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这天的工作时，温斯顿不由自主地长出了一口气，即使距离电子屏幕那么近，也没能让他控制住。他把口述记录器拉近自己，吹去话筒上的灰尘，戴上眼镜，接着把已经从办公桌右边气力输送管中送出来的四小卷纸打了开来，夹在一起。
在他小隔间的墙上有三个洞口。口述记录器右边的一个小口是送书面指示的气力输送管；左边大一些的口是送报纸的；在旁边墙上伸手可及的地方有一个大的四方口，上面蒙着铁丝网，这是供处理废纸用的。整个大楼里到处都有这样的口子，为数成千上万，不仅每间屋子里都有，而且每条过道上相隔不远就有一个。不知为何，这些洞的绰号叫记忆洞。凡是你想起有什么文件应该销毁，甚至你看到什么地方有一张废纸时，你就会顺手掀起旁边记忆洞的盖子，把那文件或废纸丢进去，让一股暖和的气流把它吹卷到大楼下面某个隐秘地方的大锅炉中去烧掉。
温斯顿看了一下他展开的纸条，每张纸条上有条只有一两句话的通知，以行话简写——不完全是新话，不过大部分是由新话的词汇构成的。它们是：
泰晤士报17.3.84老大哥讲话误报非洲改正
泰晤士报19.12.83预测三年计划四季度八十三处错印核实最新一期
泰晤士报14.2.84富部错报巧克力定量改正
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哥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温斯顿把第四则通知放在一旁，心中有一种满足感。这是一件很复杂、负责的工作，最好放到最后处理。另外三则都是一般性的，虽然第二件可能需要查阅一大串数字，有些枯燥单调。
温斯顿在电子屏幕上拨了“过期”号码，要求把相应的那期《泰晤士报》送过来，几分钟后，它就从气力输送管里滑了出来。收到的通知跟文章或新闻有关，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需要篡改——或者用官方的话来说——必须加以修改。例如，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在前一天的讲话中预言南印度前线将无战事，欧亚国不久将在北非发动攻势。结果却是，欧亚国最高统帅部在南印度发动了攻势，并没有去碰北非。因此有必要将老大哥讲话中的那段重写，使他的预言符合实际情况。又如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九八三年第四季度——也就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第六季度——各类消费品产量的官方估计数字。今天的《泰晤士报》刊载了实际产量，对比之下，原来的估计每一项都错得厉害。温斯顿的工作就是修改原先的数字，使其跟后来的一致。至于第三条通知，指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几分钟就可以改正。二月份，富足部许下诺言（官方的话是“绝对保证”）在一九八四年内不再降低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而事实上，温斯顿也知道，从本星期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要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温斯顿需要做的，只是用一则警告代替原来的许诺，警告很可能需要在四月的某个时候降低定量供应。
温斯顿每处理完一则通知，就把口述记录器记下的更正纸条夹在相关的那天的《泰晤士报》上，然后送进气力输送管。接下来，他把原来的通知和他做的笔记都捏成一团，丢进记忆洞里让火焰吞噬。这个动作要做得尽可能自然。
气力输送管通向的那个看不见的迷宫里面究竟情况如何，他并不十分了解，不过大体情况他是知道的。不论是哪一天的《泰晤士报》，把需要修改的文件收齐核对以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把改正后的报纸放回原来那期所在的档案。这种不断篡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宣传画、传单、电影、录音、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印刷品和文件都统统适用。每一天——几乎每一分钟——过去被改动得跟现在一致。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允许在档案中存在。所有的历史都可以重写、改写。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的篡改的事。档案司里最大的一个处——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处要大得多——那些人的唯一职责，就是把不合时宜需要销毁的一切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统统收回来。因为政治结盟的变化，或者老大哥预言的错误，有些《泰晤士报》可能已经改写过十几次，但档案里的日期却仍是原来的，也不存在与其矛盾的其他报纸。书籍也被一遍遍地收回重写，重新发行时也从来不承认作过什么修改。甚至在温斯顿收到的书面通知上——他处理之后无不立即销毁的——也从来没有明言过或暗示过要他所干的伪造的勾当，提到的总是为了保持正确无误，必须纠正一些疏忽、错误、排印错误和引用错误。
