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些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崇高与渺小、真诚与虚假、诚实与虚荣、刚强与柔弱、美与丑、善与恶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活生生的高加林的性格。但是，尽管高加林的性格是这样的丰富、复杂、充满矛盾，却并不使他的性格显得支离破碎，矛盾的各个方面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奇妙的统一。这是因为高加林复杂性格的各个方面，并非机械地、如同一盘散沙地排列在一起，而是“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的方面”，使性格获得了定性，即确定性。高加林性格的这个主要方面，即主导方面，就是强烈的进取心和对发展才能与抱负的追求。他的性格的各个方面，都是围绕着这个主导性格展开的。这样，性格的“特殊性和它的主体性”融汇在一起，就形成了人物性格本身的统一。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分析评判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时候，就很难根据他的某些思想行为简单地、孤立地去判定人物的善恶、美丑。例如，他那最为淳朴的人们所深恶痛疾的遗弃巧珍的行为，如果单从道德观念的角度看，是理所当然地要受到谴责的；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当我们从他对理想和事业强烈的追求这个角度来考察他的这一行为的时候，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发现，这不是单纯的喜新厌旧，而是在人生转折关头的一种痛苦的抉择和牺牲——他真正爱的是巧珍，但为了理想和事业，他宁愿舍弃自己真正的爱情，作出这样的抉择，需要怎样的毅力和忍受多大的痛苦！他对巧珍的爱情愈是真诚挚烈，就愈显示他对理想、事业追求的坚定性。高加林爱着巧珍，但又不得不遗弃巧珍，这对于他本身来说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善良的读者在激愤之余，冷静地进行思索，高加林遗弃巧珍的最可恶的短处，不是恰恰可以成为他最可爱的长处吗？再比如，他以玩命式的劳动来折磨自己的肉体的行为。从他那顽强、拼命的劲头来看，不少人着实为他那种刚毅的性格所感动，誉之为“强者”；但反过来说，以这样的方法来转移精神上的苦闷，在命运面前显示出这般的无可奈何，不正暴露了他内心的空虚和软弱吗？在高加林的身上，他的性格中的矛盾就是这样既对立又统一，互为联系，互相渗透。他的可爱之处，恰恰是他的可恶之处，他的可恶之处，又恰恰是他的可爱之处。他的一系列思想行为，诸如通过“走后门”来实现自己的愿望等等，也莫不是如此。在这里艺术的辩证法和生活的辩证法得到了和谐的统一。我们只有既看到他性格中矛盾的特殊性的方面，又看到他的性格的整体方面；把主观与客观、感情与理智诸种因素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这个人物的本质。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和魅力因之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因此高加林这个形象的意义和内涵远不是什么“当代青年强者的形象”或“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者”这样的定义所能概括的了的。他是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扑朔迷离的社会生活的特殊产物。在他的身上充分地展现了新旧交替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他是那些在思想情绪上，既不满于现状，要求变，又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迷茫；在性格特征上，既具备了某些属于未来社会的新因素，又不可避免地带着旧事物的印记；在社会实践上，既追求新的生活理想，又暂时还摆脱不了旧的现实的人们的代表。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富有时代特质的典型。
不仅高加林的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统一体，和他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另外两个主要人物——刘巧珍和黄亚萍的性格也是如此。黄亚萍性格中的任性与温柔、自私与豁达、勇敢与怯懦的交织；她爱高加林却又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的思想矛盾；她抛弃克南的“不道德”行为的“可恶”和通过这一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对真正爱情大胆勇敢追求的“可爱”的统一，构成了这个人物真实而动人的性格。相对比较起来，没有受过教育的刘巧珍的性格显得单纯一些。然而作者平处见奇，同样把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她对现代文明的爱情近乎狂热的追求与她的理想幻灭，追求受挫以后所表现出来的向愚昧和落后的倒退，形成了她的性格的尖锐矛盾，但这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和谐地统一着，相映成趣，使这个人物显示出田园诗一般优美而有魅力的性格。
作品主人公性格的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特点，使他们性格显示出丰富性、确定性、整体性，构成了真实而有魅力的性格世界。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他们在作品中的活动构成了一幅真实的人生画图，深刻地反映了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和社会关系，使作品产生了迷人的艺术魅力。
那么，为什么人物性格的这种特点能够使作品显得更有艺术魅力呢？
首先，从典型形象创造的角度来看，世间的万物都是相互对立、互相排斥、互为渗透、互为依存的矛盾的统一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现实复杂矛盾的纽结，人的性格也就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一个作家在创造典型形象的时候，只有把握住人物性格中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把外部世界的种种矛盾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统一起来，才能塑造出令人信服的、真实的艺术典型。唯其真实，作品才有生命；唯其真实，作品的形象才能感人。《人生》的作者正是准确地把握了现实世界的矛盾与人物内心的矛盾的关系，把客观外部世界的矛盾化作人物主观内部世界的冲突，通过人物性格中种种矛盾的对立、冲突、统一，在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现实世界。作品中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融成一体。在现代生活的“立体交叉桥”上，这些人物已经不是匆匆往来的过客，他们本身就是这座“立体交叉桥”上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枢纽部分。人们通过这些人物感受到了强烈的现代生活气息。这样的性格无疑是富有主体感和深度，真实而迷人的。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一概反对塑造性格单纯——一目了然的或是好人，或是坏人——的人物形象，但一个最成功的性格单纯的形象，所能反映的也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或是美的，或是丑的方面；与那种概括了生活中的美与丑，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性格复杂的形象相比，审美价值的高低不言而喻。