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据说，早在战国时期，楚国的春申君常到上海地区打猎，并在松江一带建造了华丽的憩息亭子，于是有了今天的“华亭”。春申是战国时著名的四公子之一，而上海是他的封地，故取其名中的“申”字为上海简称。春申君姓黄名歇，他渡江处被称为“黄渡”，他率人开凿的江被称作“黄歇浦”或“黄浦”。
直到段玉裁先生和其外孙龚自珍在世之时，上海仍是一片和平景象。可是，鸦片战争打破了上海的宁静，《南京条约》使其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
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上海领事巴富尔，乘“梅杜沙”号轮船抵达上海。这个来自印度的炮兵大佐，成了公布上海正式对外开放为商埠的洋人。从巴富尔开始，上海有了一系列的“租界”，并不断被卷入战火之中。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炸毁了沈阳附近的一段铁路，然后嫁祸于中国军人，随即向驻守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然而，中国军队却接到一道奇怪的命令：“绝对不抵抗！”次日，日军占领沈阳，并向东北全境发动进攻。仅三个月，东北三省沦陷。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由上海租界向闸北一带突然进攻。
这时的段锦云仅3岁多，并且就住在闸北。密集震耳的枪声让他整日惊恐不安，常常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好想依偎在母亲怀中寻求庇护，可母亲总是推开他，因为不到一岁的小弟弟高烧不退危在旦夕。
当时，祖父段炳麟早已去世，父亲远在常熟工作，单位又常常欠薪，两个月未向家中寄钱，家里连维持日常开销都难了，怎么有钱为孩子求医买药？一家人忧心如焚。
此刻，小儿子浑身烧得犹如着了火一般，母亲正抱着他在床上哭，锦云则靠在母亲背后哭。隔壁鞋匠师傅闻声赶过来，手里攥着一只癞蛤蟆，说：“快！快把孩子嘴弄开！”原来，这位好心的邻居听说癞哈蟆的尿可以治病，就冒着危险去郊外捉来一只。他捏紧癞蛤蟆的屁股，对准孩子的小嘴，使劲捏了又捏。孩子不懂事，只是哭得更厉害了。
第二天，孩子停止了啼哭，也永远停止了呼吸。年幼的锦云尚不知死亡是什么，只是全家恸哭很久之后，鞋匠师傅帮助母亲用一张破席子裹起小弟弟向门外走去，弃尸于旷野之中。祖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垂着头跟在后面。段家已经穷得连小棺材也买不起了。
1935年秋天，7岁的锦云进入闸北立生小学读书，这对穷困潦倒的段家既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必然。兴许是段家遗风，即使砸锅卖铁，也要送孩子上学。犹如及时雨一样，吴家大舅舅送来了钱和米，幼时的锦云弄不清他与母亲的特殊关系，而母亲让孩子叫舅舅，孩子都乐意叫。在锦云的记忆里，吴家大舅舅就像亲舅舅一样，总是天使一样的出现在面前。
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抗战爆发。“八.一三”震惊世界，日军几十万人攻入上海闸北、吴淞、江湾一带。10月以后，日军占领闸北、大场、嘉定、真如，逐渐包围了上海。然而，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却从东线撤退。
上海沦陷了。
此时的锦云刚刚读完小学二年级。他看到如蝗虫一样涌来的鬼子兵，就像生活在魔鬼之中一般害怕，连学校也不敢去了。稍微有点钱的人家都从闸北逃到英法租界去了。可是，段家没有钱，爷爷又死了，母亲决心死在闸北了。
锦云的嫡亲大舅舅来了。他力劝母亲去法租界，并出钱帮助租了14平米的房子。这就是段家新的住所――卢家湾打浦桥新新南里200号。
由于日军的大举入侵，本来穷困的上海变成了苦难的海洋。平日里，能吃上盐炒豆腐渣就算不错了。年老的祖母天天出去捡菜皮，回来与碎大米加玉米掺起来吃。那时偶尔卖平价米，限一户一升，半夜排长队，清晨5点开秤，而警察提着鞭子来回巡视。
面对无恶不做的日本鬼子，母亲决定送儿子去宜兴的外婆家避难。在段家心目中，作为长子的锦云是特别重要的，一定要保护。外婆也极疼爱这个外孙，甚至昵称“外孙皇帝”和“大头外孙”，不能有半点闪失。于是，战乱之中的宜兴乡村几乎成了锦云童年唯一的乐土。
