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一段的描写之所以重要，还在于这不仅是人物性格和气氛的皲染，而且是一种心理暗示和心理铺垫。眉间尺何以憎恨老鼠？那是因为老鼠夜夜咬家具，闹得他不能安稳睡觉。所以当听到老鼠落水的声音时，他心里非常高兴，觉得很畅快。很显然，这其中潜藏着一种复仇的快意。然而，当他看到水中的老鼠快要被淹死的时候，“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于是伸出芦柴去救老鼠，但当他看见老鼠的全身，“湿淋淋的黑毛，大的肚子，蚯蚓似的尾巴”，“便又觉得可恨可憎得很”，于是“用芦柴在它头上捣了几下，叫它赶快沉下去”。可是当那老鼠“已经不能动弹，不过沉浮在水中间，有时还向水面微微一跳”的时候，眉间尺又觉得很可怜，随即“折断芦柴，好容易将它夹了出来，放在地面上”。当老鼠“四只脚运动了，一翻身，似乎要站起来逃走”时，他却“不觉提起左脚，一脚踏下去”，踩死了老鼠。在这里人物内心的矛盾、性格的迟疑和延宕，表现了这种复仇的心理是本能的、朦胧的潜意识。这是一个重要的铺垫与暗示：一方面人物主体意识内部存在着活跃的复仇因子；另一方面这种复仇因子需要强力的媒介来激活，从而产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激活复仇因子的媒介是母亲的“叹息”：“唉！”他的母亲叹息说，“一交子时，你就是十六岁了，性情还是那样，不冷不热地，一点也不变。看来，你的父亲的仇是没有人报的了。”一下子他便“热血在全身中忽然腾沸”。而彻底激活了他的复仇心理的是父亲凛然而慷慨的死：“眉间尺忽然全身都如烧着猛火，自己觉得每一枝毛发都仿佛闪出火星来。他的双拳，在暗中捏得格格地作响。”这是一个升华，是人的自然属性上升为社会属性的升华。在这个过程中，那种本能的潜意识便随之上升为强烈的鲜明的自觉意识，复仇的心理由朦胧到清晰，性格从游移走向坚定。人物性格就是这样完成了重大的转变。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个重要的细节：作者两次写到“一交子时”。一次是母亲的叹息：“一交子时，你就十六岁了……”另一次是眉间尺“听到最初的鸡鸣；他知道已交子时，自己是上了十六岁了”。联系人物性格发展的过程，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一笔——交子时眉间尺已经不再是孩子，他是成年人了，他必须得摆脱那种犹豫，坚定地走向成熟，走向复仇之路。作者对人物性格的把握是何等的细腻老道，我们的分析岂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其次是黑衣人要给眉间尺报仇的一段对话描写，这段话写得相当冷峻，但用意深刻。对这一段话的解读是理解《铸剑》深刻内涵的又一个关键节点，也是理解作品的难点，更是容易让读者陷入肤浅的一道坎。且看这一段文字：
眉间尺不觉伤心起来。
“唉唉，母亲的叹息是无怪的。”他低声说。
“但她只知道一半。她不知道我要给你报仇。”
“你么？你肯给我报仇么，义士？”
“阿，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
“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这一段对话不免让人产生疑问：既非“仗义”，又非“同情”，黑衣人与眉间尺素昧平生，何以要为之报仇？又何以在下文的紧要关头，义无反顾地舍弃宝贵的生命？大多数的解释是：“放债的资本：旧社会‘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惯用‘同情’一类美好言辞作为‘放债’的‘资本’，以求‘报答’。”因而得出结论——黑衣人是一个不求回报的“义士”。于是，问题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上。我认为这样的结论实在是肤浅，一种望文生义的肤浅。要正确地解读这个问题，依然要从文本的语言事实入手，即“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只有参透禅机，才能真正悟出道来。这句话关键在对“你”的理解。这个“你”可谓是文章的文眼。此时的“你”，依然要那个与老鼠戏斗的眉间尺吗？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是仅仅为了报私仇的眉间尺吗？回答依然是否定的。文本语言已经揭示了此时的眉间尺肩负的一种使命——挑战黑暗，向暴政复仇的使命。也就是说这个“你”已经超越了个体的小“你”，而成为一种社会道义、社会力量、社会责任的象征。面对这样的大“你”，所谓的“同情”、“仗义”这种个体性的感情和行为，显然是苍白的。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义也当无言也。说透了这一点，眉间尺毫不犹豫地割下自己的头颅，黑衣人在关键的时刻义无反顾地为一诺而舍身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我想，只有这样深入挖掘文本语言的内涵，才能真正读懂作品。
关于《孔雀东南飞》
