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下深处、天花板很低的食堂里，领午餐的队伍挪动得很慢。食堂里人满为患，十分嘈杂。柜台上的格栅里面，炖菜的蒸气往外直冒，带着一股酸酸的金属味，却盖不过胜利牌杜松子酒的气味。在食堂的那头有一个小酒吧，其实只不过是墙上开了一个洞，花一角钱可以在那里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正是我要找的人。”温斯顿背后有人说。
他转过身去，原来是他的朋友塞姆，在研究司工作。也许确切地说，谈不上是“朋友”。如今人们已经没有朋友了，只有同志。不过跟一些同志来往，比跟别的同志来往要愉快一些。塞姆是个语言学家，新话专家。说实在的，他是目前正在编辑《新话词典》第十一版的专家之一。他是个小个子，比温斯顿还小，长着一头黑发，眼睛突出，带有悲伤而嘲弄的神色，跟你说话的时候，他的大眼睛似乎在仔细研究着你的脸。
“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刀片？”他说。
“一片也没了！”温斯顿有些心虚地说，“我到处都问过，全都用完了。”
人人都问你要刀片。实际上，温斯顿还留了两片没有用过。几个月来，刀片一直紧缺。某个时候，总有一些必需品在党的商店里无法供应。有时是扣子，有时是线，有时是鞋带，现在是刀片。你只有偷偷摸摸地到“自由”市场上去才能搞到一些。
“我这一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了。”他不诚实地补充了一句。
队伍又往前进了一步。他们停下来时，温斯顿又回过头来面对着塞姆。他们两人都从柜台边上一堆油腻的铁盘中取了一个。
“你昨天没有去看绞死战俘吗？”塞姆问。
“我有工作，”温斯顿冷淡地说，“我想可以从电影上看到吧。”
“那可差得太远了。”塞姆说。
他嘲笑的眼光在温斯顿的脸上转来转去。“我知道你，”他的眼睛似乎在说，“我看穿了你，我很明白，你为什么不去看绞死战俘。”从思维上说，塞姆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他常常会幸灾乐祸地谈论直升机对敌人村庄的袭击，思想犯的审讯和招供，仁爱部地下室里的处决。同他谈话要设法把他从这种话题上引开去，尽可能用有关新话的技术问题来套住他，因为他对此有兴趣，也是个权威。温斯顿把头转过去一点，以避开他那黑色大眼睛的审视。
“绞得不错，”塞姆回忆说，“不过我觉得他们把俘虏的脚绑了起来，这是美中不足。我喜欢看他们双脚乱蹬乱踢。最主要的是到了最后，他们的舌头伸了出来，颜色发青——青得发亮，吸引我的就是这些细节。”
“下一个！”系着白围裙的群众手中拿着一个勺子叫道。
温斯顿和塞姆把他们的盘子放在铁栅下，很快一份午餐就放到了上面——一盒暗红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小块奶酪、一杯没有放牛奶的咖啡和一片糖精。
“那边有张空桌，在电子屏幕下面，”塞姆说，“我们顺道带杯酒过去。”
酒盛在无把的瓷杯子里。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到了空桌边，在铁皮桌面上放下盘子，桌子一角有人撒了一小堆炖菜，黏糊糊的像呕吐出来的一样。温斯顿拿起那杯酒，顿了一下，鼓了鼓勇气，一口吞下那杯带油味的东西。他眨着眼睛，等泪水流出来以后，发现肚子已经饿了，就开始一勺一勺地吃起炖菜来，炖菜除了烂糟糟的感觉外，还有一块块软绵绵发红的东西，很可能是肉制品。吃完小盒子中的炖菜之前，他们都没有再说话。温斯顿左边身后不远的一张桌子上，有个人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话，声音粗哑，仿佛鸭子叫唤一般，在食堂里的一片喧哗声中听起来特别刺耳。
“词典进行得怎么样了？”温斯顿大声说，要想盖过室内的喧哗。
“很慢，”塞姆说，“我在编形容词，很有意思。”
一提到新话，他的精神马上为之一振。他把炖菜盒推开，一只细长的手拿起那块面包，另一只手拿起干酪，身子向前俯在桌上，免得说话声音太大。
