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10年磨一剑。可是，段镇这把剑却磨了30年，当他横空出世，全国少先队界都为之震撼。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从此，中国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在这样的历史巨变中，邓小平和胡耀邦起了重大作用。
据著名记者戴煌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介绍，1977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没几天，他就开始查问：“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据过去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公职人员中的统计，“揭发出右派”大约45万人；而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50万大关！
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
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又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
胡耀邦回答：“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
于是，段镇得到了彻底平反。
被解放出来的段镇已经整整50周岁。但是，他的经验，他的才华，他的斗志，依然光彩夺目。于是，一时间，段镇成了许多单位争夺的“宝贝”。
团市委副书记陈启懋马上请段镇回团市委主持少年部工作；
教育局请段镇去教育科学研究所当所长；
出版局请段镇去少年儿童出版社；
还有的领导调段镇去青年报当主编；
从待遇上讲，去出版社收入高，去报社当总编升迁可能快一些，但是，段镇毫不犹豫地选定了回团市委少年部。
固然，陈启懋副书记（后任上海市外办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与他是患难之交。陈曾反对划段为右派，文革中因此获“包庇右派“的罪名，与段在同一个台子上挨斗。可是，段镇重返少年部，并非念个人恩怨，而是为了他魂牵梦绕的少先队！
1978年10月27日，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十次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的决议，并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上海走在了前面。早在5月31日举行的“星星和火炬照耀着我们”的“六一”晚会上，团市委书记江明章郑重宣布：经中共上海市委同意，六月一日起本市恢复少先队组织。
那火焰一样燃烧的红领巾，那激情如瀑的咚咚队鼓，无不在热切地召唤段镇。
段镇的心动了，脚步也动了。
当若干单位争调段镇之时，他已经在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蹲点几个月了。
那时的段镇还是《上海教育》的记者。一天，地下党老战友、教育局视导员陶云婴向他推荐了第三中心小学，说那里有一个好苗子叫沈功玲，可以带一带，有希望成长为新一代刘元璋式的大队辅导员。从此，段镇经常跟着陶云婴去第三中心小学。
段镇深得蒋文焕的真传，有50年代在肇周路小学蹲点的成功经验，当“右派”期间又精学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提高了蹲点的理论认识。他将“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领导方法，概括为两句话：
沉下去，海底探宝，
跳上来，天女散花。
这年开学的头一天，段镇第一个来到第三中心小学，与校工一起打扫校园，然后与大队委员们一起戴上红领巾，在校门口迎接每一位老师和同学。
第三中心小学位于虹口公园附近的山阴路103号。它的前身是日本高等女子学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委派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来接管。这里闹中取静，环境优雅。一进校园是宽阔的运动场，南面一排樟树，北面一排梧桐。据说，全校总面积4521平方米，人均3.4平方米。电影《闪光的彩球》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当年的大队辅导员沈功玲回忆说：
段镇来蹲点说来就来，非常突然。在一个静静的楼台上，我开始向他汇报工作，也讲了我如何费尽心思设计队活动，又怎样到处请人，可他似乎感兴趣的不多。我渐渐悟出来了，唯一使他兴奋的是孩子的故事，他关注的是孩子们在组织里究竟什么状态，有没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他特别重视孩子怎么想怎么做，反复地问个不休。
在第一次谈话中，他也讲起了刘元璋学校的故事，告诉我说，海底探宝是辅导员的本领，而宝在龙宫里。
后来，我发现他身上有一种魔力，特别吸引孩子的那一种魔力，孩子们一见他就开心，又唱又跳，还与他对歌。
大约从段镇复出开始，他有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称谓――“段伯伯”，无论小学生还是老师，一律叫他“段伯伯”。后来，有些孩子开始叫他“段爷爷”，他摆摆手，说：“不要你们提拔，叫段伯伯就行了。”于是，“段伯伯”成了统称，20余年未改。不过，上海人叫“段伯伯”很亲切，北方人往往会听成“段爸爸”。
的确，在第三中心小学，段镇成了一个魅力无穷的人，走到哪里都受到热烈欢迎。
这天下午，四（1）中队的队员们发现了段镇，争先恐后地迎上来，喊着：
“段伯伯！”
“快到我们中队来呀！”
段镇快步走过去，躬下身子，亲切地摸摸这个孩子的头，又拍拍那个孩子的脸。
有个小队员盯着他的头，惊叹道：
“啊呀，段伯伯有白头发啦！”