古代文学作品，经过千百年的大浪淘沙，能够流传下来的便是精品杰作了。然而它们又都是一定历史与时代的产物，无不打上深刻的历史与时代的烙印。因而在阅读与欣赏的时候，必须尊重历史，善于把握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特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作品，而不能将现代意识强加于古人，否则便可能游离历史，影响了对作品真正内涵的准确把握，从而产生误读与偏差。我们以历史名篇《孔雀东南飞》为例。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成功的民间叙事诗之一。同刘兰芝一样，作品的男主人公焦仲卿也是一个性格鲜明、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长期以来，研究《孔雀东南飞》的文章甚众，而对焦仲卿性格的判定几乎是一致的，或认为焦仲卿深受封建礼教影响，性格软弱；或认为焦仲卿开始是性格软弱，到最后才逐渐坚强起来。还说他是一个“不敢直接抗争，只能消极反抗，忍辱负重”（人教版高中《语文》2004版《课文鉴赏说明》）和“是一个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唐弢《〈孔雀东南飞〉的现实主义》）的人。
焦仲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真是这样软弱吗？
话分两头。
在文章的开始，当焦仲卿听了刘兰芝的诉说和请示休去的告白后，便主动找母亲陈述：“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他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当官是没什么希望了，但幸运的是老天有眼，给了他一个好妻子，他深深地爱着她。于是当场向母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暗示他们夫妻之情，誓死不渝。接着他以妻子的行为来询问母亲：“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在遭到母亲的训斥后，他当着母亲的面，跪着许下坚定的诺言：“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在为妻辩护、力争自己爱的权力的过程中，焦仲卿为我们展示了他刚强的一面。
当听说刘兰芝将要改嫁，焦仲卿立马请假直奔刘兰芝家，他以“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心志。就在他伤心欲绝之时，是他首先发誓，如果你结婚，“吾独向黄泉”。爱得如此坚决，如此悲壮，一个为爱可以舍弃生命的人，能说他性格是软弱的吗？
那么，为什么会有“焦仲卿性格软弱”一说呢？
焦仲卿为刘兰芝辩解，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导致了焦母“槌床大怒”。此时仲卿只有“默无声，再拜还入户”。问题就出现在这一情节上，它成了焦仲卿性格“软弱”的“罪证”之一。
在焦仲卿对刘兰芝发誓，如果你结婚，“吾独向黄泉”之后，他仍然没有放弃对爱情的希望，再一次劝说母亲：“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意思是说，如果母亲大人再不同意儿与刘兰芝的婚姻，那么儿死的心都有了。可是，当焦仲卿看到母亲仍然不改初衷时，他知道一切都该结束了。他“转头向户里”，看着自己的母亲，想到自己死后老母孤单的泪水，以及尚未报答的养育大恩，内心备受煎熬，于是“再拜”，“长叹”，“徘徊庭树下”等等。问题又一次出现了，有人认为，面对这个迫使儿子自杀的无情母亲，焦仲卿的行为还是如此的优柔寡断。它又成了焦仲卿性格“软弱”的“罪证”之一。实际上，这里所表现出的正是时代的社会规范与个体情感间的冲突，也是深刻理解焦仲卿与刘兰芝悲剧的一个节点。把握这一节点并透析其内涵是对其进行解读的关键。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便成为统驭国民的社会规范，而“孝悌”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之一，更是社会约定俗称的道德规范准则。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几，微也。父母有过，当微纳善言以谏父母也。”即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父母有过时，子女应当向父母进谏，但是进谏的方式应该是和气悦色，以温柔的声音微微表露自己的意见，只要让父母觉察到自己的观点即止。子女不能够认为自己有道理，就明白指出父母的不是，并要求父母应当如何如何，这样做是不为孔子所允许的。作为读书人出身的焦仲卿，“孝”是他无法逾越的一道大坎儿。他能够在母亲面前为妻子辩解，能够做出那样的表态，已经堪称是一种“勇敢”了，面对母亲的“槌床大怒”，他还能如何？！