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成熟的思想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分析段镇少先队教育思想的形成原因时，全国少工委负责同志曾指出：
“段镇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少先队工作者作为同事和朋友，他的许多思想就是在与同伴的讨论、切磋、辩驳中成熟起来的。他的实验和实践都是和同伴们一起进行的。少先队理论研究的繁荣、全国各地少先队专门家和研究成果的涌现，也为段镇少先队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外动力。”
事实正是如此。段镇的出现有厚实的群体背景，即半个多世纪形成的高水平少先队工作者群体，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现象。
有“热水瓶”之称的刘元璋，担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十几年，对少先队的关怀犹如“守护神”一般。1993年，当夏秀蓉接替退休的刘元璋时，这位女局长坐上了分管少先队的魔椅之后，也与前任一样成了“少先队局长”。
沈功玲从段镇手里接过少年部长重任9年之后，在老师的指点下，大胆起用王建军、谢咏等年轻人先后担任部长，而自己则担任了全市的总辅导员。
段镇爱才心切。“10分钟队会”使他发现了陈建强，“自愿组队”又让他发现了邱从实，均调入了上海社科院的青少年研究所。如今，陈建强已担任了副所长。
1986年，按照市少工委“保留一批少先队工作骨干，长期从事少先队理论研究”的要求，卢湾区教育局率先在教育学院设立了少先队教研员。此后，在上海市教育局的鼎力支持下，各区、县教育学院均设立了少先队教研员。这样，加上少年部长和总辅导员，每个区、县都有了专职做少先队工作的“三驾马车”。这是上海少先队工作持续高水平发展的重要举措，也初步实现了段镇“稳定队伍”的梦想。
更令人欣慰的是，一批又一批优秀少先队工作者成长起来。1999年9月10日教师节，上海市少工委对50年来曾荣获全国或上海标兵称号、具有高级职称现仍在少先队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的辅导员老师，授予首批“上海市少先队名师”称号。他们是：段镇、刘元璋、倪谷音、毛蓓蕾、沈功玲、陈蓓蕾、倪新明、陈宝霖、陈建强、张瑞香、洪雨露、梁建敏、封惠平、黄美英、乐蕴韬、沈人骅、沈雪兰、左丽华、乌绮霞、沈建华、陈炜、袁伦兆、崔可嘉、曹敬鹏、袁莉、金品良等26人。其中，全国优秀辅导员和全国优秀辅导员标兵13人。
“少先队名师”的命名，在中国是一个创造。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些灿若群星的“名师”，才使上海的少先队大花园姹紫嫣红美不胜收。每颗星星的升起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中大都有段镇的身影。
毛蓓蕾是著名的儿童教育家，一直在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工作。全国第一个红领巾中队，就在她的精心辅导下产生。毛老师非常欣赏段镇，有时还挽着他的胳膊，邀请这位“少先队迷”到自己家做客。
与斯霞一样，毛蓓蕾最大的特点是爱的教育。段镇曾委托高峰详细采写毛老师，并在《少先队研究》上发表长篇文章，题为《毛蓓蕾的少先队工作艺术》。其中，有一个故事耐人寻味。
在一次公开的主题队活动中，由于孩子过于紧张“出洋相”了。掌握会议的小主席第一炮就打哑：预先准备好要讲的话，没说上几句就结结巴巴地噎住了。毛蓓蕾亲切而小声地勉励她：“不要紧，想不起来就少说几句，尽快宣布下面的内容。”可是下面的发言与演出，如得传染病似地，一二再，再二三地出了差错。有忘记带道具的；有摔倒在台上的……主题会结束后，回到教室，个个垂头丧气，正襟危坐，静静地等待老师的批评。但是毛蓓蕾没有这样做，她说：“要让孩子们在生活中既品尝成功的喜悦，又要经受失败的磨炼，才能使他们更快地成长起来。害怕失败，只会处处变得谨小慎微，怎能有创造精神呢？但是，要教育孩子们正确地对待失败，认真总结教训，而不能抱无所谓的态度。”毛蓓蕾启发大家畅谈自己的感受，最后小结时向他们指出：“这次主题会开得确实不太理想，出了不少洋相，需要改进，但却是一次少先队员们自动、自主，具有真实性、创造性的活动，这是最大的进步。”辅导员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和鼓励，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接着，向他们提出建议：利用两周课余时间，人人动手动脑、修改、充实内容，再开一次主题队会。结果，这次队会开得十分成功，队员们真正体会到当家作主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欢乐。
