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了老托尔斯泰在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场白：“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句上百年来被人门反复引用的名言，实际上包含了文学创作的审美理念，即“不幸”（悲剧）可以提供更为丰富的审美内涵，让人获得更为丰富的审美感受。这些年来，文学创作日渐衰微，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太多相似的“幸福”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似乎也不无关系。由此我想铁雪的“水上部落”系列之所以为读者所接受，也许就在于他不仅写出了“不幸”，而且写出“各有各的不幸”，这就是悲剧精神催化了艺术的张力。
2009年6月
生命之树常青——读唐颐散文集《树犹如此》
最初领略唐颐的文采，是在20多年前的大学时期。写作课布置写小说，唐颐的习作——我记得题目是《一张图纸》——被孙绍振先生评了95分的高分。当时孙先生已是名动宇内的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文艺界称为“南孙”，与“北谢”（北大谢冕先生）齐名。他的评价足以激发任何一个文学青年美妙的遐想！于是我们都戏称唐颐为文坛上升起的新星。不料这颗“新星”很快就沉寂了。20年间，除了一些党建研究之类的文章外，见到他有点文采的文字大约要算为了纪念结婚若干周年献给妻子的散文诗，用的也是散文集中的开篇《树犹如此》的手法，“假如”、“那么”一类推理式的。当然那只是二人世界中自赏的文字，谈不上是什么佳作，然而其中情感的真挚和对爱情的执着都是十分感人的。许是这份真诚与执着，让他不再长久地沉寂下去。自前年第一篇散文《古树.古都.古文化》在《福建日报》上发表之后，便一发不可收，短短一年多时间便有20多篇见诸报端和刊物，且终于结集为《树犹如此》，也许称得上是厚积薄发吧！
选择树为母题是唐颐的智慧，也是对他的才情、学问、胆识的挑战和考验。以树抒情、言志、喻人，他非第一人，要想不落入前人的窠臼，写出自己心中的树，他得另辟蹊径，找准定位。读罢他的散文集，我觉得他是以大文化的视野去观照自然生态，以凝重的历史沉思去审视树的生命，于司空见惯处发常人之未见，在纵横捭阖、恣意挥洒中，追寻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艺术境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树文化系列。
最典型的显现这种特质的，当数《树犹如此》。作为集子的开篇，似乎有提纲挈领的功效。文章中作者林林总总列举了十余种树，而每种树都有一种历史文化的沉淀——菩提树是佛教的象征，橄榄树是世界人民公认的和平与幸福的代表，苹果树孕育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轩辕古柏凝聚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的历史，孔林蕴含着儒家学说的博大精深，其他如庄子笔下的“社树”、传说中月宫桂树、崂山“绛雪”、井冈山大井的南方红豆杉和罗木石楠等也都各有文化意蕴。最有趣的是文章结处，那位不肯卖树的浙南山村老太。“老太太有骨气，她不肯卖的不仅是祖宗的财产，还有可贵的精神财富”，如此点染，由不得我不赞叹作者之匠心独具。
由此可见，作者写树之意不尽在树，更在于追寻树的历史文化价值。在自然万物中，树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物种。从人类诞生的一刻起，树就伴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经过漫长的岁月，树与人之间形成了不仅是自然生态的，而且是文化形态的关系。解读这种关系，是唐颐沉思的焦点，也是他的散文的看点。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谈古论今，旁征博引，以沉稳的笔触刻画出浑厚的民族文化的意象，把历史的沧桑、文化的厚重、生物的灵性融为一个整体。最有代表性的是《古柏参天黄帝陵》，文章以黄帝陵、轩辕柏为载体，承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以众多名人臣伏于轩辕柏下的敬畏折射出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能够在历史的沉思中发掘现代的意义，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在表现手法上则于庄重肃穆间透出诙谐和幽默，十分引人入胜。其他如《古树.古都.古文化》、《大槐树下是故乡》等篇什大抵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学即人学。