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幸福都缘于恰当的选择，而段镇一生的幸福呢？或许可以说缘于两大选择，第一是选择了少先队，第二是选择了李蕙芳。李蕙芳不仅仅将终身之爱给了段镇，并为其少先队事业提供了无法计算的保障和支持。
自从调到团市委工作之后，李蕙芳不再穿花旗袍，也不穿呢子大衣，而是与其他女干部一样，穿起了灰色或蓝色的列宁装。
即使在散步的时候，他们也常常讨论理想与现实问题，交流读书心得。一次，段镇问女朋友：
“你看第几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啦？”
“什么意思？”李蕙芳警觉起来。
“不不不！”段镇惟恐她误会，连连摆手，说，“我是说要我们反复体会保尔？柯察金那种精神。你能背下他那段名言吗？”
李蕙芳放心了，流利地背诵起来：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一字不差地背完，李蕙芳盼着一通赞美，却没听见一句话。她刚要抱怨，竟发现段镇眼中闪动着晶莹的泪花，忙问：
“你怎么啦？”
段镇轻声回答：
“这才是真正的人啊！我听你背诵的时候，想起了我入党宣誓唱的《国际歌》。我是中国人，保尔是苏联人，我们遥隔万里素不相识，却是一个目标一个心愿：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祖国不是已经解放了吗？”李蕙芳安慰着段镇，说，“你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嘛，还是个超级工作狂！”
段镇攥紧了女朋友的手，问：
“祖国解放了，我们每个人都解放了，这是事实。可是……”
“可是什么呀？”李蕙芳楞楞地盯着段镇，“解放了就是解放了，这有什么好怀疑的？”
段镇缓缓地摇摇头说：“从教育的意义上讲，相当多的孩子包括大人还没有解放，少儿队应当成为解放少年儿童的组织！。”
“段镇！”李蕙芳见四周没人，提高了声音焦急地喊道，“你是共产党员，怎么有这种怪想法？要受批评的！”
“这是事实，也是真理！”
段镇以固执闻名。他拍拍女朋友的肩，轻声哼起了《国际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就这样，每次与段镇约会，李蕙芳都有上课的感觉。段镇似乎有一个周密的计划，从历史到现实，从教育思想到教育实践，从肇周路小学到尚文小学，逐一与她剖析和讨论。有一次，为了让女朋友了解乡下农民的生活，他居然把李蕙芳带到一个极贫困的小村子去参观访问。
“段镇，我该叫你老师了吧？”
李蕙芳解嘲地问。段镇笑笑回答：
“岂止叫老师，还得交学费呢！”
女朋友给了他一拳。
1953年春天，这对相恋三年的少年儿童队工作者结婚了。
婚礼在上海青联小礼堂举行，蒋文焕自告奋勇当了主持人。
一周前，依照正式求婚的习俗，段镇去了女朋友家，向未来的岳父岳母表达了娶李蕙芳的愿望，并表示一周后结婚。
“什么？7天？”
未来的岳父岳母大惊失色，语无伦次地叫了起来：
“女儿出嫁，一周时间？你们住哪里？有家具吗？”
“你们怎么吃饭？我女儿她喜欢……”
段镇反倒从容镇定，说：
“你们都放心吧，我是国家的人，享受供给制，一切都由组织上安排了。”
自上海解放至结婚，段镇一直是靠供给制生活，每月只有3.5元的零花钱，穿衣吃饭全靠国家供应。李蕙芳也主动放弃工资制，改为供给制，每月由原来的82元工资改为8元零花钱。从此，这对年轻人一起过上了艰苦朴素的革命化生活。
段镇真的向孩子学习了，把婚礼变成了一场高潮迭起的舞会，成了许多辅导员快乐的节日。新婚夫妇只买了10斤花生米、10斤瓜子和1斤茶叶，招待客人们。刘元璋夫妇当然是重要嘉宾，并送了游戏盘玩具为礼物。
一对新人，两家父母，全都出席了婚礼。只是仍嫌门不当户不对，李家父母对段家父母不甚热情。这两家父母也很少讲话。