毛老师说：
“当一个辅导员戴上了红领巾，你就是这个集体中普通的一员。你就得以民主、平等的态度，处处尊重他们、信任他们，支持他们的首创精神，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会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如果你凌驾于组织之上，事事包办代替，那么你就听不到孩子的心声，不了解他们的希望与意愿，那么你就无法进行启发、诱导，你的少先队工作就会缺乏生命力……”。
一天，段镇又收到了华坪小学“赛男孩小队”的来信，令他眉开眼笑。女孩子们豪迈地写道：
只要大队部发出号召，我们小队总是第一个行动。在活动中发挥了我们女孩子心灵手巧的特长，为家庭、为学校、为社会做了许多事。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不要我们干家务活，样样事都包办代替。我们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做到会做的事自己做，不会做的学着做。为了让父母放心，我们开展了“露一手”的小队系列活动。第一项，是整理房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大家集合在小队长的家，把小队长的家当作练兵的战场，叠被、扫地、抹桌、整理书桌、探窗。练习完了，分头回家干了起来，队长负责评比。这天的晚上，我们看到了母亲惊讶的神情，看到了父亲满意地点头。我们是多么高兴啊！我们发现：只要自己愿意干，事情一定会干得好。
第二项是闯入厨房禁地。又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从家里拿了鸡蛋、青菜、豆腐、肉、荠菜等来到小队长李敏家里学起了做菜。这天，我们共做了荷包蛋、烧青菜、榨菜肉丝、豆腐汤、荠菜肉丝羹。待我们父母回家，看到桌上做好的菜都夸奖我们说：“真能干。”
我们乘机向父母要求每天负担一部分家务劳动。父母没有同意这个要求，说：“偶尔干一点还可以，还是把学习搞好一点吧！”于是，我们想了个好办法，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表示了我们的决心。我们的真诚终于打动了他们。于是，我们将计就计，开展了“我和妈妈订合约”。合约规定了我们每天承担的几项家务劳动和妈妈要教会我们的几项劳动。为了使合约真正起效，爸爸还作证人呢！现在，爸爸妈妈常夸我们：“女儿，真能干！”我们心里甜滋滋的。
记得在一年前，我们看见乔琼的家附近有一位孤老是个老奶奶，中风后行动不便。于是我们便决心把在家学来的小本领用来为老奶奶服务。经过讨论，我们决定每星期六作为我们小队的服务日。我们见老奶奶很孤单，就常去陪她聊天。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带好了苹果、桔子、糯米小圆子、白糖，大家动手为老奶奶烧了一锅水果羹。当我们舀了一碗送到老奶奶手里时，老奶奶用颤抖的手捧起了碗，连声说：“好孩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见到老人喝着我们煮的水果羹，听到老人对我们的夸奖，我们太高兴了，因为我们为别人献出了自己的爱心。
我们和老奶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当我们在家里吃到好吃的东西时，总不忘留一些，去看老奶奶时带给她尝尝。我们还用自己的零用钱为老奶奶买了毛巾、牙刷、牙膏等日用品。我们的行动受到了父母、老师的支持，他们说我们学会关心别人了。我们用自己的爱心为孤老送去了一片温暖。也使自己得到了锻炼，受到了教育。我们用自己的行动说明了女孩不比男孩差。现在，爸爸妈妈再也不对着我们叹气了，他们为有个懂事的女儿而感到骄傲。
在中队里，我们这个要强的小队什么都要争先。我们总是精心设计，小队活动常常是别具一格，小队报总是第一个出来，还多次获得第一名。我们的小队也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小队。
别看我们人小，我们小队的小家务还挺忙呢！有小银行、编辑部、图书室……小队成了我们快乐的天地。
我们小队的队员们都即将离开小学，奔赴新的学习岗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现在和将来的日子里，男孩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男孩不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要努力去做。10年以后，我们要以崭新的面貌，展示新时代女孩的形象，做顶天立地的人。