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作者没有忘记文学的使命，当他确定将自己的系列散文总其名曰“树犹如此”的时候，人的主体地位就自然地确立了。以树喻人，借树写人，烘托民族的精神和人的品格的作品占据了散文集的最大篇幅，这些作品很能表现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此中的《泡桐与木麻黄》堪称精品。这个题目让我想到著名诗人郭小川的著名抒情诗《甘蔗林——青纱帐》，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郭小川是从南方的甘蔗林和北方的青纱帐这两个具有相似特征的不同事物中提炼出民族精神的共性，而唐颐则是通过泡桐树和木麻黄把共产党的两个优秀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和谷文昌联系在一起，精心构思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的艺术支撑便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文中写到一个小孩和父亲的对话，“那家小孩问爹：‘这是哪来的人，帮咱们干活？’爹说：‘是县委书记，是好人。’孩子说：‘我长大了也当县委书记，也当好人’”，这应当是文眼。唐颐同志也是县委书记，从对先辈的顶礼膜拜我们不难感受到他的精神境界和追求。《大漠寂寂胡杨林》也是这方面的一篇力作。作者把“活着不死一千年，死后不倒一千年，倒下不朽一千年”的胡杨林和“有如胡杨的壮士”——献身罗布泊的彭加木和余纯顺统一在一个苍凉、遒劲、雄浑的大漠背景下，彰显出一种孤傲不羁的精神，“提醒着人类超越寻常，体验生命，回归本真”，从精神到具象都透出一股慷慨悲凉，让人回肠荡气。《中原古柏将军魂》抒写的是一种英雄情结，从战功赫赫的中华民族第一个女将军妇好，到妇孺皆知的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到德艺双馨的豫剧艺术家常香玉，到剑胆琴心的女公安局长任长霞，一路写来，似乎向读者透出这样的信息：巾帼尚如此，男儿当自强。而文中着墨着多的是任长霞，更加有力地强化了作品的现实意义。把写树、记人、谈文化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的是《茶树.茶人.茶文化》和《风水林下教授情》。前者写的是当代茶界泰斗、“茶王”张天福先生，后者写的是闽东乡贤、易学大师黄寿祺先生。两篇的共同特点就是把树的特质、人的品性、文化的内涵有机地融汇在一起，表达出一种闲淡悠远的心境，读之颇受启迪。
散文集中有几篇是写作者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的，如《柳树.柳城.柳韵》、《到周宁看古树名木》、《深闺美女已长成》等。也许是对这些地方的熟悉和对作者的了解，读罢这几篇文章，心中颇为感动。我以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热爱这方水土，热爱这里的人民。从这几篇作品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真诚、炽热的感情。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一种拳拳之心、挈挈之意，哪能够把那里的山水风光、生活习俗、人文风物描绘得那般细致入微、丝丝入扣？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吧！抒情性是散文的特点之一，孙绍振先生在评价唐颐散文的抒情性时这样写道：“作者虽然吝啬抒情，但是在触及现实的时候，往往也情不自禁地启动抒情的成分，不过这种成分，常常是隐藏在相当平静的叙述之中。”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但我还是以为，在写到自己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的时候，作者情感的抒发还是有点按捺不住，不加掩饰，甚至有时从他如数家珍地絮叨中，我们不难看到一种眉飞色舞的忘情。
由于注重对树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思考，唐颐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引用大量丰富、翔实的历史文化资料。我曾担心过分丰富的文化历史文献会使文章陷入堆砌，而有“掉书袋”之嫌。读完集子，我松了一口气。正如孙绍振先生所言：“表面观之，数字和年代，全无抒情之趣，但是，数字和故事中，却包含着历史的智慧，其中自有一种趣味，这种趣味不同于情感之趣，而是智慧之趣，可以名为智趣。这种智趣，不如情趣容易感染读者，但却经得起琢磨。”“经得起琢磨”点出了作者运用历史文化文献资料韵味。由此，我想到，在正统文学日渐衰微的背景下，提高文学作品可读性的途径还是很多的，增强作品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不失为其中的一种。重要的是，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和占有的素材之间要有内在的自洽性，思考深沉而不浮躁，言辞优美而不空泛，事例经典而不繁冗，知识丰富而不庞杂。如此可矣。