“第十一版是最后版本，”他说，“我们的工作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是人们不再说其他语言时的最后形式。等我们的工作完成后，像你这样的人就得从头学习。我敢说，你一定以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创造新词，一点也不对！我们是在消灭老词——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都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削减到只剩下骨架。2050年以前会变得过时的词，第十一版里一个也不收。”
他狼吞虎咽地啃着他的面包，咽下了几大口，然后又继续说，带着学究式的热情。他那张又黑又瘦的脸庞开始活跃起来，眼神里没有了嘲笑的神情，几乎有些梦意了。
“消灭词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当然，动词和形容词里的多余词最多，但是有好几百个名词也可以不要，不仅是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说真的，如果一个词不过是另一个词的反面，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以‘好’为例。如果你有一个‘好’字，为什么还需要‘坏’字？‘不好’就行了——而且还更好，因为这正好是‘好’的反面，而另外一字却不是。再比如，如果你要一个比‘好’更强一些的词儿，为什么要一连串像‘精彩’‘出色’等等含混不清、毫无用处的词呢？‘加好’就包含这一切意义了，如果还要强一些，就用‘双加好’‘倍加好’。当然，这些形式，我们现在已经在采用了，但在新话的最终版本里，不会再有别的词了。最后，整个好和坏的概念就只用六个词来概括——实际上，只用一个词。温斯顿，你是不是觉得这很妙？当然，这是老大哥最先想到的。”他想了想又补充道。
一听到老大哥，温斯顿的脸上掠过一丝并非很热心的神色，可塞姆还是马上察觉到他有点缺乏热情。
“温斯顿，你并没真正领略到新话的妙处，”他几乎悲哀地说，“哪怕你用新话写作，你仍在用旧话思考。我读过几篇你给《泰晤士报》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写得不错，但它们不过是翻译性的。你的心里仍喜欢用旧话，尽管它含糊不清，词义多变，但没有任何用处。你不理解消灭词汇的妙处。你难道不知道新话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词汇量在逐年减少的语言吗？”
当然，温斯顿不知道这一点。他笑了，但愿自己脸上露出赞同的笑容。塞姆又咬了一口黑面包，嚼了几下，又继续说：“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标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吗？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完全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它。每种必要的概念，都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其他次要意义将被消除。在第十一版中，我们距离这一目标已经不远了。但这一过程在你我死后仍会继续进行。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当然，即使在现在，也没有理由或借口可以犯思想罪，这仅仅是个自觉问题，现实控制问题。但是到最后，就连这点也没有必要了。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新话即英社，英社即新话，”他带着一种神秘的满意感又说，“温斯顿，你有没有想到过，最迟到2050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听懂我们现在的这种谈话？”
“除了——”温斯顿迟疑地说，但又闭上了嘴。
到了他嘴边的话是“除了群众”，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不敢肯定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算不算异端意见，但是，塞姆已猜到了他要说的话。
