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题大做”本为科举考试的惯用语，题是题目，作是写作。科举考试考八股文，以“四书”里的文句命题的叫“小题”，以“五经”里的文句命题目的叫“大题”，“小题大做”的本意是以用小题的题目做大题的文章，引申为拿小题目作大文章。如今“小题大做”的含义已经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般是比喻把小事故意渲染，当成大事来处理，有不值得不恰当的意思。
“小题大做”原本是古代的科举考试用语，出自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的内容。科举制度是国家选拔人才、任用官吏所采用的制度。开始于隋朝，在唐朝形成，完备于宋朝，后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才被废除。
中国古代用的是选士制度，在秦朝之前是采取分封制度，故取士用人就按照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分地以封诸侯，治理国家就由天子、诸侯、卿、士等人负责，阶级分明，每个阶层各依伦常血缘世袭。至东周，世袭制度开始瓦解，食客、客卿成为制度外为各国国君选才的另一途径。
汉朝时，分封制度逐渐被废除，皇帝为举用贤能，于是采用察举制，由各地官府推荐才德兼备的人才。但察举制弊端丛生，评选不客观。到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定九品中正制举才。此制是在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小中正按出身、品德等来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等级录用，后上报给大中正，经核实再上报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交给尚书选用。
九品中正制一直为晋、六朝所沿用。但魏晋时，世族经常以其强大的势力，影响中正官的考核，以致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造成民间人才无法受到重用，形成世族独揽朝廷人事的不公平现象。
到了隋朝，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改设考试选拔官吏，由于分科取士，故为科举制。唐承隋制又有发展，除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时开始实行殿试，并增设武举。由皇帝特诏举行的科举考试称制科。科举考试也因此得以制度化并逐步完善。宋朝时，把唐朝的科举制度改良，实行新措施，制定一套更完备的办法，而其主要目的是要防止徇私舞弊的现象发生。故自宋太祖开宝年间起，凡录取的进士都要经过最后一关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名次也是皇帝钦定。自此，进士都是“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
宋朝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更进一步完善科举的考试规则，以免考官或考生舞弊。因此，把在唐朝实行的“糊名”基础上加以改良，另行“誊录”，并派专人将试卷用正楷誉录，避免考官认出考生的笔迹，保证阅卷的公正性。糊名，就是用糨糊把试卷上考生的姓名密封，以免考官给分时作弊。如唐朝刘□《隋唐嘉话》：“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
此外，在考试时封锁考场称为“锁院”，严禁出入，防止内外勾结作弊。如宋朝吴自牧《梦粱录·士人赴殿试唱名》：“帘引讫，伺候择日殿试。前三日，宣押知制诰、详定、考试等官赴学士院锁院。”
元初，蒙古人不重视开科取士，故停办科举。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才又诏行科举，基本上还是沿袭宋制，但有两点改变对后世有重要影响。一是不再分科，专以进士科取士；另一是考经义的内容如果涉及四书，就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主要依据，这两点变动成为明清时期八股文的基础。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大体承宋制，共分四个阶段，即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考试内容则与前朝不同，专从“四书”、“五经”出题，规定考生必须以古人语气来阐述经义，就如“代圣贤立言”，并以八股文为应考文体来作答。
四书，是宋朝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再加上《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作集注，又称为“四子书”。“五经”，则是指《易》、《书》、《诗》、《礼》、《春秋》这五部经典，在汉朝时订为“五经”。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凡是从“四书”中文句出题的，就称为“小题”；若是从“五经”文句中出题的，就称为“大题”。用“五经”文句的文章写法来做“四书”命题的题目，就称为“小题大做”。
因此，久而久之，后人就引申为用小题目来做大文章，比喻把小事当做大事办理。其实，也有存心夸大的意思。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小题大做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该大则大，该小则小，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取得圆满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