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说的“熟悉”，就是指高加林与于连有着相似之处，因而给人们似曾相识之感。这种“熟悉”显然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而是作者有意的联系。假如我们不去考究《红与黑》这一题目的政治含义（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红”代表充满了英雄业绩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尤其是拿破仑帝国；“黑”代表教会恶势力猖獗的复辟时期），仅就于连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或者穿上红的军装，成为军官；或者穿上黑的教士服，当一个神父——而言，《人生》和《红与黑》这两个题目又是何等的相似，只是后者更为含蓄一些罢了。在《人生》中作者的这种意图也直接显露出来，作品是这样描绘高加林的：“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视剧《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雷尔。”当我们从作品的具体描绘中，把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考察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相似点就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来了。他们都因略有才智却境遇不佳而不安于现状，力图改变个人境遇，追求更高的目标，一个是不甘于做一个木匠，老死乡下，“在灵魂深处藏着不可动摇的决心，这个决心是宁愿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也得发财”的野心家；另一个是不愿像他的父辈那样“在土里刨挖一生”、“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的求索者。产生他们这种相似的心理特征的原因，都是由于对一定社会的现实关系的不满，这种不满，在于连表现为对当时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感和愤懑，对上流社会的仇恨和恐惧；高加林是带有“我非要到这里（指城市）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这样赌气式的对城乡差别的愤慨和不平。带着这种对现实关系的强烈不满，在改变个人境遇、追求更高的目标的强烈愿望驱使下，他们都选择了依靠个人奋斗来改变境遇和追求理想的途径——采取不合理的手段来达到目的：靠着用拉丁文背诵《新约全书》，于连步入了上流社会，并且凭着他的狡智而青云直上；高加林则通过“走后门”进入了城市。相似的心理特征和相似的追求理想的途径，使他们的自我奋斗都经历了从贫穷的乡村起步—进入了一个中兴时期—终于走向悲剧性结局的过程。他们的某些性格特点也是十分相似的，乃至于表现他们倔强、顽强性格的某些细节，诸如于连为了惩戒自己的不谨慎，故意折脱了手的关节和高加林为了解脱内心的痛苦而用拼命地劳动摧残肉体的办法折磨自己；于连因激愤于德.雷纳尔市长的无礼，为了报复他竟然要当着他的面“把他女人的手占为己有”的“英雄”之举和高加林愤慨于刘立本的强横，为了报复他而故意当他的面叫他的女儿——刘巧珍，并示威式地带她进城的挑战性的行动，更是惊人地相似。
然而，相似并非相同，我们不能因为这两个人物有这样那样的相似点而把他们等同起来。他们之间的区别同样是显然易见，我们所说的“陌生”就是指这种区别。同样是为了改变个人境遇，追求更高的目标，但于连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和野心；高加林则更多地表现为希望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同样是走个人奋斗的道路，但于连表现为自觉地选择了不光彩的手段甚至是不择手段地来实现个人欲望；高加林则是被人推着，身不由己地通过不正当的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性格都具有倔强、顽强的特点，但于连带有更多的虚伪、虚荣和狡智，时常伴随着实现个人野心的需要；高加林则是真诚、坦率的，更多地表现为对命运不屈从和对旧势力、传统观念的挑战。同样是悲剧性的结局，但于连是彻底的毁灭；高加林则是挫折后的惊醒，并在对生活新的认识的基础上，寻求实现理想和愿望的新途径。他们虽然都走过一条布满了荆棘的坎坷道路，但由于社会条件和时代特质的迥然相异，其中的生活内涵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然而这两个人物最根本的区别还在于他们为之奋斗的目的有着根本的区别。于连的奋斗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进入上流社会成为不受人歧视的贵族，因而必然导致他政治上的堕落，成为统治阶级的帮凶；而高加林的奋斗不管带着怎样的令人讨厌的个人主义色彩，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对整个社会事业和个人才干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问题，他为更加充分地施展个人才能的奋斗和追求与我们今天社会发展的趋向总有着不可否定的一致性。
高加林和于连.索雷尔的这种联系与区别构成这样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特定内涵，在作品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人们或许不能同意这样一个论点——作品主人公的这种“熟悉的陌生人”的特点，正是《人生》富有艺术魅力的一个原因。这里重要的是对高加林与于连的相似之处的理解。高加林使人们感到“熟悉”，他像于连，但绝不是于连.索雷尔的模仿和雷同。这也是作者的一个发现、一种创造，是作者对人类某些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如，一个有才能的人总是努力要冲破束缚和制约自己才能的环境，追求更高的理想和目标等——的理解和认识。当然，这种人类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虽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可以超越一定的时代，但在具体人物身上加以表现的时候，却又不能脱离人物活动的具体生活环境和特定的时代条件。作者对高加林这个艺术形象塑造的过程，正是对人类某些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的理解、开掘和把握，并且把它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和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加以考察，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物个性加以表现的过程。因此在高加林这个人物身上，人类的某些共同的心理素质的性格特征，时代、社会的特质以及富有个性的独特表现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得到了高度的统一，使这一形象具有更为广泛和普遍的社会意义。这样就便于沟通作品主人公与欣赏者之间的情感的联系，高加林在人生道路上的奋进、追求和曲折、迂回都紧紧地牵动着欣赏者的感情，他的悲剧性结局也就更能震撼人们的心灵，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无怪乎《人生》能拥有众多的读者（观众），尤其能够打动当代青年的心。