但事实上，在他重新调整富足部的数字时想——这连伪造都谈不上，不过是用一个谎话来代替另一个谎话。你所处理的大部分材料跟现实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中所具备的那种关系也没有。修改前和修改后的统计数字都是臆造出来的，很多时候都是要你凭空瞎编出来的。比如，富足部预测本季度鞋子的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而实际产量则是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在重新改写预测数字时，将其降至五千七百万双，以便可以像往常那样声称超额完成了计划。反正，六千二百万并不比五千七百万更接近实际情况，也不比一亿四千五百万更接近实际情况。很可能一双鞋子也没有生产。更可能的是，没有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更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你所知道的，只是每个季度在纸上生产出天文数字的靴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一半的人口打赤脚。每一个被记录下来的事实都是这样，不论大小。一切都消隐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后甚至连年份都不确定了。
温斯顿扫了一眼大厅。坐在对面相应位置小隔间里的，是个长相机灵、下巴微黑的小个子男人，名叫狄洛森。他在不紧不慢地工作着，膝上放着一卷报纸，嘴巴凑近口述记录器的话筒。他的神情仿佛是尽量不让旁人听到他说的话，除了电子屏幕以外。他抬起头来，眼镜朝温斯顿的方向敌意地反了一下光。
温斯顿一点儿也不了解狄洛森，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工作。档案司里的人不大愿意谈论自己的工作。在这个没有窗户的长长的大厅里有两列小隔间，纸张的沙沙声和对着口述记录器说话的嗡嗡声连绵不断。有十多个人，温斯顿连姓名也不知道，尽管每天看到他们在走廊里匆匆地走来走去，或者在两分钟仇恨会的时间里挥舞双手。他知道隔壁的那个小隔间里，那个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做的只是在报纸上查找已被蒸发掉、因而认为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的姓名，然后把这些人的姓名删去。这事让她来做可以说是相当合适，因为她自己的丈夫就在两年前被蒸发掉了。再过去几个小隔间，有一个名叫安普福斯的态度温和、窝窝囊囊、神情恍惚的人，耳朵上长着很多的毛，玩弄诗词韵律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删改一些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和谐的地方，但为了某种原因，仍需保留篡改版本的诗歌——他们称之为定稿本。这个大厅有五十来个工作人员，还只不过是一个科，可说是整个档案司这个庞大复杂的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上下左右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在从事种类多得无法想象的工作。还有一些很大的印刷厂，配有编校人员、排印人员和精密复杂的伪造照片的暗房。还有电视节目处，里面有工程师、制片人、各式各样的演员，他们的特长就是模拟别人的声音。还有许多提供咨询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只是列出应当被收回的书籍和期刊清单。有巨大的仓库以存放篡改后的文件，还有隐蔽的锅炉用来销毁原件。在某个地方，还有不知为何匿名的上层人员，他们制定政策，确定过去的这部分应予保留，那部分应予篡改，另外一部分要彻底消灭掉。
不过说到底，档案司本身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已，而真理部的主要任务不是改写过去的历史，而是为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也就是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信息、指示或娱乐，从塑像到口号，从抒情诗到生物学论文，从一本小孩子用的拼写书到一本新话词典。真理部不仅要满足党的五花八门的需要，而且也要全部另搞一套低级的东西供大众们享用，因此另设一系列不同的部门，负责大众文学、戏剧、音乐、电影以及一般性的娱乐，在这里制造出垃圾报纸，除了体育运动、凶杀犯罪、占星学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还有廉价的色情小说、色情电影、伤感歌曲，这种歌曲完全是用一种叫作谱曲器的特殊机器用机械的方法谱写出来的。甚至有一科——新话叫“色情科”——专门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文学，密封发出，除了参与制作的工作人员外，任何党员都不得偷看。
温斯顿工作的时候，又有三则通知从气力输送管里滑了出来。不过它们都是一些简单的事，他在两分钟仇恨会之前就把它们处理掉了。仇恨会结束后，他又回到他的小隔间里，从书架上取下新话词典，把口述记录器推到一边，擦了擦眼镜，开始着手干这天上午的主要工作。
工作是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单调枯燥的例行公事，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十分困难复杂的工作，能让人像解复杂的数学问题一样沉浸其中——这是一些精细的伪造工作，除了对英社原则的理解和对党要你说些什么有所估计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作你的指导。温斯顿擅长做这种事，有时，他甚至受命修改《泰晤士报》的头版文章，那可都是用新话写成的。他打开早些时候放在一边的通知，上面是：
泰晤士3.12.83报道老大哥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提交。
用老话（或者标准英语）这可以译为：
1983年12月3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命令的消息极为不妥，因为它提到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并在存档前将你草稿送上级审查。