婚后，这对小夫妻住进了陕西北路128号的团市委宿舍，一间七八平米的小房子。家具极简单，团市委给了一个旧写字台和一把旧的靠背椅子；床是从舅舅处借来的，又用油漆刷新；一只旧火油炉子，也是段家送来的；小两口只添了一口烧饭锅和两个大碗、两个小碗。书无处放，幸亏吴芸红送来一个玻璃橱，便当了书柜。
虽是富家女儿，李蕙芳并无怨言。走进这间斗室，她感到幸福，感到充实，甚至感到成功。能与段镇在一起生活，一切都充满了朝气与希望，整个身心都在光明中飞翔。
一年前，李蕙芳已调入团市委少年部，如今又被派往江宁区担任团区委少年部长。与丈夫一样，李蕙芳也越来越投入工作。新婚之夜，客人们还在喝酒，她倒先起身告辞，要回区里开会。
母亲生气了，说：
“蕙芳，今天是你的婚礼，又是星期天，怎么能撇下丈夫和客人呢？”
段镇却笑着扶岳母坐下，说：
“蕙芳有工作，我支持！”
新婚之夜，新郎独守洞房，等到深夜10点，新娘才回来。
第二天，这对新人像往常一样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晚上，段镇回家时发现，多了一套高级家具和一箱子金边碗，原来是岳父送来的。他留了一张字条：“段镇我婿，这是我卖掉《中华书库》买的，请收下。“段镇皱起了眉头：这资本家的家具，我怎么能用呢？李蕙芳也不知所措。
在一次党的小组生活会上，段镇主动谈了这件事情，并表示了与资产阶级划清界线的决心。
谁知，作为党小组长，吴芸红却咪咪地笑了起来，说：
“阿段，划清思想界线是必要的，但也不必太机械。家具何罪？可以用嘛。”
吴芸红话语轻轻，却给了段镇深深的震撼，他想不到，咪咪姐姐会如此看问题，而自己那样简单，不是也没有获得解放吗？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团市委因为用房需要，段镇搬了两次家，先是搬到陕西南路5号（今城市酒家原址），1954年又迁去了长宁区的天山新村48号楼，并在那里一直住到今天。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天山新村48号那座4层的普通宿舍楼，不仅是段镇40多年的生活之所和研究之所，也成为一个极不寻常的红领巾之家。说是红领巾之家，因为来这里的除少年儿童队工作者外，还有许多少年儿童队员。虽然，只有一间半房子，这里却成了红领巾乐园，还举办过夏令营呢。
新辅导员倪谷音成了段家的常客。
倪谷音是无锡人，从小酷爱读书。在无锡中学时已经小有名声，1949年随父母来到上海。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作为长女，她考入了陈鹤琴先生创办的第一师范学校。1952年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而留在一师附小，她坚决要求当少年儿童队辅导员。
当时，段镇在团市委兼任青教科长，常去一师附小。他清楚地记得，刚来报到的倪谷音，仍穿着师范生的校服――白衬衫、深蓝背带裙，两只小辫子一跳一跳，朝气蓬勃的形象。
可是，当倪谷音戴上红领巾，面对生龙活虎的广大少年儿童队员，又常常无计可施，急得直哭。于是，她主动拜段镇为师，每周六下班都到段家来求教，并与段家人共进晚餐。段镇的母亲甚至已经习惯了，就像添了一口人一样，每逢周六的晚上便多做一个人的饭菜，多预备一双碗筷。
一个又一个夜晚，段镇结合亲身实践，与倪谷音讨论《教育学》，讨论列宁夫人，讨论少年儿童队中的各种矛盾。倪谷音与陈鹤琴的大儿子陈一鸣非常熟悉，获赠许多陈鹤琴的著作，自然也成为她与段镇讨论的重点之一。
倪谷音的勤奋好学与执着，极受段镇赏识。他隐隐地预感到，如果培养得法，倪谷音有可能成为继刘元璋之后的又一颗少年儿童队明星。
1953年8月，为了更确切地反映中国少年儿童队的性质、任务和适应少年儿童们的愿望，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将“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