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但上海依旧在国民党手里。大街上，到处是国民党的大兵和特务。他们仗着“戡乱救国”的紧急条令，可以随意处决“可疑的乱党”。
在杨树浦车站，一位等候8路有轨电车的乘客，因为着急问了其他乘客一句“8路怎么还没来”，立即被国民党宪兵逮走了。其实，不过是因为“8路”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八路”谐音，便招了杀身之祸。
正是在这个时候，段镇向地下少先队员们传达了党交给的重要任务：调查国民党军队的驻防和党政机关分布情况，揭露反动宣传，保护工厂、学校和人民生命财产。
铁木儿们迅速行动起来。
为了掩盖连连失败的真相，国民党收买了一些人，在街道两旁到处张贴“国军大捷”、“上海固若金汤”、“共产党共产共妻”等反动标语。
夜深了，在这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居民们早已关起了大门，躲在家里不再外出了。只有警报声不时响起，加上国民党军警皮鞋的托托声，给夜晚增加着惊人的恐怖。可是，街头巷尾却出现了三五成群的孩子，他们似乎是小精灵一样，从东窜到西，从西窜到东，向漆黑的夜挑战。而且，他们中间居然也有十几岁的小女孩。
段镇和当年的地下少先队员家振曾记叙过当时的细节：
只要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些孩子的穿着打扮有点古怪。瞧！这位眼睛大大、又黑又瘦，梳着两根小辫子的小姑娘，却穿着一件又长又大的衣服。这衣服里面有夹层，专为放传单用的。这小姑娘叫肖翠锦，是勤光小学的铁木儿团员，她的任务就是当“传单仓库“。她跟在团员们后面，在街上逛来逛去，当别的小伙伴贴完了标语，就到她身边来偷偷地领取。
撕反动标语比较容易。几个男孩子打打闹闹，你抓一把，我抓一把，不一会就撕掉乌七八糟的一大片。贴新标语可得费点劲，要刷好浆糊，再贴上去按好，得几分钟时间。国民党军警夜间巡逻相当勤，万一在张贴时碰上了他们，被抓走那可就麻烦啦！
机智勇敢的地下少先队员办法也真多。一个孩子被另一个孩子用力按住，他弯下腰来乖乖地“挨打“。突然他挺起了腰，往后一退，靠到了墙上。等他一跑开，墙上就出现了一张新的标语！
原来那孩子弯下腰来是为了让同伴在他身上给标语刷浆糊，浆糊刷好了，他往后一靠，标语上了墙。这下贴标语的时间又缩短了。
天亮了，早起的市民惊喜地发现，墙上的反动标语被撕了。一张张新标语书写着：“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有些地方还贴出来了《告上海人民书》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都振奋着人民的心。人们悄悄地相互转告：“知道吗？解放军派人进来了！”“这是共产党贴的传单，上海就要解放了！”
地下少先队队长李森富曾回忆了他们侦察敌情的经过：
接受段大哥布置任务的第二天，在小沙渡路、新闸路转角处，一个国民党军营附近的空地上，有四个孩子正在打菱角（即抽陀罗）。中午军营里吹起了集合的军号，忽然一个菱角穿过大门滚进了军营，几个孩子一窝蜂似地也跟着菱角追了进去。岗哨大声喝道：“快滚开，这里怎么可乱窜！”
“我们的菱角滚进去了，让我们去拿一拿吧！”一个孩子对着岗哨有意大声叫着，另一个孩子走上前来，拉住他的衣领打了他一拳，叫道：“都是你，快赔我菱角。”那个被打的孩子捂着脸叫唤着，眼睛却透过指缝，向四处张望着。
四个孩子在军营里吵闹着，八只眼睛放射出锐利的目光，看番号、察地形、记人数、点枪枝……最后岗哨赶走了四个孩子，可是敌人怎么会想到这四个孩子就是我们地下少先队员在执行侦察任务呢？
同一天下午，在成都路附近一个仓库门前，也出现了几个打玻璃弹子的孩子，他们也是随着玻璃弹子的滚动，窜进了仓库的大门，查看了军用物资堆放的情况。他们是谁？又是机灵的地下少先队员。
周连娣和另一个女同学，背着书包，嗑瓜子，在马路上逛来逛去，其实她们正在暗暗地记下国民党军营、警察岗亭、反动派政府机关分布情况。
一到晚上，我们几个队员就聚在一起画着小地图，在图上填上白天了解的情况的记号，有的还注上人数和枪枝数。
铁木儿神通广大。他们不仅摸清了许多敌军布署，就连蒋介石、毛森、汤恩伯这些国民党要人的汽车号码也一清二楚。这些情报经段镇之手，交给了地下党支部书记胡德华。
胡德华汇集了各路情报，决定请《石榴花》连环画的作者唐微风同志，绘制一份特别的上海地图，为解放上海做准备。绘图地点选定在地下党员沈理阳家里。
后来成为《新少年报》和《中国少年报》副总编辑的沈理阳回忆说：
在约定的日子，一个中年人敲开了我家的门，互通了暗号之后，我知道他就是唐微风了。他脸孔黝黑，瘦瘦的，约有三十来岁年纪，他的腿有毛病，一手扶着手杖，走路一瘸一拐的。就这样，他同我一起住在我家的三层阁上，秘密制作起地图来。他先把上海的每个区图画出来，然后根据调查得来的情报，在各个路段上标出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机构的位置，再一个区一个区地刻在一张张蜡纸上。