温斯顿读了一遍这篇有问题的文章。原来老大哥的指示主要是为了表扬一个叫作FFCC的机构的工作，该机构的任务是为水上堡垒的水兵供应香烟和其他物品。有个名叫威瑟斯同志——他是内党要员——受到了特别表扬，并授予他一枚二级特殊勋章。
三个月以后，FFCC突然被解散，原因未加说明。可以断定，威瑟斯和他的同事们现在已经失宠了，但是在报上或电子屏幕上对此都没有报道。这是意料中的事，因为政治犯一般并不进行审判或者公开批判。在牵涉到成千上万人的大清洗运动中，公开审判叛国犯和思想犯，让他们摇尾乞怜地认罪然后加以处决，那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而且几年来才会发生一次。更常见的是，让党不满的人就此失踪，不知下落。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遭到怎样的下场。有些人可能根本没有死。在温斯顿认识的人中，先后失踪的就有三十几个人，还不包括他们的父母。
温斯顿用一个纸夹子轻轻刮着鼻子。在对面那个小隔间里，狄洛森同志仍在诡秘地对着口述记录器说话。他抬了一下头，眼镜上又闪出一阵敌意的光。温斯顿心里想，狄洛森做的工作是不是跟自己的一样。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困难的工作是从来不会交给一个人去负责的；另一方面，把这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做，又等于是公开承认进行伪造工作。很可能现在有多达十几个人在修改着老大哥说过的话，将来由内党里的某位官员选用其中一个版本，重新加以编辑，再让人进行必要的反复核对，经过这一复杂工序后，最后那个被选中的谎言就载入永久档案，成为真理。
温斯顿不知道威瑟斯为何失宠。也许是因为贪污，也许是因为失职。也许老大哥只是为了要除掉一个过于受欢迎的下属。也许威瑟斯或者他亲近的某个人被怀疑有异端倾向。也许——这种可能性最大——只是因为清洗和蒸发已成了政府运转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所以就发生了这件事。唯一真正的线索在于“提到非人”几个字，这表明维瑟斯已经死了。并不是凡是有人被捕，你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假定。有时他们获释出来，可以继续自由一两年，然后再被处决。也有很偶然的情况，你以为早已死了的人忽然像鬼魂一样出现在一次公开审判会上，他的供词又牵涉到好几百人，然后再销声匿迹，这次是永远不再出现了。但是，威瑟斯已是一个“非人”。他并不存在，他从来没有存在过。因此温斯顿决定，仅仅改变老大哥发言的倾向是不够的。最好是把发言内容改得同原来的话题毫不相干。
他可以把发言内容改为一般常见的对叛国犯和思想犯的谴责，但这有些太明显了，而捏造前线的一场胜利，或者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生产的胜利，又会带来太复杂的修改记录工作，需要的是完全异想天开地编造。突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叫作奥吉维同志的人的形象，好像是现成的一样，这个人最近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有时候，老大哥的命令是为了纪念某个低微的普通党员的，他的生与死被认为是学习的榜样。今天他应该表扬奥吉维同志。不错，根本不存在奥吉维同志这样一个人，但是只要印上几行字，伪造几张照片，就能让他马上实有其人。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然后把口述记录器拉过来，开始以老大哥的熟悉风格口授起来，这个腔调既有军人味道又有学究口气，而且用了先提问题，接着马上回答的招数（“同志们，我们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什么教训呢？教训——这也是英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等等，等等），很容易模仿。
奥吉维同志在三岁的时候，除了一面鼓、一挺轻机枪、一架直升机模型以外，其他什么玩具都不要。六岁的时候——提前了一年，属于破格录取——他参加了少年侦察队。九岁时，他当上了队长。十一岁时，他偷听到他叔叔的谈话似乎具有犯罪倾向，然后就向思想警察做了揭发。十七岁时，他是青少年反性联盟的地方组织者。十九岁时，他设计了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首次试验时扔了一枚就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战俘。二十三岁时，他在战斗中失踪，当时他携带重要文件在印度洋上空飞行，遭到敌人喷气机追击，他把自己和机关枪绑在一起，跳出直升机，带着文件沉入海底——这一结局，老大哥说，不能不使人感到羡慕。老大哥还对奥吉维同志一生的纯洁和忠诚说了几句话。他烟酒不沾，除了每天在健身房度过一小时外，没有其他任何娱乐活动，他发誓要过一种独身生活，认为结婚和照顾家庭与一天二十四小时尽职尽责是不相容的。他除了英社原则以外没有别的谈话题目，除了击败欧亚国敌人和搜捕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叛国犯以外没有别的生活目的。
温斯顿考虑了很久，要不要授予奥吉维同志特殊勋章呢？最后决定还是不给他，因为那会导致不必要的相互参照的工作。
他又看一眼坐在对面小隔间里的那个对手。似乎有什么东西告诉他，狄洛森一定也在干着同样的工作。无法得知究竟谁的版本最后会得到采用，但他深信一定是自己的那个版本。一个小时以前还没有想到过的奥吉维同志，如今已成了事实。他觉得很奇怪，你能够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奥吉维同志，如今却存在于过去之中，一旦伪造工作被忘掉后，他就会像查理曼大帝或者凯撒大帝一样真实地存在，而且有同样的证据可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