“群众不是人，”他轻率地说，“到2050年，也许还要早些，所有旧话中真正的知识都要消失。过去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要被销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的作品只会以新话版本存在，不只是改成了不同的东西，而且改成了跟以前意义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文献也要改变，甚至标语也要改变。自由的概念也被取消了，怎么还能有‘自由即奴役’这种标语呢？届时整个思想气氛就要不同了。事实上，将来不会再有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想。正统的意思是不去想——不需要想，正统就是无意识。”
温斯顿突然想到，总有一天，塞姆要被蒸发掉。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清楚了，说得太露骨了。党不喜欢这样的人，有一天他会失踪，这个结果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
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奶酪，坐在椅子上略微侧过身子去喝他的那杯咖啡。坐在他左边桌子上的那个尖嗓门的男人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一位年轻姑娘——大概是他的秘书，背对着温斯顿坐在那里听他说话，对他说的一切似乎都表示赞同。温斯顿不时地听到一两句这样的话：“你说得真对，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姑娘的声音听上去显得年轻而愚蠢。但是另外那个人的声音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那姑娘插话的时候，也仍在喋喋不休。温斯顿认识那个人，但是他只知道他在小说司里担任某个要职。他三十岁左右，喉头发达，一张大嘴巧舌如簧。他的脑袋向后仰着，由于他坐着的角度，他的眼镜片反射着光亮，使温斯顿只看见两片玻璃，而看不见眼睛。有点恐怖的，是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发出来的声音，几乎连一个字也听不清楚。温斯顿只听到过一句话——“完全彻底消灭戈斯坦因主义”——这话说得很快，好像铸成一行的铅字一样，完整一块。别的就完全是呱呱呱的噪声了。但是，你虽然听不清那个人究竟在说些什么，但对他话里的内容，还是能猜个差不多。他可能是在谴责戈斯坦因，要求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他也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也可能在歌颂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前线的英雄——这都没有什么不同。不论他说的是什么，你可以肯定，每一句话都是绝对正统、绝对英社的。温斯顿看着那张没有眼睛的脸还有的一张一合的下巴时，心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个假人。说话的不是那个人的脑子，而是他的喉头。说出来的东西虽然是用词汇组成的，但不是真正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发出的噪音，像鸭子嘎嘎叫一样。
塞姆沉默了一会儿，拿着勺子在桌上的那堆炖菜中划来划去。来自邻座的声音仍在飞快地哇哇说着，尽管室内喧哗，还是可以听见。
“新话中有一个词，”塞姆说，“我不确定你是否知道，叫‘鸭话’，就是像鸭子那样嘎嘎叫。这个词很有意思，它有两种相反的意义。用在对方，就是骂人的；用在与你意见一致的人身上，就是称赞。”
毫无疑问，塞姆是要被蒸发掉的，温斯顿又想道。他这么想时心中不免感到有些悲哀，尽管他明知塞姆瞧不起他，有点不喜欢他，而且完全有可能，只要他认为有理由，就会把他当作思想犯来揭发。反正，塞姆身上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头，他也说不上来。塞姆有着他所缺少的一些什么东西：谨慎、超脱、一种藏拙的能力。你不能说他是不正统的。他相信英社的原则，他尊敬老大哥，他欢庆胜利，他憎恨异端，不仅出于真心诚意，而且有种不可遏制的热情，了解最新的情况，而这是一般党员所达不到的。