半个多世纪过去后，锦云还清晰的记得，宜兴蜀山外婆家的山山水水与风土人情。
宜兴是陶都。外婆家在蜀山南大街，依山傍水。山上一排排窑洞，山下处处是制坯作坊，白泥、红泥随处可见。艺人们敲泥后，如做馒头一样，用模子制成茶杯或其它工艺品，放入窑洞烧一天一夜。陶器烧熟之后再修光、涂油彩、绘画题词，有些茶壶上还做出了十分逼真的龙头、观音、如来佛……
锦云陶醉了，整日里蹦蹦跳跳，看个不够。他在这里的东坡小学念四年级。星期天，他爬上山顶玩耍，或攀上大树看书，累了就在枝干粗壮的树上睡觉。从高处看外婆家，犹如一幅流动的国画美不胜收。有时，锦云也会乘小船帮人运送陶器，也会在河中嬉水捞虾，更神气的则是骑着水牛过河。不过，水牛也有脾气，开始的时候，锦云只能抱着放牛娃的后背骑牛。
人是环境的产物。假若，锦云在宜兴久了，或许会成为一个制陶艺人，因为他生性好奇、心灵手巧。可是，平静的诗意生活仅仅维持了几个月，又响起了枪声。占领上海的日军又来攻占宜兴了。
宜兴百姓纷纷逃难，再好的陶制品也不要了。如虎狼一样的日本鬼子，用机枪扫射四处逃散的人们，田野、河边、山坡处处是尸体和鲜血。锦云夹在逃难人群之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伙伴倒在水田里，身上血如泉涌。
锦云跟姨母逃到双桥的一个亲戚家里，刚刚进屋便听见日本兵进村的“咔咔咔”脚步声。一家人赶紧熄灯，藏入灶间的柴火堆中，直到“咔咔咔”的声音彻底消失。
东坡小学的老师逃走了，在宜兴无法读书了。段家无可奈何，又将锦云接回上海。经过表舅的介绍，锦云进入平江儿童院。该院实质是一所小学，由苏州旅沪同乡会所办，是一群重视教育的生意人做的好事，大都收穷苦子弟，免费读书还供食宿，极受欢迎。
锦云在平江儿童院读完了小学五、六年级，既受到了民族文化的熏陶，又开始接受革命的影响。
每天早晨吃饭时，在外号“老竹桶”的大班长带领下，同学们一起背诵朱子家训：
一粥一饭当念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在那个做奴隶的苦难岁月里，能吃上饭是何等不易，谁不知节约？所以，小伙伴字字响亮，句句入心。
在这里，锦云学习了古文，熟悉了孔孟之道，也开始学习英语。课余时间参加军乐队，锦云学会了打鼓。但是，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史地教师童先生的课。童先生并非共产党员，只是学联成员。他常常分析时事形势，谴责重庆政府腐败无能，鼓动大家团结抗日。讲到动人处，童先生声泪俱下，同学们群情激昂。
转眼到了毕业。一些年龄大的好学生招工走了，锦云只有13岁，未被选中，孤独地回到家里。
家中清贫如洗。锦云的第一个妹妹已经二、三岁了，患小儿麻痹站不起来，又常常高烧不退。死亡的阴影再次笼罩着段家。
父母对儿子期望仍然是读书，但锦云已经懂事了，他不忍心拖累家庭，决意考奖学金上中学。
1942年，锦云以优异成绩拿到《新闻报》奖学金，进入了兴中中学。与其他各校一样，日本统治者向每个学校派了日语教员。兴中中学初一年级的日语教员名叫铃木，他并非军人，而是东京的一位教师。
锦云很有外语天才，已经迷上了英语，却从未想过学习日语，因为他恨透了日本鬼子。他一领到日语课本，见第一页上有日本天皇像，立即用红蓝笔打了许多叉叉。在日军统治区内，敢轻蔑天皇，绝对是死罪。奇怪的是，铃木先生见到后，却没有大发雷霆，而只是低声说：“这很不好呀！”他撕下那页天皇像，悄悄装了起来，鼓励锦云说：“学好日语，自有用处。”
一次，铃木先生从日本探亲回来，还送给锦云一盒铅笔作为礼物，因为他喜欢这个勤奋而有骨气的中国学生。锦云的日语进步很快，对铃木先生也很尊重，却依然故意在日语字典上滴了一片红墨水，暗示血债要用血来还。
作文课上，易老师讲到了鲁迅先生，鼓励同学们做真人讲真话。锦云立即拿起笔来写下了早想好的标题《吃人的社会》。他一口气写下了小妹妹悲惨而死的经过：小妹妹病死了，家里还是买不起棺材，祖母与父亲用席子一卷，将妹妹的小尸体扔在了卢家弄堂口。附近有个慈善山庄，专收尸体，可由于死人太多，竟一时收不完。锦云上学天天路过卢家弄，天天看见妹妹的尸体，有时看见野狗在啃咬妹妹，看见妹妹铁青的小脸……这篇作文感动了易老师，她在批成绩处批了两个从来未用过的字：“超上”。
然而，“超上”成绩的锦云却无心读书了。弟弟妹妹的死深深地刺激了这个热血少年，而每天过桥时必须向日本兵脱帽鞠躬，更让他倍感屈辱。他不知该怎么办，只是读报的时间渐渐多了起来。
锦云在思考中，在选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