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浅谈令狐楚、刘禹锡两首牡丹小诗中的贬谪意识
令狐楚、刘禹锡均为中唐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二人均经历仕途坎坷，而尤以刘禹锡“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一贬二十余年，最能引起人们的浩叹。令狐楚、刘禹锡二人晚年过从甚密，屡有诗酒唱和之事，其中有两首题咏牡丹的小诗《赴东都别牡丹》和《和令狐相公别牡丹》，颇值玩味。与牡丹作别，借别牡丹抒发深沉的贬谪感，这一主题在唐人牡丹诗中是颇为特殊的，故本节将两诗摘出，略作诠释，或可因小见大，从中审度这两位中唐著名政治家、杰出文人的晚年生活和心理状态。二诗如下：
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出门回首望，何时更得到京华。
平章宅里一栏花，临到开时不在家。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
令狐楚是中唐著名政治家。他五岁能文，唐德宗贞元七年登进士第。宪宗朝累擢知制诰，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许多中唐宰相一样，令狐楚的政治生涯也充满了起落与悲欢，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七月，令狐楚拜相；半年后（元和十五年正月），宪宗崩，令狐楚为山陵使。元和十五年六月，因其属下韦正牧等克扣工人赏钱事发，被政敌抓住把柄，遭到罢免，被贬出京城长安，开始了漫长的外任生涯。这其中，仅在出京十年之后的文宗大和二年（828）冬，朝廷因其政绩颇著，故将其征为户部尚书，回京任职。但这次任职时间极短，次年三月即出为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这次短暂的回京任职，旋即离京外任，在令狐楚心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前引《赴东都别牡丹》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
此诗首句“十年不见小庭花”，言离家之久。令狐楚元和末为相，有宅在长安，宅内有一小小的花园，园内植有牡丹数株。他被罢相后，长年贬居京外，欲见自家后院的牡丹花开放而不得，故有“十年不见”之憾。次句“紫萼临开又别家”，言不及花开，又不得不离家。令狐楚贬外十年，文宗大和二年冬征为户部尚书，从贬所回到阔别多年的家里，本以为可以安安心心地在京城里任职，但不知何故，朝廷很快又让他离京到洛阳任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眼看着后院牡丹将开，却不能稍作停留，着一“又”字，流露出几许无奈、几许悲凉。第三句“上马出门回首望”，写作者临别家之际回头凝望即将绽放的牡丹花，流露出对后园牡丹依依不舍之情。最后一句“何时更得到京华”是本诗题旨所在。作者于出门之际匆匆作别“十年不见”的牡丹花，说到底是对于家的眷恋，对于“京华”的眷恋。对于家的眷恋，流露出的是对十年贬外生涯的憾恨；对于“京华”的眷恋，则是对不得留京任职的惆怅与失落。此时作者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好不容易被召回又匆匆离京别任，失落之感、迁谪之憾一下子涌上心头，因而发出了这一沉痛的叹息。
为什么离京外任这件事会在令狐楚心里引起如此大的波澜呢？这与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及相应的仕宦心理密切相关。中国古人重京官，因为京官时时在天子左右，其权力、获得升迁的机会较外任官员既大且多，而最主要的是，只有在京（或在朝），仕宦者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政治才干，实现其“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与此相对，当京官被授外任，即使在品佚上并无升降，甚至品佚封赏有所提高，仍然会自认为被天子所斥，摒弃不用。而且事实上，大多数京官外任，都是由于政治斗争的失败，失势而遭贬。这很自然地在仕宦者心中形成如上所述的特定心态。所以令狐楚由户部尚书出为检校兵部尚书、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虽然品佚并没有降低，职任也相当重要，但因为是离京别任，因而仍产生了极强烈的心理波澜，涌起的是一种遭到贬黜的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在令狐楚被征为户部尚书的同一年（828）春天，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遭贬，经历了长达二十四年贬谪生涯的刘禹锡，好不容易回到了首都长安，出任主客郎中。次年三月，令狐楚因故出为东都留守，与令狐楚素相友善的刘禹锡，在读了令狐楚的这首《赴东都别牡丹》后，不禁百感交集，于是和作一首。由于刘禹锡的政治生涯较令狐楚更为坎坷，遭受的打击要大得多，因此，他的这首《和令狐相公别牡丹》感慨更为深沉，发语也更为悲壮、更为深刻。
“平章宅里一栏花，临到开时不在家。”这两句明显是针对令狐楚诗的前两句而来。令狐楚元和末为相，故称其宅院为“平章宅”，“临到开时不在家”似乎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叙述，但如结合令狐楚诗之“十年”、“临开又别家”，则感慨之深，可与令狐楚诗相提并论。更精彩也更深刻的是后面两句：“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令狐楚此次外任，地点在东都洛阳，其距长安确实算不上太远。但是，由于令狐楚心中先有贬谪之感，故其“别牡丹”之作颇含悲怆。针对这一点，刘禹锡进一步加以发挥，将这种贬谪心态发挥到极致：只要是离京外任，出了“春明门”，就是“天涯”！春明门为长安东门，出了这道门，也就是出了长安城；“天涯”本指极远之地，在唐代诗歌意象中，它往往与别离（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贬谪（“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琵琶行》）等情事联系在一起。这首诗里的“天涯”，正是蕴涵遭受贬谪的意味。因此，这首《和令狐相公别牡丹》不是简单的应酬唱和，而是将个人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融汇进去，将自己心中之块垒倾吐而出，同时将令狐楚欲言又不忍言的贬黜感表达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百二十余首唐人牡丹诗中，令狐楚的这首《赴东都别牡丹》以及刘禹锡的和作显得相当突出、相当精彩。唐人牡丹诗多以刻画牡丹之外在形态之美艳为主题，如李白应制《清平调》三首，极尽比喻想象之能事刻画了宫中牡丹之美艳可人，就是典型代表。另一些作品则因唐玄宗杨贵妃赏牡丹事，而将安史之乱和国势的衰颓一定程度上归咎于牡丹，如李商隐《牡丹》诗“终销一国破，不啻万金求”之句，王叡《牡丹》诗“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之句，张蠙《观江南牡丹》诗“近年明主思王道，不许新栽满六宫”之句，言下之意都有视牡丹为“妖花”的味道，虽具有一定的历史反思意识，但远谈不上深刻。与这些作品相比，令狐楚此诗通过与牡丹的“依依惜别”，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坎坷经历融汇到这样一个琐细的生活细节之中，显得感慨深沉、思致深刻而富于感染力；刘禹锡的和作虽然下笔较重，用意较直，但思致深刻，感慨亦极为深沉。他们的创作拓展了牡丹诗的主题，均为唐人牡丹诗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