但是他身上总是有着一种靠不住的样子，有些最好不说的话他会说出来，他读书太多，又常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出没的地方。没有法律，甚至是不成文的法律，禁止你光顾栗树咖啡馆，但是去那个地方还是有点危险的。那些名誉扫地的党的前领导人被清洗前，经常在那里聚集。据说，戈斯坦因本人也曾经去过那里，那是好几年，好几十年以前的事了。塞姆的下场是不难预见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塞姆掌握了他的——温斯顿的——秘密想法，哪怕只有三秒钟，他也会马上向思想警察告发的。不过，别人也会一样这么干的，但塞姆尤其会如此。光有热情还不够。正统就是无意识。
塞姆抬起头来。“帕森斯来了。”他说。
他的话声中似乎有这样的意思：“那个他妈的大蠢货。”帕森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他真的穿过食堂走过来了。他是个胖乎乎的中等身材的人，淡黄的头发，青蛙一样的脸。他才三十五岁，脖子上和腰上已经长出了一圈圈的肥肉，然而动作却敏捷得像个小伙子。他的整个外表像个发育过早的小男孩，以至于虽然他穿着制服，你仍会想象他穿的是少年侦察队的那种蓝短裤、灰衬衫、红领巾。你一闭起眼睛来想他，脑海里就出现他胖乎乎的、有小坑的膝盖和卷起袖子的又短又粗的胳膊。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只要一有机会，比如集体远足或者其他活动时，帕森斯总是穿上短裤。他愉快地叫着：“你好，你好！”向他们两人打招呼，在桌前坐了下来，身上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汗臭味。他红红的脸上总是挂着汗珠，他的出汗能力真是让人佩服，在集体活动中心，只要一摸到球拍是湿的，就可以判断是他刚才打过乒乓球。塞姆拿出一张纸条，上面有一列词汇，他拿着一支蘸水笔在研究。
“你看他吃饭的时候也在工作。”帕森斯推了推温斯顿说，“工作积极，是不是？伙计，你看的是什么？我估计对我来说太高深了。史密斯伙计，我告诉你为什么到处找你，你忘记向我缴款了。”
“什么款？”温斯顿问，下意识地就去摸钱包。大家工资的四分之一必须主动捐出去，名目之多，很难每项都记得清楚。
“仇恨周的捐献。你知道——每户都要出。我是咱们这一片的会计。我们正在全力以赴要好好地表现一番。我告诉你，如果胜利大厦挂出来的旗帜不是咱们那条街上最多的，那可不是我的过错。你答应给我两块钱。”
温斯顿找到了两张皱巴巴、脏兮兮的钞票交给帕森斯，帕森斯用文盲的整齐字体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还有，伙计，”他说，“听说我家那个小兔崽子昨天用弹弓打了你。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对他说，要是他再那么干，我就要把弹弓收起来。”
“我想他大概是因为不能去看绞死人而有点不高兴。”温斯顿说。
“哎，对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表示他思想正确，是不是？他们两个都是淘气的小兔崽子，但是说到热情，那就甭提了。整天想的就是少年侦察队和打仗。你知道上星期六我的小女儿到伯克姆斯坦德去远足时干了什么吗？她叫上另外两个女孩子同她一起偷偷地离开了队伍，用了整整一下午去跟踪一个可疑的人！她们跟了他两个小时，穿过树林，到了阿默夏姆后，就向巡逻队揭发了那个人。”
“她们为什么这样？”温斯顿有点吃惊地问。帕森斯继续得意扬扬地说：“我的孩子肯定他是敌人的特务——比方说，可能是跳伞空降的。但是关键在这里，伙计。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了她对他的怀疑的吗？她发现他穿了一双古怪的鞋子，因此很可能是个外国人。七岁孩子，怪聪明的，是不是？”
“那个人后来怎样了？”温斯顿问。
“哦，这个，我当然不知道了。不过，可要是这样了，我可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大惊小怪的。”帕森斯做了一个步枪瞄准的姿态，嘴里还发出开枪声。
“好啊。”塞姆心不在焉地说，仍在看他的那个小纸条，头也不抬。
“当然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温斯顿老老实实地表示赞同。
“我的意思是，现在正在打仗呢。”帕森斯说。
