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借鉴历史地理学理论方法的必要性
近二十多年来，区域史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学科各主要分支学科研究中的一个新取向，受其影响，中国社会史研究也基本实现了研究范式转型，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都有明显的发展。擅长学术史回顾与理论检讨的常建华在1997年撰文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史研究时曾指出，还历史以血肉的社会生活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的社会文化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的区域社会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大特征，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包括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在内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特征。
然而，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出现的“碎化”现象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担忧。所谓“碎化”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研究主题的“碎化”，即赵世瑜所说的“已经有人讥笑社会史只研究一些无关大局、琐细不堪的东西，甚至有猎奇猎艳的倾向”，或者如行龙所说的“由于社会史的定义五花八门，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更是包罗繁芜，许多研究仅满足于题目的新鲜而忽视对社会史理论的体会与领悟，以致陷于具体问题的琐碎考证和欣赏性描述”；其二是研究区域的“碎化”，即将区域史研究完全等同于地方史或地方志研究，淡化了整体史研究这一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坚持的主旨。
区域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如何才能避免“碎化”现象，从而回归整体史研究的正途？关键的一环，还是要在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上下工夫。这是一个老调重弹的问题，学者间也有不同的理解，但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必须在具体的研究中加强整体史观念、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创新。关于社会史的学科属性亦即其与中国史的关系，学术界尚存在分歧，但区域研究本身就是以综合研究为特色的，而社会史研究也有交叉科学的性质，这就决定了区域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必然要借鉴社会科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视角和理论方法来实现自我建设和理论创新。社会史研究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何借鉴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目前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探讨或实践示范，笔者这里想着重强调的是借鉴历史地理学理论方法的必要性。
“区域”（region）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强调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正是地理学区别于历史学的关键所在。传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沿革地理学为其主流的，处于历史学附庸的地位。由于学科间交流不充分，迄今仍有不少历史学者对现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状况不甚了解，认为历史地理学就是沿革地理学，就是山川地名考证和政区沿革，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诞生于历史学与地理学两大母体学科交叉处的现当代历史地理学，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以来，就一直侧重于历史时期区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研究，近年来更呈现出区域综合研究的发展倾向，其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都可与历史学各相关学科相互交流、相互借鉴。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应当借鉴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也就是要从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是因为所有的历史现象不仅都是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而且也是在一定空间内变化的，研究者不能仅仅考虑事物的历时性变化，还应该关注其空间性变化。美国学者杜赞奇指出：“历史——不一定是线性的——是人类对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的意义化回应。对于注定成为历史理论议程不可或缺部分的时间而言，至少有三个系列前设：分期问题、因果问题和像年鉴学派提出的不同种类的（非同质性的）时间问题。这三个问题又进一步引发了关于空间因素的问题：分期的方法怎样才能使一个疆域界构有效，（例如，为什么《剑桥中国史》要从帝国统一开始叙起？）因果性概念如何能将历史事件在一个现存的空间内还原？时间的不同概念和估价如何在历史中等级化？那些没有历史记录的人们如何被认为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并因此推断他们是无历史的？（一个附属问题？）由此而论，历史只存在于精英和国家的空间中。”杜赞奇对现当代史学理论方法的反思，揭示了空间问题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包括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在内的中国历史研究应该借鉴历史地理学理论方法的必要性。
（二）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如何进行区域比较
如何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笔者等曾撰文提出应该关注历史时期的社区比较研究、不同区域人群（社会集团）兴衰的地理背景研究、空间结构及其时间演变规律研究、社会行为研究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来说同样十分重要。区域比较研究目前已是学者们习惯采用的分析方法，但应该注意的是，区域比较研究绝不是一个个区域资料的简单罗列，而是要真正做到区域个性特征之间的比较。区域比较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区域之间的比较，二是区域内部的比较。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将经济史研究中的比较研究分为社会间比较（cross-societal comparison）和社会内比较（intra-societal comparison），并认为“作为比较实际的顺序，首先是充实的社会内比较，其次是波及较为亲近的地理、文化类样本，再推广至较为亲近的社会类型间作相互比较，沿着这样的顺序作更为普遍的观点的比较，就有望接近于达到的目的”。这里的社会间比较和社会内比较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说的，按照地理学或历史地理学的说法，其实正是区域间比较和区域内比较。这一研究方法，不论是经济史，还是社会史研究，甚至于政治史、文化史研究，同样都是至关重要的。