“吱啦……吱啦……”夜深人静，铁笔在钢板上刻蜡纸的声音特别响，与我们仅隔一层木板的邻居家当然也听到这种声音。第二天，这家女主人问我母亲：“你们家来的客人做什么的？”还说：“现在外面时势紧，可不要让不三不四的人进来。”我妈妈立刻顶了回去：“人家是阿昌（我的小名）的朋友，可以相信的。”其实来了一个陌生人，白天黑夜关在三层阁里不出门，妈妈和姐姐多少也明白了一些。她们虽然不知道我们在干些什么，但相信我们是对的，都很支持保护我们，每天做饭招待微风同志，并为我们望风。
大约一个多星期，地图画完了，微风告辞而去。这天中午我亲手把蜡纸送交给了德华同志。
那些勇敢的铁木儿们，人人喜爱“石榴花”，如果知道了他们的情报化为画家笔下的地图，而且是与《石榴花》的作者共同战斗，该是怎样欢欣鼓舞啊！
作为铁木儿团的辅导员兼团长，段镇经常在各个活动点进行秘密指导。他发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之下，许多反动分子惶惶不可终日，如果多发一些警告信，必然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他要求地下少先队员，如果家中有收音机，天天晚上认真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并记录下来；再根据解放军宣传的内容写成警告信，悄悄投入反动分子家的信箱和门缝，向敌人展开心理战。
心理战收效奇妙。
在一个大门紧闭的机关里，一群无所事事的国民党官员正在打麻将。这时，门卫匆匆走进来送了一封信，打开一看，上面用很帅气的字写着：
我解放大军马上进入上海，赏罚严明。对上海的工厂、学校、居民住房等财产，你们必须严加保护，不许遭受反动军、警、宪、特破坏，如有三长两短，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特此警告！
△
官员们顿时吓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无心再玩下去了。有个死硬分子冲到门口，想抓住送信人，可门口只有几个小姑娘在跳皮筋，一个大人也没有。他折回屋里又仔细研究“△”标志，实在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别看啦，反正是共产党的警告信，已经盯上咱们了，小心点吧。”
一位官员沮丧地说着，“这共产党也神了，怎么这样熟门熟路？太可怕了！”
其实，这封警告信是跳皮筋的小姑娘们递进来的，她们都是铁木儿。
无数警告信经过一双双铁木儿的手，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反动分子的家门或信箱。
“你要老老实实，不许继续为反动派卖命，要立功赎罪，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你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人民解放军的眼睛在看着你的一举一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在所有这些警告信的署名处，一律都是尖锐神秘的“△”。
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反动分子总是恶梦不断。早晨起来，当他们见到专门写给自己的警告信，一个个心跳加快、脸色苍白、双手颤抖。捧着警告信，犹如捧着一颗定时炸弹，有的收敛了许多，有的甚至被震醒了，立即悬崖勒马，不敢继续作恶。
等到上海解放时，有些反动分子赶紧向人民解放军自首，并再三说明自己是接到警告信后立功赎罪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许多警告信是出自一些十二三岁的地下少先队员之手。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了！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一个改天换地的日子，那是一个扬眉吐气的日子。
地下少先队的队员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和《你是灯塔》等歌曲，扭着秧歌，欢迎威武雄壮的解放大军。他们送上一杯杯热水，献上一朵朵红花，追随着大军的步伐向苏州河北前进。
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发来嘉奖通令，嘉奖地下少先队和铁木儿团为解放上海做出的贡献！
6月30日晚上，李森富作为地下少先队的代表，应邀参加上海市各界人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宴会，并受到陈毅市长的亲切接见。
7月6日，上海冒雨举行入城式。游行队伍中有两辆标有“少年先锋队”的大卡车，全体地下少先队员们戴着鲜红的红领巾，簇拥着蒋文焕、胡德华、吴芸红和段镇等地下党员，激动地向上海人民致敬。勇敢的铁木儿――地下少先队员，自豪吧，你们实现了“为新中国而奋斗”的誓言！长风公园大草坪上的“上海地下少先队浮雕群像”，留下了你们的身影，而党和人民更将这光荣熔铸进青铜般的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