好像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头顶上方的电子屏幕里传出一阵喇叭声。不过这不是宣布一次军事胜利，只是富足部的一则通知。
“同志们！”一个慷慨激昂的年轻声音说，“同志们，请注意！我们有个好消息向大家报告。我们赢得了生产战线上的胜利！根据刚刚完成的对各种消费品的统计表明，在过去一年里，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大洋国各地都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们走出工厂、办公室，高举旗帜，在街头游行，对老大哥的英明领导表示感谢，因为老大哥给我们带来了崭新的幸福生活。这里有一些统计数字：食品——”
“我们崭新的幸福生活”这几个词出现了好几次，这是富足部最近喜欢用的话。帕森斯的注意力也被喇叭声吸引住了，他的脸上有着一种一本正经的呆相，一种受到启迪时的乏味神情，坐在那里听着。他听不懂具体数字，不过他明白，在某种意义上，那些数字是带来满意的原因。他掏出一个肮脏的大烟斗，里面已经装了一半烧黑了的烟丝。一星期的烟丝定量供应只有一百克，很少能往烟斗装得太满。温斯顿在吸胜利牌香烟，小心翼翼地水平拿着。下一份定量供应要等到明天才能买，而他只剩下四支烟了。这时他闭上眼睛，不去听远处的喧哗，而是专心听电子屏幕里发出的声音。看来，甚至有人游行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的定量提高到一星期二十克。他心里想，昨天才刚刚宣布定量要降至一星期二十克。才过了二十四小时，难道他们就又轻易相信了？是的，他们又相信了。帕森斯很容易就相信了，因为他像牲口一样愚蠢。旁边桌子上那个看不见眼睛的人也狂热地相信了，而且满腔怒火，要把胆敢表示上星期定量是三十克的人都揭发出来，批判他，让他蒸发掉。塞姆也相信了，不过他比较复杂，需要双重思想。那么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记忆吗？
电子屏幕继续播送神话般的数字。同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屋、家具、铁锅、燃料、轮船、直升机、书籍、婴孩的产量都增加了——除了疾病、犯罪和精神病以外，什么都增加了。每一年，每时每刻，每个人，什么东西都在快速发展。像塞姆原来在做的那样，温斯顿拿起勺子，蘸着桌子上那堆苍白色的肉汁，画了一道长线，构成一个图案。他愤恨地沉思着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直是这样的吗？饭一直是这个味道？他环顾食堂四周，这是一间天花板很低、人头拥挤的屋子，由于数不清的人体接触，墙壁上已经变得肮脏不堪；破旧的铁桌铁椅挨得很近，你坐下来就能碰到别人的手；弯了柄的勺子、变形的托盘和粗糙的白杯子；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油腻腻的，每一条缝道里都积满污垢；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金属味炖菜和脏衣服混合起来的气味。在你的肚子里，在你的肌肤里，总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一种你被骗走了有权享受某种东西的感觉。确实，他对所有事物的记忆都没有太大差别。凡是他能够确切记得起来的，不论什么时候，从来都是吃的东西不太够，袜子和内衣裤总是有破洞的，家具总是破旧不堪的，房间里的暖气总是烧得不足的，地铁总是拥挤的，房子总是东倒西歪的，面包总是黑色的，茶总是喝不到，咖啡总是有股脏水味，香烟总是不够抽——除了合成的杜松子酒外，什么都不便宜，什么都缺乏。虽然这样的情况必然随着你的体格衰老而越来越恶劣，但是，如果你因为生活艰苦、污秽肮脏、物质匮乏而感到不快，为没完没了的寒冬、破烂的袜子、停开的电梯、寒冷的自来水、粗糙的肥皂、自己会掉烟丝的香烟、有股奇怪的难吃味道的食物而感到不快，难道不说明了正常的发展就是这样？为何一定需要有一些古老的回忆，记得以前事情并非如此时，才会觉得这些是不可忍受的呢？