我们也不一味强求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要塑造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但假如面对着充满了矛盾、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形式的理应比实际生活“更鲜明、更强烈、更集中”的艺术形象，却比实际生活本身还简单，那么还有什么典型可言呢？正因为如此，《人生》中的人物性格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其次，从欣赏者的角度来看，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可以为欣赏者提供较为广阔的审美领域，因而能够满足欣赏者的审美心理。诚如高加林在将刘巧珍和黄亚萍进行比较时的分析的那样：“他现在觉得黄亚萍和他各方面都合适……在她的身上弥漫着一种对他来说是非常神秘的魅力。像巧珍这样的本地姑娘，尤其是农村姑娘，他非常熟悉，一眼就能看到底。他认为她们是单纯的，也往往是单调的。”绝大多数欣赏者对作品人物的审美需求不也正是如此吗？一个复杂而耐人咀嚼的性格，无疑要比一个单纯而一目了然的性格更有吸引力。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了“美”在“酸咸之外”的著名论点，他说：“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司空图的议论虽然是针对诗歌而发，强调的是诗的“韵外之致”、“言外之意”。但这对于叙事类的作品当然也需要“韵外之致”的，而这种“韵外之致”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作品的人物性格，那种单纯而一目了然的人物性格多少有些“止于酸”的“醯”和“止于咸”的“鹾”的味道。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审美趣味的提高，这些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了，人们希冀从人物的性格中获取更多的东西，要求的是“酸咸之外”还有“醇美者”的复杂性格，一个人物的性格表现得愈是充分、愈是复杂（当然是以与现实社会的矛盾有机统一为前提的），就愈有“韵味”，愈耐人咀嚼，也就愈能使欣赏者多方面地感受社会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欣赏者在艺术欣赏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获得审美的满足。
由此可见，人物性格的各个方面既矛盾又统一，而形成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的特点，是《人生》富有艺术魅力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三、“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如前所述，高加林是一个富有艺术魅力的形象。这样一个人物的悲剧命运，必然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和深切同情，进而引起人们对悲剧原因的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探究。作品富有魅力的第三个原因，就在于作品对构成高加林悲剧性结局的矛盾冲突的复杂性的充分显现和对悲剧原因的深刻性的有力揭示。
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对济金根暴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悲剧冲突作了精辟的概括，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的悲剧观。作为悲剧性人物的作品主人公高加林，他的对新事物的敏感、对科学和文明的追求、对事业的高度热情、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等积极因素，在我国的社会主义进入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在追求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方面，与整个社会实践运动客观上有其一致性，这是符合“历史的必然要求”的。但是，在他的身上存在着小资产阶级自我意识和个人主义的消极因素，又使他不能认识到在当前条件下，使我国的广大农村彻底摆脱贫困、落后和愚昧对于整个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而把自己的追求建立在跳出农村的基础上，这就使他严重地脱离了客观现实，脱离了实现“历史必然要求”的最广大的生力军——农民群众，从而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在作品中，这一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是作为一个多维的结构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作为一个执着的追求者的形象，高加林确实有着很高的向往。他虽然身处闭塞、落后的山村，内心深处却“有以后总幻想之火”；他时常想着“无边无垠的平原，繁华热闹的大城市，气势磅礴的火车头，箭一样升入天空的飞机”，有时“他突然会听见遥远的地平线那边，似乎隐隐约约有些隆隆的响声……是汽车？是火车？是飞机？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这声音好像是朝他们村来的”。于是“他微微地咧开嘴巴，惊喜地用眼睛和耳朵仔细搜索起远方的这些声音来”。这些美丽的憧憬和幻想中包含着多么强烈的追求精神！一个身处偏僻乡村的青年能具有这种精神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的确，一个青年人应当要有理想，有自己追求的目标，只有这样，他才有精神的支柱，才有奋发向上的动力。但理想的基础是现实，“现实是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如果要离开自己的现实，就等于要离开地球。一个人应当有理想，甚至应当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由于狭隘的农民意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个人意识的作用，使高加林的心胸和眼界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使他暂时还不能正确地认识整个国家的利益和个人前途的关系，不能正确理解自己的追求和整个社会需要的关系。把自己的追求具体化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把不像他的父辈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离开高家村，到外面去当个工人或者干部”作为自己具体的奋斗目标。这样就立刻使他置身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主观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则是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可能满足他的这种愿望和要求的客观现实。这就构成了主观意愿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使高加林的追求一开始就带上了悲剧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