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部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有不尽相同或很不相同甚至截然不同的看法。拿《红楼梦》来说，自它问世以来，就众说纷纭，争论不休。鲁迅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作家呢，他为自己的创作意图遭人误会、曲解，往往感到不平、委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品总会有人理解。今天，曹雪芹不是拥有越来越多的知音了吗？
对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也因读者的眼光不同，引起了争鸣。大多数读者看法比较一致，觉得这是一篇表现普通劳动者心灵美，洋溢着爱国主义深情的佳作，把它评为1980年优秀小说，理所当然。也有同志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主人公许灵均的形象，不足为训。有的说，作者歌颂的是一个“新时代的浑浑噩噩的人”；有的说，作者美化了一个“畸形的灵魂”。总之，《灵与肉》的“真实性有待于探讨”，断定“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倒退现象”。
我认为这样的分析和评价，脱离了作品的实际情况，无视了文学创作的特点和规律，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都是有害无益的。这样的文章，恐怕才是文学批评中的“倒退现象”呢！
评论一部作品，首先应该从作品本身所反映的特定生活，选择的特定题材出发，来分析它的成败得失，决不能主观臆断，向作者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否则，就会像鲁迅所说，“批评家若不就事论事，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恰如吃菜的不谈品味如何，而怪厨子“何以不去做裁缝或造房子”一样。
《灵与肉》描写的是一个出身于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二十年来的遭遇，以及他因祸为福，在长期的体力劳动过程中，在与普通劳动者（包括他妻子）同甘共苦的朝夕相处中，从灵魂到肉体的变化。作者通过对主人公痛苦遭遇的描写，有力地批判了反动血统论，控诉了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我们重温了那场50年代后期已露征兆、十年浩劫中愈演愈烈的民族灾难。同时，作者还通过对主人公和周围群众美好心灵的揭示，谱写了一曲呈献给祖国和人民的热情颂歌。
作者选择的是“伤痕”题材，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带有精神创伤的普通知识分子。读完作品后，我们就会欣喜地看到：作者别开生面地处理了这样的题材，使它显出了“亮色”；作者还用他那支匠心独运的笔，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脚踏实地的爱国知识分子，为当前小说创作的艺术画廊增添了一个真实感人的爱国者的形象。作品形象地告诉我们，许灵均的个人命运，是同人民、同祖国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坎坷道路，不幸遭遇，以至于某些扭曲的性格，无不深深地打下时代的印记，有着时代悲剧的投影。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概括了我国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道路。这个在红旗下长大，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本应有美好的前途，本应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因为出身不好，而被错划为右派，驱出革命队伍，流放农场劳教。当他在夜晚的月光下，为寻找一个比较干燥、温暖的睡处，爬进马槽时，他怎能不感到凄怆和委屈？此时此刻，完全象征性地指出了他孤独的处境：“人们抛弃了他，使他来和牲口为伍！”回顾往事，他感到“狭窄的马槽夹着他的身躯，正像生活从四面八方压迫他一样”。当读到他“抱着长长的、瘦骨嶙峋的马头痛哭失声”时，我们怎能不涌出同情之泪？
但许灵均在屈辱的劳动中，并没有自甘沉沦，被苦难摧毁，他像西北高原上常见的沙枣树那样生长着，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饱览草场的瑰丽的风光，把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大自然和劳动给予他许多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代替了消沉、悲怆、委屈的情绪，“他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在和放牧员的共同劳动和生活中，他羡慕他们感情的朴实、单纯；而放牧员们对他的谅解、温情，以及他们之间无拘束的闲谝，“像阵雨过后的彩虹一样，在他心上激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使他产生向他们学习的强烈愿望。尤其是他和另一个不幸的人——“吃红苕长大”、外流来农场寻找活路的秀芝的结合，给他带来了从未享受过的家庭温暖。“她和他的结合，更加强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使他更明晰地感觉到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的单纯、纯洁和正当。他得到他多年前所追求的那种愉快的满足。”在他的问题得到纠正，重新走上教师岗位后，孩子们的尊敬，放牧员的信任，使他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和自己的价值。正因为作品生动细腻地描写了这一切，所以当许灵均断然拒绝父亲的要求，做出不愿出国的抉择时，我们为之信服，深受感动。这正是许灵均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这正是他灵与肉发生深刻变化后必然采取的行动。因为，“那里有他生命的根！”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从作品中，我们怎么也得不出许灵均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和“一个畸形的灵魂”的看法，怎么也引不出怀疑作品真实性的结论；相反地，我们只能得出《灵与肉》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关系，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结论。
持否定意见的同志认为，许灵均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应写出他的“勇敢抗争”。试问：逆境中的正面人物只能写成“斗争型”的吗？大家知道，在逆境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现。你可以写张志新式的面对面斗争的早醒，你也可以写普通劳动者的觉醒、斗争，甚至悲剧命运……只要能给人以教育、鼓舞和美的享受，我看都可以。一般来说，作家总是选择自己熟悉的题材，表现自己熟悉的人物。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不能强求一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说：“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他还指出：“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这样做，才能有利于题材和人物的多样化，繁荣文艺创作。试想一下，如果要求鲁迅把阿Q这个不觉悟的农民形象，写成一个有觉悟的革命农民，岂不荒唐可笑，这样的阿Q也就不成其为阿Q了。同样，把许灵均写成张志新式的早醒者，也就不是许灵均了。
此外，我认为评论一部作品，还必须尽量了解作家的生活经历、创作道路、艺术个性，这有助于对作品的理解。鲁迅曾指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张贤亮是位初步形成自己创作风格，具有自己艺术个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凝聚着自己痛苦的人生经验。他本人就有过类似许灵均那样的遭遇。他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文学修养的根基开始是扎在西欧古典文学和北美近代文学上的，而文学创作是从诗歌开始起步的。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而下放农场劳动。以后明关暗监将近二十年。他所以没有沉沦而幸存，据他自己分析有这样的原因：“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给我的启示……始终像暗洞中的石钟乳上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在与劳动人民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他精神的创伤得以治疗，他的感情、生活习惯、幸福感和价值观念起了变化，心灵变得丰满起来。他说：“长期在底层生活，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种种来自劳动人民的温情，同情和怜悯，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他对他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这就是他走过的生活道路。
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会为他笔下出现的大都是“畸人奇行”而感到奇怪了。知道了这些，我们对他作品的基本主题更有所了解了。知道了这些，我们对他的创作个性也就比较清楚了。知道了这些，再回头来读《灵与肉》就更有体会了。难怪许灵均对生活那么执著地向往和追求，难怪许灵均有一双善于发现祖国山川之美的诗人眼睛，难怪他会唱出这么动人心弦的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颂歌。
想否定许灵均吗？类似许灵均那样遭遇的张贤亮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怀疑作品的真实性吗？那段生活留下的伤痕还在，记忆犹新！
为什么要指责因祸为福的情况呢？历史上就有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大量例子。
为什么要怀疑许灵均的爱国精神呢？为什么不能加以歌颂呢？比起当前现实生活中那些丧失民族气节、不要国格人格的败类，许灵均的形象可以说是鹤立鸡群！这个形象的现实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作为张贤亮本人，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既“不必趋时”，也“不可苟安”，应该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尽量扩大自己的生活视野，开拓题材的新领域，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写出更好的篇章。
1981年4月15日
（载《朔方》1981年第6期）