他又环顾了食堂一眼。几乎每个人都很丑陋，即使穿的不是蓝制服，也仍旧会是丑陋的。在屋里的那一头，有一个小个子男人长得像甲壳虫一样，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喝咖啡，他的小眼睛东张西望，充满怀疑。温斯顿想，如果你不看一下周围，你就会很容易相信，党所树立的完美体格形象——魁梧高大的小伙子和胸脯高耸的姑娘，金黄的头发，晒足太阳，生气勃勃，无忧无虑——是存在的，甚至是占多数。实际上，按照他所见到的，一号机场的大多数人是矮小难看的。奇怪的是，各部竟尽是那种甲壳虫一样的人：又矮又小，没多大年纪就开始发福，四肢短小，忙忙碌碌，动作敏捷，肥胖的脸上的表情高深莫测，眼睛又细又小。在党的统治下，这种体型的人产量最高。
富足部的通知播报完后又是一阵喇叭声，接着是很轻的音乐。帕森斯在一连串数字的刺激下稀里糊涂地感到有些兴奋，他取下嘴里的烟斗。
“富足部今年的工作干得不错，”他得意地摇了摇头，“我说，史密斯伙计，你有没有刀片能给我用一用？”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说，“我自己的一片都用了六星期了。”
“啊，那没关系——我只是想问一下，伙计。”
“对不起。”温斯顿说。
隔壁桌上那个呱呱叫的声音刚才在播报富足部的通知时停了一会儿，如今又恢复了，像刚才一样大声。不知为何，温斯顿突然想起帕森斯太太来，想到了她稀疏的头发和她脸上皱纹里的灰尘。用不了两年，这些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帕森斯太太就会被蒸发掉，奥布兰也会被蒸发掉。另一方面，帕森斯却永远不会被蒸发掉，那个呱呱直叫的、看不见眼睛的家伙不会被蒸发掉。那些在各部迷宫般的走廊里来来往往的、小甲壳虫似的男人也永远不会被蒸发掉。那个黑头发的姑娘，也就是那个小说司里的姑娘——她也永远不会蒸发掉。他凭本能就会知道，谁能生存，谁会被消灭，至于靠什么才能活下来，则很难说。
这时他猛地从沉思中醒了过来。原来邻桌的那个姑娘半转过身正在看他，她看得很专心，这点令人奇怪。在他们眼光相对的一瞬间，姑娘又把目光移开了。
温斯顿的脊梁上开始渗出冷汗，他感到一阵恐慌。但这种感觉马上就消失了，留下一种不安的东西。她为什么看着他？她为什么到处跟着他？遗憾的是，他记不得他来食堂的时候她是不是已经坐在那张桌子前了，还是在后来才去的。但是不管怎样，昨天在举行两分钟仇恨会的时候，她就坐在他的后面，而这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很有可能，她的真正目的是想听清楚他喊得够不够响亮。
他以前的念头又回来了：也许她不一定是思想警察的人员，但是，正是业余警察才最危险。他不知道她看着他有多久了，也许有五分钟，很可能他的面部表情没有完全控制住。在公共场所或电子屏幕的视野范围内，让自己的思想开小差是很危险的。最细微的事情也可能暴露：神经的抽搐，下意识的焦虑神情，自言自语的习惯——凡是显得不正常或者想要隐瞒什么事情的小细节，都会使你暴露。无论如何，脸上表情不适当（例如在听到某个胜利消息时露出怀疑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桩应予惩罚的罪行。新话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叫作“表情罪”，指的就是这个。
那个姑娘又回过头来看他。也许她并不是真的在跟踪他；也许她连续两天挨着他坐只是巧合。他的香烟已经熄灭了，他小心地把它放在桌子边上。如果他能让烟丝不掉出来，他可以在下班后再继续抽。临桌那个人很可能是个思想警察，很可能因为他，史密斯在三天之内会被关进仁爱部的牢房中去，但是烟头却不能浪费。塞姆已经把他的那张纸条叠了起来，放在口袋里。帕森斯又开始说起来。
“我没有告诉过你，伙计，”他嘴里含着烟斗，咯咯笑着说，“有一次，我的那两个小家伙把市场上的一个老太婆的裙子给点火烧了，因为他们看到她用老大哥的画像包香肠，便偷偷地跟在她背后，用一盒火柴放火烧着了她的裙子。我想把她烧得够厉害的。那两个小兔崽子，哎！可是积极得要命。那就是他们如今在少年侦察队受到的一流训练——甚至比我那时候接受的训练还要好。你知道他们的最新配备是什么吗？是隔着钥匙孔听声音的助听器！我的那个小姑娘有天晚上带回来一个，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说听到的声音比直接从钥匙孔听到的要大一倍。不过我得实话告诉你，这只是一种玩具，却能培养他们的正确思想，对不对？”
这时，电子屏幕里发出一阵刺耳的哨声，这是回去上班的信号。三个人都站了起来跟着大家去挤电梯，温斯顿那根香烟里剩下的烟丝都掉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