歌德说过：“我甚至劝人采用前人已用过的题材。”歌德的这一提法很有意思。艺术欣赏有其历史的延续性，前面的欣赏活动的成果无疑要成为对后面欣赏活动起作用的因素。因此，写人们熟悉的题材，不仅易于引起人们在欣赏过程中情感的共鸣，而且可以使人们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点对同类（或类似）的事物进行感受和理解，在以往审美感知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完善审美经验，人们主观精神的需要也因此而得到满足。《人生》的主人公那种既使人感到“熟悉”又使人感到“陌生”的特点，所收到的艺术效果大致也是如此。
艺术鉴赏是欣赏者对形象从感知到理解，通过联想、想象完成形象再创造的过程。它的先决条件应当是作品要能够引起欣赏者的有意注意，并且保持有意注意的稳定性。高加林这一形象的“熟悉的陌生人”这一特点，使欣赏者对这一形象乍看上去似乎理解了他，而细细地揣摸则又感到还没有理解，从而引起了深入把握和理解这一形象的强烈愿望。这样不仅能抓住欣赏者的注意，而且在对这一形象的把握过程中保持了有意注意的稳定性，使欣赏者感受、思考、联想、想象各种心理活动积极地运转起来，形成积极的思维活动，经过这样积极的心理活动，作品深入了人心，作品也因此而显示出其客观的魅力。
同时，高加林这一形象的“熟悉的陌生人”的特点，又给欣赏者的审美感受带来了心理矛盾：若从高加林和于连.索雷尔的相似点来看，在今天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他的悲剧性结局是有其合理性的；但若从高加林和于连.索雷尔的不同点来看，他的悲剧性结局则又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这种心理矛盾，使审美主体——欣赏者产生了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朦胧感受，产生了审美的“心理距离”。这种朦胧感受和“心理距离”就是美的魅力，它引起人们对作品的浓厚兴趣，把人们带入了作品所创造的美感世界中去，诱发人们去深入地分析、思考、探究，于是在高加林和于连这两个人物的相互比照中加深了对社会人生和今天生活本质的理解和认识。
因此，《人生》之所以能够产生很大的艺术魅力，是和作品主人公具有特殊意义上的“熟悉的陌生人”这一特点分不开的。
二、“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
这是《人生》中人物形象塑造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作者借着作品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在人生道路上的奋进、彷徨和退却的交错，思想性格上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们之间爱情纠葛的跌宕起伏，真实地展现了新的历史时期丰富而又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在这些主要人物形象中最为成功的无疑是高加林的形象。在这个人物身上包含着作者的审美理想和对错综复杂的当代生活的认识，展示了历史转折时期的时代风貌和人们的心理特征，蕴含着深广而丰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对这个人物看法的分歧也最大，在争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或曰高加林不过是一个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者，或曰高加林是一代新人——当代青年中的强者的典型。这两种意见虽然都没有道出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本质，但却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为什么同一部作品中的同一个人物，人们的看法竟是如此迥然相异呢？刘再复同志在他的一篇论文《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种正反的两极，从生物进化角度看，有保留动物原始需求的动物性的一极，有超越动物性特征的社会性的一极，从而构成所谓‘灵与肉’的矛盾；从个人与人类社会总体的关系来看，有适于社会前进要求的肯定性一极，又有不适应社会前进要求的否定性一极；从人的伦理角度来看，有善的一极，也有恶的一极；从人的社会实践的角度看，有真的一极，也有假的一极；从人的审美角度看，有美的一极，也有丑的一极。此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展示悲与喜、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滑稽、必然与偶然等等的性格两极。任何性格，任何心理状态，都是上述两极内容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组合的表现。”刘再复同志的论述准确地道出了人物性格构成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统一体，人物的性格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中生成的实体性的东西，因此，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人物性格必然地构成和社会生活大体上相适应的矛盾统一体。高加林性格的构成正是如此，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对高加林性格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也正是各自抓住高加林性格中正反两极中的一极，于是各执己见，争执不休，造成了对这个人物理解上的模糊。因此，我认为要正确地评价高加林这个形象，准确地把握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应当运用“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这一美学原理，对这个人物进行全面的剖析。
既矛盾又统一构成了高加林性格的主要特征：他执着地追求现代精神文明，却又陷入了浅薄的资产阶级现代生活方式的泥坑；他敢于大胆地向传统观念挑战，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疾，却又屈从于现实，通过“走后门”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顾封建习俗的阻挠勇敢地争取到了真正的爱情，却又为了谋求向更高的目标发展而遗弃了自己真心爱着的巧珍；他真诚地追求远大的理想，却又时而玩弄一些故弄玄虚、虚张声势的把戏；他有强烈的进取心和发展才能的抱负，却又不务现实，脱离群众；他自谓不鄙视家乡和农民，却又认为和一个农村姑娘谈恋爱是“堕落”；他具有顽强的吃苦精神，却又怕农村艰苦的生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