我想，唐颐是成功的。他成功地熔历史掌故、文化源流、史料典籍、趣闻轶事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为他笔下的树木注入了一种人文精神。这种融汇了文史性、民俗性、知识性、文学性的人文精神，有如催化剂，使这些树木获得了灵魂，充盈着灵气。于是这些树木走出了植物的原生态，成为充满活力的新的生命。
生命之树常青，树犹如此，人亦如此。
2006年5月
情在历史云深处——读唐颐闽东历史名人系列散文
这实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当唐颐先生告诉我他想把闽东历史名人和名胜古迹结合起来写系列散文宣传闽东的时候，我便这么想。在繁杂的公务之余，从那浩如烟海的典籍史料中摸索出些灵感，然后揣着这些灵感冥思苦想、细心考据，甚至于实地求证，像我这样贪图舒适的懒散人是断然不为的。但他是一个执着而专注的人，也是个“有心人”，平日里对闽东的历史掌故、名人逸事、民间传说等均颇为留意，有相当的累积，因而他既言之，必为之，且能为之有效。
果然，不几天第一篇作品便出现在我的案头，且不出我之所料，写的是陆游！除了因为陆游在与宁德相关联的历史名人中名气为甚，更有一种读书人的偏爱和心灵上的默契，或许还有与那位陆游爱情悲剧女主角一笔写不出两个“唐”字的潜意识吧。
其实选择陆游作为系列散文的开篇是挺冒险的，一者陆游在宁德的时间太短，二者陆游的故事太为人们所熟知了，把握不好便可能影响整体创作。但我认为《陆游在宁德的那段日子》为系列散文开了个好头。作者的聪明之处在于能于司空见惯处发常人之未见，一曲《钗头凤》让人们对陆游与唐婉凄婉的爱情故事耳熟能详，然而很少有人将之与陆游在宁德的生活联系起来。作者则巧妙地以此为切入点去探访陆游在宁德的行迹和心路。于是诗人流连宁德山水，娱情遣兴，与同僚诗酒相乐的行迹；客居临海小县天潮雨湿的春日，风瑟月冷的秋天的悲情愁绪便跃然纸上矣。不仅如此，陆游唐婉的爱情悲剧如丝线串珠般将陆游生平的点点滴滴连接在一起。于是文章走出了宁德，思绪越过了千年。这是为文的技巧，更是一种散文的智慧。
应当说作者对这种为文技巧的运用是相当娴熟的。选取人物最富个性特征的言行、举止、逸闻趣事等乃写人、叙事类散文之基本套路，不足奇也。然则倘能所选亦奇，用之亦奇，便可出奇矣。如《恸哭的谢翱》，一看题目便十分抢眼。谢翱者，福安名士也，宋末元初诗人，有诗文两百余篇传世，且以毁家纾难追随文天祥抗元而为妇孺皆知。但作者既不突出他的诗文成就，也不着力表现他抗元的英勇，而是从“恸哭”落笔，以因何“恸哭”、为谁“恸哭”、“恸哭”何以闻名天下为悬疑引人入胜，自然引出全文之精魄《登西山恸哭记》，上衔谢翱诗文，下接与文天祥的渊源。文章便如行云流水、水到渠成，又顺手牵出富春江胜景和毛主席、柳亚子诗歌唱和的佳话，真可谓上下勾连，文气沛然也。读之让人回肠荡气，又唏嘘不已。
而《魏敬中的韧劲和功底》一文则以清朝议大夫周宁人氏魏敬中年轻中举而后七折七考，21年后终于进士及第的故事，赞其不折不挠的韧劲和一生严谨治学的深厚功底，从而引出周宁籍友人六折六考的经历和周宁数万人闯荡上海创业百折不回的精神。行文中，又以鲤鱼溪的形成演绎出浓厚人文底蕴的遗风流韵。尤为出奇的是作者竟然由此联想到“九龙漈”的九级瀑布“百折不回、一泻到底”的坚韧之劲，进而得出“韧性还是共性的，连自然风光也如此”的结论。其中对文化传统的传承与积累，对人文精神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思考显然是深刻的，然而却写得不动声色而风光无限。
寻微探胜、追本溯源、发思古之幽情乃此类文章本色。然而在唐颐文中则表现得别有风味。读他的系列散文时常让我吃惊，惊讶于他对典籍、史料、典故、逸闻的了解如此丰富、具体、翔实，耳熟能详且信手拈来，皆成文章。甚至于一些十分冷僻、边缘的东西他也能挖掘出来且用得其所。如果说先前他的树文化系列散文《树犹如此》是借树为题作一种文化价值的追寻和探访的话，那么闽东历史名人系列散文就是直截了当地挖掘、张扬传统的历史文化了。这就意味着那种任凭联想与想象纵横驰骋的空间较之于前者萎缩了，那种通过借喻、隐喻、象征、借景抒情、借物咏志而获得浑厚意蕴、隽永韵味的表现手法也受到了限制。而如何在纷繁庞杂的资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求同存异；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变枯燥乏味的史料典籍为趣味盎然之美文；如何从强大的历史感中发掘现实的意义等等，都对作者的文思才情和思辨能力提出新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