斯波义信揭示了由区域内比较而至区域间比较这一开展区域比较研究较为合理的路径，不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看，区域内比较本身至少应该包括两种含义，一是研究区域内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区域共同特征（或可称为区域个性），二是要比较区域内部的更小层次区域之间的差异。当然，区域内部区域层次的划分应当是适度的，以宜于分析、宜于揭示区域内部的差异特征为前提，否则就会导致前面提到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碎化”现象；区域间比较也不能仅理解为相邻区域间的比较，或者仅仅是研究区域的扩大，“较为亲近”一词最好理解为“问题”一致或相近的区域，因为即使某些区域从地理空间上看相距较远，但若“问题”一致或相近，其间也有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因为这样更有利于揭示事物发展在区域上所表现出的复杂性。
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进程素来被近代史研究者视为一条研究主线，但实际上不论是近代化的开端年代、阶段性特征，抑或是机制、影响与后果，在不同区域间往往有很大差异。1840年通常被视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从此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自鸦片战争以来即开始遭受帝国主义殖民剥削和西方先进文明的双重影响，而西北内陆省份一直到清末仍主要为封建社会的余绪，受所谓的“慢变量”影响更大一些，这也正是学者们在开展区域研究时，在探讨近代城市发展、乡村社会变迁或者行会制度、市镇、宗族等的“近代命运”时，于东南地区往往从1840年或明清叙起，于西北内陆则多从清末新政或民国建元开始论述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在长江上游地区、华北平原等地的相关研究中已被广泛运用，但已有学者指出施氏模式不能包打天下，也有学者力图对其理论有所修正。抗日战争或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区域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在不同区域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韩国学者尹辉铎新近从抗战环境、抗战意识、战略战术诸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华北根据地与东北游击区的抗日斗争形态，这是立足于军事学角度对两个相邻区域的区域比较研究。但从战争的影响与后果的角度来观察，相距较远的地区也可进行比较分析，如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对广东经济来说，战争的破坏力是空前的，使广东经济的发展从巅峰跌入低谷，全省的经济格局在战时、战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省会广州所受损失最为严重，先是迭遭日机轰炸，继而军政当局撤离时自行炸毁，沦陷后又被日军焚劫或占据，公用设备、特殊建筑物、新式工业等方面共损失多达9200万元；而与此同时，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关中因处于大后方，由于政府政策倾斜，区域经济社会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西安因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1932—1945年间，在西京筹备委员会等的积极运用下，城市规划、地形测量与土地估价、筑路修桥与水利建设、城市绿化、乡村建设和古迹文物保护等各项事业均取得了长足进步，西安人口剧增，城市经济与社会较之以往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的比较分析可知，在抗战期间，沦陷区和非沦陷区所受的战争影响是大为不同的，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区域实际上经历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历史分期方法并不总能适应历史学家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变化被普遍承认，但是一旦历史学家进行微观研究或发现细节，这些时间性的界线则被迫后延。这样一来就无法预断变革产生的时间”。这样的“微观研究”主要靠区域比较研究来完成，当然不仅仅限于区域内比较，还应当包括区域间比较。
（三）区域互动研究与整体史研究主旨的实现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要实现整体史研究的主旨，仅靠区域比较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积极开展区域互动研究，亦即用辩证统一的观点来考察区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研究区域的“互动”，同样要注意两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一是区域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二是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
区域社会发展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及其演变当然深受所在区域各种自然与人文环境因素的制约。近年来，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城乡居民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但在区域社会生活方式与区域生活环境的互动研究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目前，气候变迁、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已普遍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其他自然环境因子及人文社会因子的变迁及其对区域社会生活发展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至于区域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及因之而带来的种种后果的研究，更有待进一步加强。
新近已有不少学者在近代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注意到了区域互动问题，也有人倡议要积极开展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但就近代社会史研究而言，区域间的互动研究尚未引起充分关注。从区域间互动这一视角来研究近代社会史，是一个新视角，需要借鉴相邻学科比较成熟的理论方法，经济学的理论必不可少，但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更需要借鉴。按照文化地理学的观点，区域文化一旦形成就存在扩散现象，文化扩散的方式可以分为扩展扩散和迁移扩散。扩展扩散是指文化现象出现后，通过其居民，从该地向四周不断地传递，其所占据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大。这种扩散现象的特点是空间上的连续性，即新的分布区由旧的分布区扩大而形成，旧的分布区较小，而位于新的分布区内。扩展扩散中各种文化现象的扩散速度是不同的，有的速度慢，有的速度很快。迁移扩散是指某种文化现象与拥有这种文化现象的人群或集团紧密联系。往往因拥有这种文化的群体迁移到新的地方，遂将文化传播到该地。迁移扩散是由具有这种文化的人群传播出去，比扩展扩散要快，而且易于保持这种文化的本身特点。另外，由于是随人群迁移，特别是迁移到远处，会使这种文化现象出现某些孤立的点或小区，与其原文化区在空间上不连续。目前这些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已得到广泛运用，但如何将其科学地运用在区域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则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