万劫不复，则请尽早与我了断。
你知道郭峰吗？就是1986年，凭借那首《让世界充满爱》，让上初中的我和我的同学们五迷三道的那位。这家伙我总觉得是吸过毒的，神魂颠倒得露骨，比如其《心会和爱一起走》里说：“所有一切太完美/感觉像在飞/原来欢乐的感觉/也可以有泪”。而且，一上来就是：“从来没有人如此/走进我的心/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
如此刻骨铭心的露骨，会让中学生不好意思，但同时觉得若果真如此，就活得很值很够本儿了。
教育，和这个有相通之处。教育，是人和人之间的事情。尽管学生的才智各有千秋，但首先他/她是一个活人却是一定的。除了知识能让他/她愉快之外，（这个不一定，因人而异），被关爱的感觉，必然是能让每一个他/她“感觉像在飞”。然而他/她已经独自“YY”惯了，飞不起来了。
如今的一些大学生——OK，一些而已——切换于岩井俊二和渡边淳一变态想象力所激发出精神分裂两极脉冲，在两者之间则是罕有人至的冻土荒原。
这也许是因为广义的，爱的社会空气过于稀薄，连想也不敢想了吧。
中山大学的“最后一手”，就是让毕业生握一下黄达人的手。这一瞬间也实在过于短暂了。所谓“一夕胜百年”，不过是自欺欺人的“YY”罢了。大学四年，还是瓷瓷实实地每天都在爱与被爱中生活才好。若能把爱，一级级传递下去，大学教育早就该是成绩斐然了，个体的智慧也必然会被激发出来。
爱，并不神秘，是信任的双向的个人关系，that’s all。但很可惜的是，在爱的社会空气过于稀薄的大环境下，一些大学生已然已沦为爱的残废，不愿意去爱别人，于是也很难变得可爱起来。
这是因为，他/她在家庭中是宇宙的中心，本来就不懂得责任，猝然间被抛入爱less 的稀薄的环境，很失落很受伤，就更不会懂得怎样去信任别人了。对他/她来说，若对他/她好，就意味着夸、捧，以及现世报的好处，而忠心耿耿的批评则令其脆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灵无法承受，他/她会误认为你和那些无视其自尊心的教育者是一路货；于是与你的心理距离就无形中更远了。
每当看到有些吹捧有加的电子邮件时，我就从里到外地透心儿凉。我知道我是享受了日本鬼子“太君”式的待遇了。而日式的喋喋不休的自谦和敬语，也反映出大和民族是自闭症的集大成者。我们可怜的同学们如此来对付老师，也是因为，胆小如鼠的他们，想以此方式来博得“好感”，而同时可以把自己封闭得死死的没有任何“风险”。
所谓“爱心”，不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及负责任么？说白了，这不过是最基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而已。简而言之，就是以人为本——你把我当人看，我也把你当人看；否则长久不了的。亚运会上那种微笑服务，是很假的。
让我把话挑明吧。一个胆小如鼠的人去骂教育制度的没人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放屁。教育制度之所以可以没人性地长久下去，就是因为你本人的没人性与之相辅相成。你只搞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你是该制度的牺牲品。但你不明白的是，该制度是最适合你的制度也是你最适应的制度；毕竟你还摸了一小下儿黄达人的手还喊了一小下儿的楼。但我设想若把这两项都给废了你仍然会是屁也不放一个的。
所以，你或者干脆闭上发牢骚的嘴，或者鼓起更大的勇气来改变自己。
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那种责任和信任的双向的personal relationship，则“教育”是赝品，不管多么会做形式主义表面文章。相信古往今来从孔子到苏格拉底、Eric Erickson的一切真教育家，都是站在我这一边儿的。
而且，如果学生没有与我建立那种责任和信任的双向的 personal relationship，则我根本无法教育。
因为，每个学生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当他/她需要你推荐研究书籍和方法时，你的推荐必须因人而异，否则可能对其人不起作用，甚至添乱。而恰当的启发和引导，可能会在关键时刻产生复杂的有机作用，帮助其成长为参天大树。所有的“过来人”包括我自己，都明白这一点。因此，在这些时刻，包括写推荐信的时候，教师必须要了解该生的思维特点，乃至于性格、脾气、家庭背景，唯此才能定做出最佳配方。
（你能想象如果孔子用教育子路的那一套来开导冉有，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所以，教师在这些“因材施教”的时刻需要心智的投入；而这投入必然意味着一份“情意”在内——我真的在意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如果你习惯性地不习惯于两姓旁人无目的的投入，OK我会让你放心——这是对你免费的你不必偿还RP（“人品”）的。而且，就算你彻底不承认这份“情意”，也没问题。
然而，如果你还是不愿呈现你真实的自我或者不愿让我了解你真实的自我，那结果只能是——我根本无法帮到你。
我觉得，人，不能胆小到这种地步啊。从其自私的角度来看，也不划算呀。
所以，反过来，当我面对那些能尽其责任，并且对我信任的学生，教育效果总是特别好。他/她已经在我的大脑里落户了。而我所流溢出的欣喜之情，赞美之辞和絮絮叨叨，这些同学们也已经很熟悉了。
我活这么大了，对分辨是否是真的负责任和信任之举，对辨识真假，已经很敏感很敏锐了。而每次当教育失效的时候，我也不好受。
还是用郭峰作结束：“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
弗莱的一段教学箴言及其他
“教师从根本上说，并非是教无知者的有知者，这一点至少早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就确认了。教师的任务是使学生对所学习的课题进行再创造，而达到这一目的的策略则是让学生认识到他实际上已经知道了什么，其中包括破除他们头脑中的种种束缚，这些束缚妨碍了他们认识自己已知的知识。因此，在教学中提出问题最多的应该是教师而不是学生。在我所写的书里就体现了这种教学特点，并因此引起了读者的某些反感，而反感的产生往往是出于对教师的笃信。就我来说，我之所以这么做却是出自一种有意回避的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又主要是由于我没有舍弃自己所具有的运用反语的特质。自苏格拉底以来，所有的教师都认为运用反语是教师的一种很重要的素质。不过并非所有的回避都仅仅是出自这个目的，就连耶稣的道德故事也是含有谜语的寓言。在有些地区，例如禅宗佛教地区，教师往往拒绝回答问题，或是用一句似非而是的话把所有的问题扫到一旁，以此表明自己是一个称职的教师。如果回答了某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结果就会把思想认识固定在所回答的问题的水平上。教师在传授知识时应该有所保留，这就意味着还会有更好更深入的问题，否则学生的思想将受到阻塞，难以前进。”（——选自弗莱《伟大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