一支支自动化小队涌现出来，犹如丰硕的果实，标志着小队改革走向成功。段镇几乎陶醉了。在这个创造的岁月中，新鲜事儿层出不穷。
针对中学少先队工作难的现状，上海继光中学和虹口中学等少先队组织，创造了大队职能部的经验。据红领巾理事会小主席吴？介绍，她所在的奉贤南桥中学初一少先队中队里，还开始“小队职能部建设”的实验。沈功玲在吴？的文章上写道：“材料宝贵，充分反映中学少先队员的改革进取精神。”段镇和沈功玲还将这篇题为《欢跳的火焰》的报道推荐给《辅导员》杂志发表出来。
继光中学的大队职能部自1985年就开始设立，得到段镇的大力支持。当时，大队辅导员龚强年仅20岁。
该校通过实施大队职能部制，少先队组织的凝聚力增加了。大队长通过每周的中队长例会，使少先队的有关活动要求、内容、情况得到上通下达；通过各职能部召集的中队委员会议，商量安排具体活动的开展，调动更多的队员来参与大队的工作。各部门都抓住常规建设，建立了一套传统活动，例如宣传部的“书法比赛”，学习部的“说新闻、道旧闻、比趣闻”活动，文体部的“二跳一踢”比赛，组织部的“队知识竞赛”等等，不仅丰富了队员的课余活动，而且培养了活动骨干队伍，形成了活动的系列。大队职能部制的实施，给以往沉闷的中学少先队生活注入了“活力”，为中学少先队工作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虹口中学少先队大队设有对外联络部。该校大队辅导员杨莉说：
“当今的世界，少先队员不仅仅生活在学校中，他们还要接触社会，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中受到感染。社会是少先队活动的广阔天地，社会是少先队员实际能力锻炼的良好场所。为此，少先队组织要主动与工厂、农村、部队、机关等单位挂钩，让少先队员有更多机会接触工人、农民、解放军、革命长辈等等。我校少先队的外联部就这样诞生了。”
首任外联部长季志强是一个男同学，他的特点是头脑灵活，反应极快，善于思考，能开创局面。刚成立外联部时，怎样打开局面，从哪点着手工作，没有先例可言。他花了许多时间，搜集了大量信息，从报纸上、广播里，电视中了解外校、外部门的状况，为虹口中学少先队工作的开展出谋划策。比如，中福会少年宫的14岁生日活动，就是季志强同志从外校打听来消息后，与大队辅导员一起去联系而组织的活动。少先队员第一次有机会在少年宫的大草坪上野餐，吃生日蛋糕、参加营火晚会，令他们难忘。从那年开始，虹口中学每年都参加少年宫举办的14岁生日活动。
第二位外联部长王明是一位口才特好的女同学。她在竞选外联部长的过程中，就是运用良好的口才优势压倒群芳而获胜的。她的特点就是有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在虹口中学举办的元旦文艺汇演之前，她硬是凭着这张嘴，把行知艺校的一台文艺节目搬上了文艺演出的舞台。也是她，硬是凭着这张嘴把消防中队的战士们请来担任虹口中学少先队校外辅导员。王明同学平时还非常注意结交兄弟学校的大队委员，同他们结下了友谊，促进了虹口中学少先队同其它校少先队组织的联系和学习。
自动化的思想深入人心，许多学校的少先队工作都出现了自主自动的趋势。1988年秋，普陀区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赵国强在段镇的建议下，大胆地尝试着将民主机制引入辅导员工作。他向全校少先队员郑重宣布：
“大队辅导员是学校少先队大队委员会的平等一员，也要经过少先队员的选举产生。因此，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意愿，决定选举或者罢免大队辅导员！”
赵国强这几句话掷地有声，在全上海引起强烈反响。谁不清楚？这可是背水一战！干好大队辅导员工作谈何容易，让孩子投信任票更加困难。如今大话说出去了，一旦落选，何以在学校立足？可是，赵国强就是自信。由于与队员们心贴心，工作受欢迎，他总是连选连任。他在大队委员会也从不专权，可以多做分析与建议，但表决时与其他队委一样，每人只有一票。
段镇和沈功玲慧眼识人。经他的推荐，龚强和赵国强两个小伙子先后调入了团市委少年部。自1994年起，赵国强先后担任了少年部副部长、部长。
红领巾事业不但后继有人，而且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这让段镇倍感振奋。早在1983年9月在莫干山休养时，他写过一首诗：
我爱红领巾，
我写红领巾，
红领巾是我的希望，我的生命，
加紧写呀，
写出你们的成长，
写出我们共同劳动、创造的结晶，
红领巾是我的心脏，
红领巾我最亲，
深情的期待，殷切的希望，
寄托我坚定的信念，
献出我全部的心血，
啊，我永远在你们身边，
当你们变成坚硬不锈的合金钢时，
就让我变成煤渣，
我将愉快地躺在地上，
为你们铺好向更高山峰进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