“我老了。”
段镇笑嘻嘻地回答。那个队员摇摇头，又指指段镇的心，说：
“您这儿不老。”
队员们全鼓起掌来，又要求与他对歌。有好几个中队的队员都约他对歌呢。段镇也不含糊，对了一支又一支，并且都是孩子们从未听过的老歌。
譬如，他唱起了旧社会拉洋片的教小孩子唱的歌：
往里面看来往里面张，
上海滩上真闹猛，
往里面看来往里面张，
霓虹灯开得明明亮，
发财人家吃了还要吃，
穷人家叫饿又叫冷。
他还唱陶行知先生改编的《锄头歌》：
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
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
依呀嗨呀嗬嗨，
……
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
联合机器来革命呀，
依呀嗨呀嗬嗨，
……
孩子们兴奋极了，又缠着段镇讲故事。段镇便讲起了地下少先队的故事。地下少先队？有些孩子子弄不懂，还使劲儿往地下瞧，问：
“是在地下防空洞里的少先队吗？”
段镇一点儿不烦，耐心做了解释，又讲起铁木儿秘密做好事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孩子们。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
第三中心小学出现了许多好人好事，却常常查不出何人所为。有一个班卫生一向糟糕。这天下午，同学们来上课，竟发现不但窗明几净，地板也擦洗亮了，黑板上留的署名是一个奇怪的“△”。
校园的“△”越来越多，风气越来越好，孩子以做好事不留名为荣。沈功玲带着队长们当起了“侦察兵”，偶尔发现了有人做好事，那些可爱的孩子恳求辅导员一定要为他们保密。
一天，段镇兴冲冲地找到沈功玲，说：
“好诗呀！五年级少先队员写的好诗！”
说罢，朗诵起来：
小火箭，
长又尖，
呼地一声飞上天，
我呀真想乘上它，
飞向2000年。
沈功玲一听也兴奋起来。她马上去队员中了解，原来是孩子们听了科学家陈念贻伯伯的报告，明白了火箭是现代化的象征，一下子迷上了火箭。
段镇知道这个情况手舞足蹈地说：
“孩子们喜欢火箭，向往现代化，是多么珍贵的兴趣啊！中国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不正需要火箭精神吗？”
“太浪漫了！”
沈功玲若有所思，喃喃地说道。
“少先队太需要浪漫了！现在是现实主义太多，浪漫主义太少。再说，少先队就是要研究并根据队员们的愿望开展活动。”
段镇推荐她看苏联小说《时间呀前进》。
在做地下工作期间，段镇就读了这本书。该书讲述了开展劳动竞赛的故事，即斯达哈诺夫先进生产竞赛运动，给段镇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今，百废待兴，不应当抢时间争速度吗？况且，这个队活动的创意源自孩子们！
沈功玲即刻召集大中队长会议，听取意见，起草了活动计划。
在校长许树宜和副校长张雪珍的支持下，第三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委员会决定，新学年少先队活动的主题：“火箭呀，前进！”该活动以创“三好”（身体好、品德好、学习好）为目标，以调动全体队员自我教育主动性为目的，并以浪漫主义情趣为特色。
队员们立即行动起来了。
活动方案规定：驾火箭以中队为单位，而每个中队必须有85%以上队员拿到火箭票方可乘坐。
火箭票实际是一枚精致的金属徽章，可以戴在胸前。那么，拿到火箭票需要什么条件呢？队员们展开热烈讨论，作为一个现代宇航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少先队制定了“跳一跳可以摘果子”的激励性标准。只要你在“三好”的某一方面有一点点进步，如看科技书、做小制作、小实验、体育达标、保护视力、乐于助人等任何一个方面进步了，都可以拿到一张火箭票。这火箭票是蓝色的底，代表天空；一驾神奇的小火箭上面加了一颗卫星。在那些日子里，它成了队员们梦寐以求的奖赏。
队员们纷纷算日子、定目标，有个人目标、小队目标，还有中队目标。有几个较胖的女队员体育达不了标，她们请男队员当教练，冒着严寒，光着一双白白的小脚丫，拼命练习爬杆，皮都磨破了也咬牙忍着，终于使体育成绩及格了。
关于这段经历，段镇本人曾这样回忆与评述：
1978年底，我调回团市委任少年部长，即总结了火箭活动经验，化为“跨火箭奔三好”的活动向全市推广。回团市委后，我仍坚持每周都深入第三中心小学。在那里，我欣喜地发现了少先队的自动化小队活动，经过总结使之由点到面滚动发展，最后推向全市，延续至今。我又在许树宜校长和张雪珍副校长的支持下，经过沈功玲的创造性操作，在队的发展上突破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关门主义，在全国率先实现少先队组织发展的“全童化”，进而又实现了组织结构的分层化，创建了低龄化的“小红星儿童团。”第二年，我又同沈功玲一起在虹口第三中心小学率先开设道德教育课，进行了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实验研究。实施者有毛蓓蕾、黎佩德和徐、许等老师。我参与指导了实验课的全过程，指导沈功玲写了一篇较有质量的研究报告，受到中宣部赏识，同时被推荐发表于《光明日报》和《人民教育》头版，向全国推广。我重新出来工作后立即同倪谷音恢复联系，一师附小再次成为市少年部的重点。倪谷音首倡“爱科学月”活动，这个富有现代气息的活动，立即转化为全市性的活动，持续20年，至今已成为传统月活动。一师附小和虹口第三中心小学双点并进互补，对全市少先队工作发挥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段镇是个谦虚的人。实际上，自从段镇主持工作起，上海的少先队工作始终走在全国的前例，并常常对全国少先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在一次陪同外宾考察上海少先队工作时，团中央少年部一位负责同志介绍说：“中国的少年部长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在上海，少先队工作的水平最新的也是在上海，上海是代表中国少先队工作水平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