所以，焦仲卿有意回避了与母亲的正面冲突，从“入户”对着妻子“哽咽不能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痛苦，但是，他没有忘记向爱妻表达自己的心志：“卿但暂还家”、“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母意的“忤逆”了，也是一种反抗。当然，最为激烈的反抗，应当是“自挂东南枝”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规范与个体情感的冲突，看到了强大的社会规范是如何摧垮渺小而脆弱的个体情感。当然，焦仲卿的个体情感，既包含了对刘兰芝的爱，也包含了对母亲的感恩。说透了这点，当焦仲卿做出“自挂东南枝”的决定时，作为儿子的焦仲卿此时的叹息、忧愁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是在那个时代中，焦仲卿所能做出的最高形式的、最彻底的，也是最唯后的反抗，这便是历史时代的焦仲卿，舍此，这个美丽、凄婉而动人的故事便不复存在了！
然而，在焦仲卿的故事中，孝与爱情的博弈，爱情最终胜利了，虽然以浪漫主义的形式取胜，但终究是胜利了。
因此，判定焦仲卿的人物性格软弱，“不敢直接抗争，只能消极反抗，忍辱负重”，“是一个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我们在文本解读中，切忌游离历史及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把当代人的主观意识强加于古人。
2010年
（本文与刘玉合作，原载《语文建设》，后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收录）
唐代皎然、司空图派诗论再认识
唐代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与此相适应的是：这个时期人们对于诗歌的特点也有了更深刻和比较全面的认识，在诗歌理论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使唐代的诗歌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于形成我国具有民族风格、自成体系的古典诗歌理论系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唐代诗歌理论的发展有着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就是形成了两条显然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后人称之为“现实主义诗论”的路线。唐代现实主义诗论始于陈子昂，发展到白居易、元稹，直至晚唐皮日休，他们继承了传统的诗歌理论，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另一条是由皎然、司空图为代表的郭绍虞先生称之为“诗佛派诗论”的路线。他们侧重于探索诗歌的艺术特征、艺术风格、创作规律等问题，写了《诗式》、《诗品》等诗歌理论专著，在诗歌的艺术方面提出不少创见，这是古典诗歌理论十分可喜的一大发展。
过去我国古典文艺理论的研究往往只重视唐代现实主义诗论，而对于皎然、司空图的诗论则重视不够，或者肯定不足、否定有余，对其评价有失公允。
一
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发展，都是由于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因素所决定的。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一定时期的文艺思想，也是受着社会特点的制约的。但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使其本身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又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因此，皎然、司空图诗论的产生、发展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是我国诗歌理论演进过程中的自然产物。
初唐时，齐梁文学的流风余韵犹存，绮丽颓靡的诗风笼罩诗坛，而社会的发展要求文学适应新的时代特点。陈子昂首先代表中下地主阶层的进步知识分子适应时代的要求，举起革新的旗帜，在诗歌理论上批判了齐梁形式主义诗风。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在这里他提出了“风骨”和“兴寄”，道出了齐梁诗的根本弊病，提出：诗歌要求内容能暴露现实、反映现实，恢复建安时期“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气”的现实主义文学优良传统。陈子昂的主张无疑是重要的，对廓清弥漫于唐初诗坛的“逶迤颓靡”风气的余雾起了重大作用，把诗坛的发展引上健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